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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奇乌斯法（LexCin－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61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若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份内所得用今天（90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枉法，但十之八九只是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竞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撒路斯提乌斯为此曾贿赂了恺撒120万谢斯特尔提乌斯。
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决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恺撒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Sallustiani）可以看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Pinci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芗、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
作为平民派，撒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终始的。撒路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恺撒的信和他对恺撒的演说的话，那末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预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35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
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的妻子特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46年离婚，西塞罗已经60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悒郁寡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10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元45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10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苦于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10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明。在这将近10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段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公元前44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末情况大致是这样：《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CAEA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IO）写于公元前50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撒与庞培对峙时期；《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写于公元前46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喀提林阴谋》（BellumCatilinae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前43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AlumIugurthinum）发表于公元前41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iae）记述从公元前78年到公元前67年大约12年间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公元前78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Lepidicos．adpopulum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78年，是抨击苏拉的统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Philippiinsenatu），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C．CottaeadpopulumRomanum科塔是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祥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MacriTR．PL．adplebem），公元前73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Cn．Pompeiadsenatum，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75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istulaMithridatis，公元前69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字精采而被后世的修词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段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DeBrosse）、克里茨（Kri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因为就文笔而论，《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青年时开始从政，也像当时一般罗马青年那样，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吃得了各种各样的苦头，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也决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而能够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孩子似的屋大维（奥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无论什么苦也经受得住，从而得到恺撒的赏识，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尊处优，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挥师东征，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赏识的，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你看他自公元前49年之后，为了恺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东西南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坚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毁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补充整理了80卷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maximi）（已佚）。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Ennius，前239年—前169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Fabius，公元前254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Cinc－iusAlimentus，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PostumiusAlbinus，公元前151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iusAcilius，曾为公元前155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被承认为真正的历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PorciusCato，前234年—前149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响一向深恶痛绝，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他制订了散文的拉丁语；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7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时间从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文字虽然朴拙，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只是在取材方面，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可惜全书已失传，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Cassius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Gnaeus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当时的罗马历史，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来的历史作品里。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也想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乌斯·腓洛洛古斯已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