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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展露了其描写风景的非凡才华，俄罗斯的森林、天空、田野和草原在他廖廖数笔的勾勒下顿时显得生动鲜明，令人神往，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小说创作代表了屠格涅夫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屠格涅夫在五十一七十年代间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这便是他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 《父与子》、《烟》和《处女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反映了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启蒙宜传活动，六十年代前后废除农奴制的民主运动以及后来的“民粹派”运动，塑造了一系列贵族知识分子的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主人公罗亭是四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聪明热情、才华横溢，对未来充满热烈的向往，却又脱离人民，所以最后只能一事无成，成为一个“多余人”。他象一个“无根的浮萍”，永远也没找到自己在现实生括中的位置。比起普希金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罗亭具有更强和更自觉的批判意识，他所进行的反农奴制活动更加积极主动。这是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大进步。
《贵族之家》也是描写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同样是一位热情但又缺乏具体行动目标的人。在他经过对爱情的失望后，是纯洁而美丽的丽莎重新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但当他的妻子重新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茫然失措，无所作为，任真正的幸福离他而去。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目渐缩小，而变成了一个懒惰的、令人惋惜的阶层。
《前夜》被称为俄罗斯文学史中最早歌颂“新人”的作品之一。贵族姑娘叶莲娜不顾家庭的反对而远离故乡，嫁给了一个贫寒的保加利亚革命青年英沙诺夫。当英沙诺夫去世后，她毅然继续奔赴保加利亚，投身到了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叶莲娜是个比以住小说中的女性更具有革命觉悟的妇女形象。她的出现，已预示了俄国社会中新的社会要求的产生。
长篇小说《父与子》是屠格涅夫在与《现代人》杂志决裂以后发表的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反映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表现自由主义贵族同平民知识分子的较量。
小说的情节在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他的同学阿尔卡基和阿尔卡基的伯父巴维尔之间展开。巴扎罗天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崇尚唯物论，充满强烈的否定精神。认为“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对改变现实是毫无用处的，他所遵从的原则，就是行动。他代表了 60年代最进步的思想。巴维尔·基尔沙诺夫是“父”辈的代表，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维护者，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他虽竭力反对巴扎罗夫的各种主张，但总是敌不过对方，最后在与巴扎罗夫的决斗受伤，从此一蹶不振。巴维尔的弟弟尼古拉是个善良温和的地主，他沉湎于空想而在现实中一无所为，他在各方面均无法与巴扎罗夫较量。巴扎罗夫的同学阿尔卡基是个天真的青年贵族，他有时站在巴扎罗夫一边，但实际上却离他的父亲和伯父更近一些，在思想感情上，他更倾向于他们，最后他继承了父辈的庄园，成了“父”辈中的一员。
《父与子》发表后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并对此展开了争论。作为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屠格涅夫，他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一边，在巴扎罗夫的身上，充满了许多矛盾。他既是虚无主义者，否定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却又没有行动；他与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却又时时感到同人民的隔阂。这个矛盾的性格，充分反映出作者自身的思想矛盾。所以，当时进步的文学批评界并没有将马扎罗夫视为真正的革命民主主战士。尽管如此，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个人物在当时的确有着进步意义。
屠格涅夫的小说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它们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长，其中的人物深刻，常常具有典型意义，但人物并不繁杂。整个小说结构严谨而流畅，文笔抒情而充满诗意，尤其是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体现着人们对俄国妇女的最高理想，充满着强大的艺术魅力。
第五节 奥斯特罗夫斯基
奥斯特罗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戏剧家，他为俄罗斯民族戏剧的发展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其丰厚的创作遗产，在俄国文学史，乃到世界的戏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以他的创作活动，继承并发展了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他的出现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的重现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罗夫斯基于182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市民家庭，他的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在他童年时就去世了。奥斯特罗夫斯基生长在莫斯河南区，这里是商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他很小就十分熟悉商人的生活。1835年，他考入了省立中学，在这一时期萌生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强烈兴趣。1840年，奥斯特罗夫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但由于对法律缺乏兴趣而很快便退学了。
1843年及以后的数年，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直在莫斯科的多所法院中工作。这一时期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更深入地了解了商人、官吏和小市民的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面貌，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他在法院供职期间，但真正引起轰动的剧作，是他写于 1849年的喜剧《自家人好算帐》。这部戏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成名作，也是他所创立的“生活的戏剧”体系诞生的标志。该剧描绘了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世界，揭示了在这个“黑暗王国”贪婪、欺骗和唯利是图的冷酷面目。专横的商人鲍尔肖夫为侵吞别人的财产，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管家名下，佯装破产。但狡猾的管家不仅乘机娶了主子的女儿，还占有了主人的全部财产。鲍尔肖夫因赖帐而锒铛入狱，女儿和女婿为了钱，甚至不肯营救自己的亲人。人与人的关系在这里变成了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系。奥斯特罗斯基以其深刻的思想触怒了沙皇和反动势力，他们下令禁演此剧并迫使奥斯特罗夫斯基辞去公职。
沙皇政府的迫害和斯拉夫派保守思想的影响，使奥斯特罗夫斯基一度陷入了矛盾。五十年代初，他创作了美化商人和宗法制社会、向现实妥协的三个剧本，这便是：《各守本份》（1852）、《贫非罪》（1853）和《均勿随心所欲》（1856）。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进步思想界人士的帮助下，奥斯特罗夫斯基很快便摆脱了斯拉夫派的影响，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来。
1856年，莫斯特罗夫斯基沿伏尔加河沿岸作过一次长途旅行，这次旅行使他更清楚地观察到了农奴制即将崩溃的局面和进步力量所拥有的强大社会基础。根据这段生活所积累的素材，奥斯特罗夫斯基写下了一系重要的剧作，如：《肥缺》（1856）、《代人受过》（1855）、《女学生》（1858）和《大雷雨》（1859）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仍然通过塑造地主、商人、官吏的丑恶形象，来表现俄国社会贫富不均、富人压迫穷人的社会本质。对于因不堪忍受剥削而向旧势力挑战的人，奥斯特罗夫斯基则寄予了深厚的同情。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阶级日益衰落的六十年代，奥斯特罗夫斯基还写过几部反映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戏剧作品，如：《一个旧友胜过两个新友》（1860）、《艰苦的日子》（1863）、《闹市》 （1865）和《深渊》（1866）等。奥斯特罗夫斯基在这些作品中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庸俗与堕落，赞扬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美德。
六十年代中后斯，奥斯特罗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关系日渐密切，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又一个旺盛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868）、《来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1）、《狼与羊》（1875）和《没有陪嫁的女人》（1878）等。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容和强烈的社会意义，作者通过对没落贵族的腐朽堕落生活方式进行揭露，对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唯利是图的社会本质的批判，展现了一个旧贵族、新商人主宰的“黑暗王国”。《来得容易去得快》刻画了一群没落贵族的堕落生活，地主的女儿、不惜一切追求金钱和享受的丽佳·切鲍克萨罗娃便是这群人中的代表。《没有陪嫁的女人》表现了新兴资产者冷酷、残暴的本性。富商克努罗夫和奥热瓦托夫为了一千卢布的陪嫁竟无耻地破坏了拉丽莎的爱情并残忍地将其抵押出去。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无论是作为没落阶级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丑恶的本性和种种罪行，都被他揭示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揭露中，充分表现出了作者作为民主主义者的立场。
奥斯特罗夫斯基一生写有近五十部剧作。他的作品，继承了普希金、果戈理和格里鲍耶陀夫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而且在戏剧的题材、形式等方面有所革新，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的戏剧革新家。
《大雷雨》（1860）是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重要戏剧作品，它发表于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前夕，是对“黑暗王国”的控诉，也是对“光明“世界的呼唤。
该剧根据作者在伏尔加河收集的素材创作而成，反映了一个旧传统与新风尚相互较量的故事，剧中女主人公卡捷琳娜是位善良而又刚强的姑娘，她嫁到专横跋扈的卡巴诺娃家后备受婆婆的欺辱，她的丈夫季洪软弱无能，无力保护受虐待的妻子。在孤单和绝望中，卡捷琳娜爱上了商人季科伊的侄子鲍里斯，而鲍里斯同样是个软弱的人，他虽然幻想着和卡捷琳娜过幸福的日子，但又无力对抗叔父的意志，在季科伊的逼迫下鲍里斯只好抛下卡捷琳娜，远走他方。无依无靠的卡捷琳娜最后被迫向婆婆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然后投湖自尽。在这部作品中，奥斯特罗夫斯基揭示了俄国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人民的穷困、富人对穷人的压榨、富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和妇女在家庭中爱奴役的不平等地位。
季科伊和长巴诺娃是统治阶级的代表，是旧传统和旧秩序的卫道士。季科伊凶恶无比，仗着自己的势力对穷人进行敲榨勒索，对鲍里斯他也不放过，最后逼得鲍里斯离开这座城市他才罢休。卡巴诺娃是另一种类型的剥削者形象。她表面上很善良，但实际上却十分专横、毒辣。她是家庭的主宰者，是旧秩序的捍卫者，她仇视一切新的事物，拚命将家里的人约束在她所信奉的陈规陋习之中。当预感到“老规矩完蛋了”，“末日要来了”的时侯，仍不停止对卡捷琳娜，甚至是亲生儿子季洪的折磨和迫害。库利金一语擢穿了她的伪善本质：“她是个假善人！她肯施舍叫化子，可是对家里的人却狠极了”。作者指出，正是这两个封建农奴制的卫道士，是卡捷琳娜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
季洪和鲍里斯同受着卡巴诺娃和季科伊的支配，也是卡巴诺娃和季科伊手下的牺牲品。季洪在母亲专制的家庭里长大，养成了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他从来就没有过人格的独立，所以他虽爱自己的妻子，却又无力保护她。鲍里斯虽比季洪有知识和文化，但他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眼看着季科伊侵吞了自己的财产，他也只是忍气吞声，最多是发发牢骚而已。他也爱着卡捷琳娜，但他是无力从“黑暗王国”中救出卡捷琳娜的。季洪的唯唯喏喏和鲍里斯的软弱，同样是造成卡捷琳娜死亡的原因。
奥斯特罗夫斯基用卡巴诺娃、季科伊、季洪和鲍利斯等人物形象，营造出了包围在卡捷琳娜周围的、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表明了卡捷琳娜悲剧的制造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社会。
卡捷琳娜也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动人、最美好的妇女形象之一。她的性格与季洪、鲍里斯的性格相比，要勇敢、坚毅得多。她厌恶沉闷而冷酷的生活环境，忍受着卡巴诺娃的百般欺辱，季洪的软弱更加使她感到孤立无助。鲍里斯的出现，使她看到了改变生活现实的契机，她对鲍里斯的爱，多少带有反抗命运的色彩。卡捷琳娜性格的光彩之处，集中体现在她最后与卡巴诺娃的抗争上，她并没有再屈从下去，而是以自己的死，表达了她将不再忍受“黑暗”的统治、誓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