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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位史学家在六十五年前写下的一段话：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段话出自钱穆《国史大纲》的“前言”，虽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却有一种抗战时期的凝重气息扑面而来。此书写于1940年，作者当时正在西南避难。这段话我记不清自己念过多少遍，每一次念它，都会让我体验到振聋发聩的感觉。
读经缘起
■ 丁 辉
负笈西方，就是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不断体验一种东西方之间相遇和冲突的深刻过程。过去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过程中被扬弃。游学数载，生活固然自在悠闲，此地山川草木美不胜收，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社会，一切经验变得鲜活，历史和现实都俨然有血有肉，精神上的冲击是如此有震撼力量，这种震撼又糅杂了各种复杂的因素，让我时而清醒，间或迷惘，给我的思考带来多元的可能结果。新来的理念和固有的信条在心中做着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思想中血淋淋的拼杀下来，像是武林高手的左右手互搏，无论是左手获胜，还是右手占优，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我造成难以平复的剧烈震荡：如果摧毁了旧有的基础，就将面临精神重建的艰难，心灵便要忍受没有方向的极度自由甚至紊乱；即便顽固的旧我取胜，屹立不倒，然而经历这样的冲击，虽不至于七零八落，也开始摇摇晃晃，蹒跚踉跄，以至于暗地里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的信条，时而竟要骑墙才能说服自己，因为思想混战中“对手”曾攻击我的那些地方，其眼光之准令我这个浑不自知的局中人也不得不深为叹服。于是，既然免不去激烈的心灵争斗，就要担负许多责任，或要在废墟上建家园，或要在固守的阵线中谋求苟延残喘。这种担当，一般讲，是一种心灵的自觉，并且不断强化，反复确认，始终追求。它可能源于“匹夫有责”的良知，更合理的解释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尽管这种鼓励常常沦为孤独者的互怜，可是精英意识同时赋予自己更多的悲壮感，英雄主义的旋律催着自己前进。我自己无法掌控它的方向，而必须跟从。面对文化和思想的冲撞，我汲取着，同时坚守着，汲取是因为要担当，坚守也是要担当。能汲取多少，能不能坚守得住，恐怕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这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文化碰撞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后退，还是—前进，我都难以回答，守着自己的立场便是不错，有时候连自己的立场是什么都已经分不清楚。因为严肃的说，我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薪者。我们这一代，是文化沙漠中成长的一代，我更多是出于一种身份的原因而把中国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爱国是不加思考的习惯，因此自觉地爱我们的文化，即便我是文化的白痴。我所承袭的，是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之后的异形。长期以来，作为隶属于所谓“我们”的一个个体，我是被改造的，接到手里的多数东西也都是被篡改的。这个时代，中国急遽上升，所有沉积的痛苦翻涌上来，所有人在新旧潮流里面的挣扎过程，恰恰构成了我今天思想的回忆沉积。时代的转折，迫使我个人不断转折，宏大的历史之中隐约是小我的痕迹，而这个小我由于精神苍白而显得有些挣扎无力。
然而我也不是一个西方的膜拜者。在我来说，弃绝历史、回避中国文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999年以来，我曾经有意识地弱化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却并不能消灭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大国情结和中国梦，因为它从来不是短短50年的产物，它在经验上至少是160年来的聚合，它继承了汉代以来的2000年道统。即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求得西人治国的精义，理解西人社会的文化，可是我从内到外，都在学习的同时不自觉地排斥着我眼前的世界，所谓的东西碰撞，就在我的脑海里掀动着浪潮。这样一来，学术上的困惑便和个体心灵的困惑再次融合在一起。这种疑虑是一种自觉，寻找支点的自觉。然而也掺杂着对个人历史的感性体验，因此带着一种怀疑的情绪，不停追问的对象，主要还是自己。精神的皈依，在于自我，精神家园，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见仁见智，或许我们都在一个手掌上跳舞，也说不定。然而在东西文化撞击我的心灵间歇的时候，我希望有尘埃落定的时刻到来，我知道自己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也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如朋友所说，扎根后，才可以向上开花。
于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开同一本书，读经自《论语》始。
读经导言
■ 瞿旭彤
1、为什么习读《论语》？
1．1“吾道一以贯之”
宇宙论与人类学的自然和谐？（“我”的和“我们”的，个人的和集体的；人的／天的；为人／为学；内圣／外王）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1页，“天然彻底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普适价值。
1．2“从心所欲不逾矩”
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礼／伦理的理解？出于个人生存意义的理解？）
逻辑与历史、历时与共时的和谐？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41、42页，“一以贯之”，“＇伦理＇思想与＇历史＇现实的统一体”。
2、如何习读《论语》？
2．1文本的角度（立足于当下的回溯与展望）：
a．考据／文本（／论据）的研习：（版本的收集／校勘／原始文本／训诂／句读／……／口传与书写／编纂／……）
b．辞章（／论证）：修辞？（文学的／政治＇学＇的／……）（文风，乾嘉学派与桐城派）（语录／对话体：口语化／富于乐感／优雅）（刻简）
c、义理（／论点）：文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我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尽可能地理解并且向自己和他者进行诠释。
2．2人的角度：
a．个人的研习（诵读／默想／体验／……个人玄想？）
b．共同体／“场”的研习（译佛经的例子，以既定主题为中心，进行持续性的对话，互相启发）
c．尊重文本，缓慢阅读（遵循了解／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步骤渐次登堂人室，以窥其堂奥）
3、个人和文化的诉求（天道／和谐／真理／正义／幸福……）何以可能？
问题的答案在“理”（Wahrheit）上是唯一的，在“事／世”（Wirklichkeit）上却是多样的。
土壤在哪里？根在哪里？何以存亡续绝？何以老树开新花？何以判断树已老、花为新？如何避免昙花一现？如何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树与地、与天和谐一体 （顶天立地）？非道弘人，乃人弘道？
“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
■ 张远山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隶。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隶主义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天不变，道亦不变”。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荣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隶。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隶。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无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却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一、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隶皆受奴役的专制主义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隶。
帝王不可能凭一已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帮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隶主义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隶主义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隶主义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