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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即使实行了新的体制，由于缺乏客观可行的评价机制，各院系仍会依照旧的原则来评聘。对于不能留北大博士生的规定，很容易通过在外校做一两年博士后的办法规避掉；长达十几年的“试用期”也会形成新的“关系”；由于“不升即走”体制的残酷性，尚未成为教授的教师也可能被迫去营造决定命运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人情”，在评聘和晋升正副教授时会变本加厉地发挥作用，而新体制对此同样无能为力。
只有当竞争完全依据学术逻辑进行时，优秀的教授候选人才可能战胜水平低劣的候选人。即便这样，美国一流大学除了对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的水平严格把关外，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评审，以避免对教师自主的学术研究计划的干扰。这些都表明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充分尊重学术逻辑，避免无限制的竞争可能给学术带来的危害。
那么，北大的人事体制改革草案是否会鼓励体制中的人们更多采用学术逻辑呢？张教授也承认，在没有真正的大学竞争体系和简明有效的学术评价体制下，院系领导会屈从于各种非学术的压力，而“竞争”的“赌注”越高，就会越吸引或迫使学术能力较低的人投身到“学术游说”中。没有真正考虑学术逻辑的新体制，只不过给这些人提供了进一步左右这个缺乏有效动作机制的方案的机会。
正是看到了“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的内在困难，《方案》才诉诸国外大学很少采取的“末尾淘汰制”，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把整个‘店’炸掉”，“保证现有的教员有巨大的压力招聘更优秀的新教员，因为新进的教员水平越高，原来的教授的地位越稳”。不过，如果连评价教授的客观标准都没有，又由什么权威机构来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处于全国的前十名呢？北大的经济学，有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已经基本试行“新体制”的优秀院系，再加上经济学院，但在教育部进行的高等院校重点学科的评比上却大败而归（排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后，与辽宁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并列第五）。这种学术评价大概不能抹煞北大经济学真正的学术地位，但却多少可以告诉我们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的可行程度。
因此，简单地说，新设计的改革机制，不过是提高了旧的运作机制中竞争的风险，却根本没有创造新的机制。以前当不上教授，至少还可以按自己的兴趣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现在却是失业、被剥夺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机会。《方案》在表面上和教育发达国家的体制相似，但因为缺乏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整个体制的运转仍将主要依靠旧的逻辑，结果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这样，将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
四、未来的教授从哪里来？
因此，在国内建立起真正的大学竞争环境和公认的学术评价机制之前，北大校内外的学者并不会因为采纳了“新体制”，就会自动依照新的逻辑来“竞争”和“流动”。不过，在《方案》设计者的心目中，这个《方案》仍然有机会成功，那就是把北大嫁接在美国的体制上。在这个意义上，新设计的《北大人事体制改革方案》实际上不过是一吸引归国人才的方案。
不过，这些从海外归来北大的人才，很可能因为国内体制和“新方法”严酷的竞争环境，要比在美国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终身教职，也要付出更多的非学术努力。因此，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这些人可能只有通过继续在海外杂志上发文章，并利用海外的评价机制来确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从而获得晋升。另一个更理想的行动策略是，争取在海外某个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然后直接来北大申请教授职务。
另外，《方案》的设计者坚持按美国标准来衡量学术水平，认为即便在传统的中国学术领域，海外的学术标准也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的评价标准，那么，我们已就应该考虑，在这样的“新制度”下，北大最优秀的本科生，是否会选择留在北大读博士，而不是去国外。而按照张教授自己的说法，如果做不到达一点，“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
但从现有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改革设想看，一个愿意致力于学术并希望终身为中国学术作贡献的人，越早到美国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越好，因为这样他会更容易适应美国学术界的要求，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从而也更容易为美国学术界所接纳，容易发表文章和申请到研究经费，从而取得足够的学术声望。换句话说，既然在新体制中，被美国学术界接纳，也就自然有机会成为北大教授，获得“长期职位”，那么学生为什么还要冒向下流动的危险在北大读学位？而且，由于缺乏海外读学位的经验，这些学生在未来采取的海外评审等方面也会普遍处于劣势，他们自然会在高级职位的激烈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激励体制下，北大大概永远也没有可能成为哈佛大学这样“真正的研究型大学”，倒是有希望保留哈佛大学研究院在全球录取本科生人数最多的大学的荣誉。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30节 北大能否靠“接轨”成为“一流大学”
支持北大现有改革方案的一个理由是，《方案》推荐的方法“是国外大学的典型做法，无论这些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不过，即使《方案》设计的新体制能够运作，北大既可能成为一流大学，也可能成为三流大学。因为决定北大未来命运的，不仅是体制本身，而且是北大在这种美国化体制中的竞争优势。
什么是美国化体制中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呢？根据“新方法”的逻辑，就要看北大能否有机会招聘到世界一流的学者：而决定谁能成为一流学者的，主要是他的市场价码。
北大现在实行的九级教师待遇制度，最高的一级教授年薪为５万元人民币，约６０００美元。即使算上各种其他收入，恐怕也难超过１万美元。而根据２００３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最新统计，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９７９１０美元，副教授为６７０４３美元，即使是助理教授，也有５７１３１美元。算上其他类型的教员，总平均薪资达到７３９９７美元，再加上其他福利，要超过９万美元。而哈佛大学是美国教授年薪最高的学府，平均约１５万美元，即使是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年薪也分别近９万美元和近８万美元，这些还没有包括大学提供的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各项福利（包括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孩子大学学费等美国生活中开销非常大的项目）。即使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底层的两年制社区大学，教师平均工资也有５１６１９美元。以北大现在支付教师的薪金水平，恐怕连社区大学的助理教授都聘不到，更不用说世界一流学者。
就办学经费而言，北大在“９８５”计划第一期三年共获得１８亿人民币的额外资助，这是前所未有的，将来不仅不见得会增加，甚至不能保证会持续得到同样水平的资助。不过，北大即便有这笔巨额资助，平均每年也不过７５００万美元，加上其他日常经费，总数估计不到１．４亿美元。
而根据哈佛大学最新公布的财政报告，２００２财政年度，哈佛大学的办学总经费为近２４亿美元，其中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到１７％，更多来自经营哈佛大学高达２１３亿美元的总资产的收益（３２％），和来自学生的收入（２２％）。
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起点上的差别，不考虑美国大学全国共享的资源，仅现在对北大的资助水平，如果嫁接到美国的体制上，不用说一流大学，连二流大学都没有机会。
那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建立一流大学呢？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摸索出比照搬哈佛体制更耐心、更有效的办法。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竞争体制下，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甚至名校，都采用哈佛这种高淘汰率的明星教授制度。原因很简单，以“挖角儿”为基础的明星教授制度，需要巨额经费支撑。
那么，美国其他一流大学建立一流院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大学大部分都采取从副教授开始授予终身教职的制度，来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两个方面。比较优秀的教师经过六到七年的考察，往往就能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之前的试用期，不仅是考察教师的时间，也是培养教师、使教师与学校的研究传统逐渐相互适应的阶段。因此，这些一流学校的一些院系往往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而不受一时学术时尚的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方法，既然不能在薪酬上与资金雄厚的超级大学竞争，就力争在学术氛围、职务稳定性等方面建立自己的优势。利用这种方法，许多在办学经费上与私立大学颇有差距的公立大学，同样有机会跻身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且，哈佛大学能够招聘到一流学者，首先是因为存在一流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哈佛之外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真正决定美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是寥寥几所拥有巨额资金四处“挖角儿”的超级大学，而是许多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尽管这些大学未必总能保住那些声名很高的明星教授，但是，它们往往拥有一大批认同美国大学的教育传统、能够独立从事前沿学术研究、并对教书育人极为认真负责的教授。这些，才是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
六、什么是“世界一流”？
在回答有关北大吸引力的问题时，张教授曾承认新机制需要两个假设：“北大有足够的吸引力，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北大挑选”。新草案的重点是筛选人才。如果没有人才，“吸引”的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带头力量，应更多着眼于培养人才。
作为一所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北大很难采用哈佛大学的“明星制”来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但它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通过培养学术氛围等手段来立足国内，培养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学者，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在这方面，核心问题是如何逐渐形成一个和谐宽松、有利于学术成长的环境。
要使北大成为一个这样的一流大学，就要弄清楚对北大现有不同学科而言，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方向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流”。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现有的资金条件下，是否能够凭现有的实验条件进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领域有这样的机会，哪些领域没有；如果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内都没有可能进入美国标准的“世界一流”，这些学科是应该停办，还是应该为更长远的学术发展进行扎实的基础性学术积累。
像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如果按照某些美国标准来计算毕业生的工作起薪的话，恐怕中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如果评价对各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的话，怕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世界一流”又应该如何衡量呢？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否有助于培养这些学院的毕业生肩负影响中国未来生活的重大责任呢？除了日益向美国看齐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外，我们是否也能像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法学院一样，通过切实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北大人文科学领域，其中许多学科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甚至也是北大将来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是否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几乎从未超出地区研究的范围，很少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了呢？
最后，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很少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的实验室，而且美国许多大学中都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或是政治学者，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