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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秀经略河北、发展势力的时候，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正在向长安进兵，他们要推翻、取代更始政权。刘秀认为争夺天下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一面派大将军邓禹率二万精兵，也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渔翁得利。一边选择了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处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泌阳县，汉时辖18个县）作为占领中原的根据地，任命文武兼备的良将蔻恂任河内太守行大司马事，他向蔻恂交代任务时说：“从前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向萧何那样，保证军粮供应，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外面的军队，不让他们到这个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随后，刘秀又回到冀中、冀北一带。在回程的路上，将领们纷纷商议，几次请刘秀上尊号称皇帝，但刘秀以“时机未到，不宜称帝”为由拒绝，他说：“贼寇未平，四面受敌，何必这么早上尊号呢”。当走到南平棘（今河北赵县）时，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不答应。将军耿纯在没人的时候对他说：“刚才这些将领们。人家抛弃亲人、家乡和土地，跟随大王出生入死，本来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官拜爵的心愿。现在大王迟迟拖延，违背了大家的心愿。我担心人们失望了，就会产生离去的想法。人们一散，就难以再招回来了”。刘秀由此相信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的真实心愿，并非虚让。于是，他表示将考虑这个问题。到达蒿县（今河北高邑），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来，向他询问四方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早在刘秀在洛阳任司隶校尉（检查官）时，冯异就一直在身边，陪同和照顾刘秀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准备，他不争功名，每当论功行赏，他总是蹲在大树下一声不响，人们都叫他“大树将军”。冯异为人直率，不会向刘秀说假话，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了解战争的形势。所以，他的估计有很大的可靠性。冯异对刘秀说：“更始帝的败局已定，称不称帝在于你，但应听从众人的主张”。正在这时，有个叫强华的儒生，捧着一道赤符从关中来见刘秀，符上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寓示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到公元22年刘秀起兵，正好是228年；“火”指汉朝，按阴阳五行说，汉朝属火德。就是说：刘秀乃“受命天子”，要再不为天当子，那不仅违背群望，也违背天意了。于是，刘秀于公元25年6月在蒿县的千秋亭五城陌筑起祭坛，声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邑、王寻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改这年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蒿县为高邑。7月，拜邓禹为大司徒，王梁为大司空，吴汉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耿兖为建成大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朱偌为建义大将军，杜茂等人为大将军，使各将帅均有所得。10月，定都洛阳，建立了东汉政权。史称“东汉”。
刘秀虽然称帝，但天下尚未平定。刘秀面临着一个群雄割据，山头林立的局面。较主要的有：赤眉军在长安，梁王刘永在淮阳，隗嚣在天水，公孙述在成都，窦融在河西，彭宠在渔阳，张步在青州等地方割据势力。此外，刘玄军的残余还占据着郾、宛、邓、淮阳等地。而且，较小的割据者和乡间营堡不计其数。以后，刘秀又用了11年的时间，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才基本平定了群雄割据的局面，取得了当时中国的大统一。刘秀深知，国家经过10几年的战争，已经民穷财尽，人民都想卸掉战争的负担。所以，在全国基本平定之后，在总结前朝失政原因的基础上，刘秀确立了一套新的治国方针，其核心就是好儒仕文，以柔治国，与民休养生息。刘秀自小就生性温柔，缺少凌厉之气。即帝位以后仍是如此。有一年，刘秀回到家乡，同族的婶子、大娘们见了他这个当了皇帝的侄子，接受着他的赏赐，喝着他设下的酒席，非常高兴，叫着他的名字相互议论说：“文叔小时候，谨慎、老实，从不为小事与人计较，为人厚道。他什么都好，只是太温柔了些，没想到做了皇帝还是这个样子”。刘秀听后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和之道行之”。刘秀的话并非说笑，在他执政的32年里，他始终奉行“柔和之道，与民生息”的政策。早在建武元年，刘秀派冯异去接替邓禹主持关中战事时就对冯异说：“三辅地区，连遭王莽、刘玄作乱的祸患，又加上赤眉、延岑的暴行，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困苦，哀哀无告。现在将军去征伐那些不肯臣服的武装集团，开营堡之门投降的，只须将首领送到京城来，遣散其部众，让他们回去耕田种桑，摧毁他们的营寨，使他们不能再聚集就行。征伐，不一定都要占领其地，毁城杀人，关键在于平暴定乱，安抚他们而已。众将领作战非常勇敢，只是太好抢掠。你是能够严格控制部队的，但也要严已律己，不要给郡县造成痛苦”。冯异接受命令，率军西上，所经之处，展示军威，建立信誉，使很多武装集团不动干戈的投降了。刘秀的柔和之道还表现在他的恢廓大度，平易谦和的气质。焚烧王郎的文书，以安定人心；宽宥朱鲔以降洛阳；表示诚信以服铜马，这都是被人称道的。建武四年，割据天水的隗嚣正徘徊于归附在成都称帝的公孙述和刘秀之间而忧郁不决。于是他派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光景。马援自幼就被人称为大才，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的敬重。到洛阳后，他被刘秀接见时的气度所折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特使，并没有开堂生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戴，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刘秀微笑着开头就说：“贵客遨游在两个皇帝之间，经多见广。今日见到贵客，深感惭愧了”。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他叩头说：“当今之世，不仅君王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王啊！我和公孙述，同是茂陵（今陕西兴平市）人，自幼交好。可是，不久前我到成都，公孙述列仪卫于殿下，严密戒备，而后才传我进去。现在我远道而来，陛下怎么知道我不是奸人刺客？竟然这样简便地会见我而连警卫都没有”？刘秀笑着说：“你不是刺客，只是个说客罢了”。马援说：“天下大局，反复不定，盗用帝王称号之人，不计其数。如今，看到陛下气度不凡，恢廓大度，和汉高祖刘邦相同，是真正的帝王之才“。后来，马援劝隗嚣归附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自己脱身归附了。
刘秀不光在军事上讲柔和之道，在政治上同样也采用柔和之道，建武五年，那时皇家的宫室还没修饰，统一战争还没有结束，刘秀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各自的观点）传授诸经。每天朝政议事结束后，他就同文武大臣一起学习，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休息。由其是平定了隗嚣、公孙述以后，除非紧急时刻，刘秀从不谈论战争问题。公元51年，有人建议趁匈奴内部分裂，而又遭受严重灾荒的机会，一举消灭匈奴，但被刘秀坚决的否定了，他说：“如今，国家还没有妥善的法令政策，灾异变乱不断发生，百姓惊慌恐惧，人民没有保全身家性命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远在边塞之外的事情呢？如果动用全国一半的人力财力，用几年的时间来消灭大敌，还不如休民养力”。从此将领们不敢再建议任何军事行动。刘秀之所以“偃武修文”不轻易兴兵，一是要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环境，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二是想到用这一和平时间来改变他的官吏队伍，以适应由原来的夺取天下转变到巩固天下的这一过程。刘秀的官吏队伍，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凭军功提拔起来的，这些功臣善于斩将屠城，但也喜欢放纵，对于治理地方，安集百姓则不相适宜。对于这些官吏，即使有些不顺从、不听使唤或在某种程度上违背法纪，刘秀也不便对他们有过于严格的要求。为了改变官吏的素质和结构，用文吏取代功臣，刘秀想方设法把一些著名的儒学人物拉到自己身边，或任以官职，或冠以衔号，这样，他身边很快就集中了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刘秀对他们以礼相待，或听取他们的策谋，或利用他们的名望和学识，从心理上威服僚属，抑制他们居功自傲和他们似乎无所不能的心理。在与民生息方面，他精简官吏，节省开支，合并和减少了400多个县，这样，一是有利于朝廷政令更有效地通达到地方，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刘秀还针对西汉社会最严重的社会弊病奴婢问题作出改革，他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六次下令释放奴婢，三次下令禁止虐待奴婢。公元26年，刘秀下令“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听其自便；敢拘留者，按法律治罪。公元36——38年，他连续三次下诏说：自建武8年以来，被迫当了奴隶的一律恢复平民身份，自卖的，不再交赎金。刘秀的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刘秀自公元30年后，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他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他默认了农民在起义中夺取的部分土地。经过刘秀十多年的和平治国，东汉前期的七、八十年中，生产发展了，人口增加了。东汉初期，公元57年，全国人口仅2100万，但到公元105年，已达到5300万，垦田数到东汉和帝刘肇时达到七亿三千万亩，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封建割据的国家恢复了大致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历史上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同所有的皇帝一样，刘秀当皇帝后，凡是同族中随同起兵的族父、族兄们，非封王即封侯。叔父刘良封赵王；大姐刘黄封湖阳公主；三妹伯姬封宁平公主；被刘玄杀了的大哥刘演追谥为齐武王；刘演的二个儿子，一个封齐王，一个封鲁王；在宛城战役中死去的二哥刘仲追封为鲁哀王；二姐刘元追封为新野长公主。刘秀的母亲樊娴都是湖阳人，起兵前夕已卒，湖阳樊氏一家封了五个侯；刘秀的外祖父樊重，刘秀是否见过面，史无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