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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个同样有教益的案例。他们以前是些猎人，灾难性地转而靠耕种生活。他们总是濒临饥饿的边缘，眼看着自己的文化退化成一种遗迹。他们唯一认识的价值是食物；他们基本的善行观念是个体在肚子里的占有物，他们对一个好人的定义是，“有一个填饱了的肚子的人”。村庄仍在建立，但是核心家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功能。孩子勉强带着，到了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得自谋生路了。只是当有一种特殊的合作需要时才会出现婚姻。由于能量的缺乏，性活动也极少，而性活动的快乐被认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当作一种解脱或者享乐，因为死亡意味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由于不幸的伊克人处于最低的可维持生活水平，就有人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难逃灭绝之灾。但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整地、并且或多或 少是稳定地保持了至少 30 年了，而且它同样还将维 持下去。
在社会结构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解释可能会是：缺乏来自其他物种的竞争。这种观点来自生物学家称之为生态放松的现象。在过去一万年或更长的时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控制环境方面已经如此成功，以致于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它具有一种适度的内在一致，而且总的说来不停止生殖就行。没有一种蚂蚁或白蚁能享受这种自由。由于来自其他社会性昆虫的捕食和竞争，在筑巢、建立味迹或者执行婚飞中最轻微的无效性，都能导致该物种的迅速灭绝。简而言之，动物物种倾向于被禁固于生态系统之中，其活动范围很小，人类则暂时地逃脱了种间竞争的压力。尽管文化一个取代另一个，但在产生变化方面比起种间竞争来，这种过程的效应要小得多了。
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这种观点已从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进化的变化来说快得无法相称。在马铃薯枯萎病的最初两年中爱尔兰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就是一个中肯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权威结构的变化。这些范例数不胜数——它乃是历史的实质。同样真实的是，从遗 传上讲，人类群体的相互差异不大， 1972 年柳沃廷在分析 9 种血型系统的现有资料时，他发现差异的 85 ％是由群体内的多样性造成的，只有 15 ％应归于 群体间的不同。没有过硬的理由支持下述推断：这个基因样品具有和其他这种样品很不相同的分布。
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观点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从效应上讲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换言 之，文化能力只是通过人类表现型传递的。 1963 年， 社布赞斯基在《进化中的人类》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把这种假说陈述如下：“文化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它是通过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然而不应该忘记，这种力量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基因型”。尽管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大多数统治权，但是至少在潜在于文化差异之间的行为品质方面还保留一定的影响，适当高的遗传力已在下述案例中有 文献证明：内倾 … 外倾人格测量，个性脾气、心理 动机和运动能力、神经病患者、优势度、抑郁症、首次性活动的年龄、主要认知发育的时间表和趋于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的倾向，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群体差异的调查中发现，甚至这一变化的很小部分都可能使社会先倾向于文化的差异。至少，我们应该去测量这个数量。指出在人类的一个或少数社会中缺乏的行为特征，并把这一点作为是由环境造成的、没有遗传因素的结论性证据是不充分的。很可能倒是恰好相反。
事实上，弗里德曼（ Freedman ）在 1974 和 1979 年已经证明，新生儿的运动力、心境、肌肉弹 性、情绪反应的显著种族差异，无法合理地解释为训练或子宫内条件反射的结果。例如，高加索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就不如中国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来得稳定，后者不轻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刺激和不适环境，并更快地自我安静下来。更确切他说，随机取样调查表明，有中国血统的新生儿和欧洲祖先的新生儿在行为特征上是不同的。
显而易见，需要人类学的遗传学这门学科。在我们建立这门学科之前这段时间里，它应当通过两种间接方法能对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作出描述。第一，这种方法能够从人类行为的大多数规则中得到建立。在试验可测的范围内，这些规则将描述生物学特征，所用的方法跟动物学家在对“典型的”动物行为进行分类时描绘个性特征的方法很相似。这些规则可以合法地与其他灵长类物种的个体特征相比较，然而，在人类文化之间规则的变化是轻微的，或许能为潜在的遗传差异提供线索，特别是当它与已知可遗传的行为特征有关系的时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这第一种研究了，尽 管与这里所说的内容不相同。 A ·马斯洛（ AbrahamMaslow ）推断，人类对一系列的需求作出反应， 在较高水平的需求得以注意之前，必须先满足较低水平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是饥饿和睡眠，当这些得到满足之后，最基本的需求是安全感，然后是属于一个群体和被爱，再下而是自我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需要。在马斯洛的梦想中，理想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促进人类潜力最充分的发展，促进人性最大限度的发展”。当生物特征被自由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社会的重心将逐渐转向较 高的水平。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 C ，霍曼斯（ George
C · Homans ）于 1961 年在试图把人类行 为还原为一种联合学习的过程中采纳了斯金纳方式。他所推测的规则如下：
1 ．如果以前出现的一种刺激情况曾经是一个人 的活动受到奖赏的机会，那现在的刺激情况越是跟以前的相似，则这个人现在越是喜欢作这种活动，或者作与之相似的活动。
2 ．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活动越是经常地奖励另一个人的行为 ； 另一个人就越会经常从 事这种行为。
3 ．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给他的活动单位越 是有价值，他就越是以另一个人的活动所奖励的方式去行动。
4 ．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是经常从另外一个人 那里接受奖赏性活动，则任何进一步的那种活动就会对他变得价值越小。
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伺。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可以认为霍曼斯的规则包含着某些能够实现的方案，人类生物学特征通过这些方案得以表达。他的用语是奖励，事实上，奖励正是我们大脑的情绪中心认为称心的一切相互作用的方向。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表只是优先性的顺序。
对于人类遗传学来说，另外一种间接的研究方式是系统发育分析。通过比较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物种，或许能识别那些基本的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灵长类特点，并且有助于确定人类高级社会行为的构成。在一套普及丛书中，许多作者已经以巨大的规模和魄力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是康拉德·洛伦 茨（《论侵犯行为》），罗伯特·阿德里（ Robert
Ardrey ）（《社会契约》），德斯蒙德 。 莫里斯（ Desmond
Morris ）（《裸猿》），以及 L 。泰格（ Lionel
Tiger ）和 R ·福克斯（ Robin
Fox ） 合著的《特等动物》。在引起人们注意下述情况方面，他们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人类的地位是一种适应于特殊环境的生物学物种。他们所引起的广泛注意打破了极端行为主义者的沉闷观点，极端行为主义者把人类的精神看作在潜能上均等的反应机器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毫无启发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运用比较个体生态学的正确方式，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系统发育史之上，这种发育吏属于在许多生物学特征上密切相关的那些物种。因而社会行为应当看作是独立的变量，而它的进化是从中演绎出来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类中）的时候，下一个最好的程序就是：确立最低的分类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每种特征都表明有意义的相互问分类单位变异。从一个种到一个种或从一个属到一个属变化的特征是最不稳定的。我们无法安全地从猴子、猿到人的连续中推断出它们来。在灵长类中，这些变量包括群体大小、群体内聚性、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开放程度、在亲代关怀中雄性的卷入程度、注意结构和紧张度、领土的保卫形式。如果在分类上的科或者整个灵长目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这样的特征就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特征最容易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持续到人类进化水平。这些保守特征包括侵犯性的统治体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统治雌性；反应强度的规模，特别是侵犯性相互反应；强烈的、延长的母系关照，往往带有一种显著的年幼者社会化现象：还有母系的社会组织。这二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假说形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它允许对现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为特征的概率作一种质的估价。当然可以说，在人和黑猩猩之间保留的某些可变特征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灵长类全部保留的特征可能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变化了。况且，评价并不意味着暗示保守特征更有遗传性——即比起可变特征来具有较高的遗传力。在物种之间，或者在一个物种中的群体之间，可变性可以完全基于遗传差异。最后说到文化进化，我们可以富有启发地假设，那些被证明是可变的特征也是最容易从一种人类社会到另一种人类社会发生 变化的基于遗传差异的特征。表 9 一 1 的证据与这 个基本概念并不矛盾。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并不以任何方式预测人类的独特特征，进化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则就是：量子跃迁的方向是很难从系统发育史中推断出来的。
9…2 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有福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是罕见的。它的初级形式只出现在黑猩猩、或许还有东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类中。但是在人类，这是强烈的社会特征之一，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白蚁和蚂蚁认真的食物交换相匹敌的程度。其结果是，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征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出来：
“现在给我一些，回头我还给你。”
“这次你帮了我，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确实不认为援救别人是英雄主义；我只是期望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对我或我的家庭也这样做。”
正如 T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所指出 的一样，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由小金属碎片和纸片造成的，靠它们作抵押。人们交出各种数量的财富，并为需求服务；换句话说人钱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或许最易行的物品交换方式是用男人捕获的肉食品来换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现在生活着的猎人社会反映了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这种交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性别结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据人种起源学的证据争论说，在人类进化中，早期的关键一步是用妇女来进行物品交换的。当雄性通过控制雌性获得地位时，他们就把她们当作交换的物品以巩固联盟、支撑亲族关系网。文化前社会的特征就是复杂的婚姻规则，这种婚姻规则经常可以直接当作权力经济来解释，特别是在消极婚姻规则（禁止某种类型的婚姻）由积极婚姻规则（指导哪种婚姻必须成）补充的地方。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分支，婚姻在这两个分支间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