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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情况不甚了解，又抱着万种希望。惟独忘记的是这场变革对大学精神将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复杂纠葛：
第一，大学在人员的事实构成上是个小社会，在这里，可以找到几乎同大社会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在北大的早期发展中，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团体内部仍可以看到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遵循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系全体成员的某些共同思想。２００３的变革举措无疑对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一致精神造成了冲击。在４７条措施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国外大学文凭的强调以及对本土甚至本校文凭的削弱。这事实上并不是自由竞争机制，而更像是配额制；海外文凭的配额增加，本土文凭的配额相应缩水。进一步，这势必会造成“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摩擦甚至嫉恨。更让人关心的是，这些举措将教授转为终身的同时，又把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讲师和副教阶层抛人如履薄冰的境地，这个阶层必须承担变革所带来的竞争失败的全部风险，必须在刻苦工作的同时为承担命运的无常变迁做好准备。就学生的普遍感受而言，在北大这个庞大的集团中，教授阶层往往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大学、对青年教师的影响，也丧失了对学生的影响。教授阶层因富足和安全而自我孤立于有见识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之外。它认为自己始终忠诚于先辈的榜样。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先辈的榜样时，他们却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从前，教授这一职称确实是精神影响力和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那个时代，教授是有学识的，他们还能把向往学识的青年和学生召唤到身边，构成他们的追随者群体。但是现在，许多有学识的人并不是教授，许多教授也不再有学识。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尤其是在涉及利益和荣誉的分割问题时，只有基础稳固、实力雄厚的权威才有可能使用巨大的利益和荣誉。当学识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学识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勃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撑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
第二，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在几代人中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层的雄壮气质。企业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的引入，将使他们一下子在世俗事务中变得俯首帖耳，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将屈从于任何人。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而且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现在，他们必须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学会服从一种外来的权威和压力。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一种联系可以把他维系在大学，那就是薪水。砍掉这个联系，他对大学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大学这块他偶然来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着，大学里几乎没有任何与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可以触动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只辨别什么对他有利，什么对他有害，其他则无关宏旨。在大学公共生活中，他最自然的状态将是漠不关心。一个身为学生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第三，文史哲三系是北大传统最深厚的团体，拥有人文教育的担当。无论什么样的变革措施出台，我们都可以设想，在这个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仍会在新思想当中保持活力。在改革措施的压力下，它们无疑将对自己比对大学公共事物更加关心；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将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他们的人。
没错，文史哲事实上早已完全堕落，不复具有它们的原始风采了。但是想想它们曾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浓缩出了许许多多代人才得一见的天才，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才的耻辱和荣誉也就是大学本身的耻辱和荣誉，通过他们，我们对人性的尊严意识便会大为提高。而那些包罗宏富的作品，仍然通过对人、对神、对历史的正确信念，无比美妙地指引着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坚定人的理解。改革措施的介入将使它们更为孤独地存在于大学的世界当中，它们将对当局、和世风日下的平均校园环境，暗怀着更为深刻的敌意、甚至仇恨。它们将在形式上变得极端富有依赖性，但内心的自由感也将因此也变得更为尖刻、更为狭窄、更为暴躁、更具有攻击性。它们将在不可避免的奴役感和传统的自由感之间遭受折磨，并在这种折磨当中，将已经没落的人文教育继续下去。与大学、乃至民族公共生活的脱离，将使文史哲各系的年轻学子把大量的时问花费在已经死亡的抽象知识上、或者干巴巴的历史片断上。学生们只是在他们毫无生气的手中死抓住前人留下的财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前人赖以创造并增进这笔神圣财富的精神；学生们也在阅读、在赞美，但他们懒散的灵魂全无能力思考和行动。在数代人的时间中，没有产生一部可以用来提高人类尊严的作品；没有在前人的思想体系中增加一个新观念；没有一篇文史哲作品，由于它本身的风格或情调的优美、具有独创性的想象、甚至极为出色的模仿，而得以逃脱被人完全遗忘的命运。一代代耐心的学生轮番成为毫无创见的下一代的教条主义老师。
第四，如果说文史哲是没落贵族，那么随时代风潮而起、又无特殊贡献的新立院系则是假贵族。它们往往也表现出真贵族的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但这种精神背后只不过是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罢了。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每个成员都会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要不就喝倒彩。这些假贵族小团体中的教师和学生，和传统的北大精神毫无关系，两者互相感到不可理解；两者只是在私生活中有偶然的相遇，但双方不是朋友，不是敌人，而只是陌生人。让我们描完这幅图画。我们注意到可能发生的情景是：整个大学被分割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在这些阶级和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的相互摩擦中，北大所固有的虚荣心将变得更强、更敏锐，而作为一名北大人的正当的自豪感、使命感却被遗忘。没错，这些分立和冲撞大多数一直就存在，但在以往，其成员在处理好各自的事务以外，不断地与所有其他人相聚，以共同照看大学的公共生活的普遍精神。而此后，他们将有可能变得完全闭关自守；有关大学精神的活动将逐渐减少，每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若事不关己，则高高挂起。
学生们呢？既然大学本身的一致精神和共同传统已经丧失，他们就向其他地方寻找出路。国际接轨将以不恰当的方式给学生的心灵打下烙印，所谓“留美预科班”一说的真实程度将日益加剧。至少目前，学生们已经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6节 北大精神
自由、民主及其难题那些仔细研究过北大历史的人，从书本中已经能够看出北大内部产生并发展了两种主要激情——对自由的酷爱、对民主的酷爱。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它们也从未指向同一目标。在一段时间中，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反复多次，却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肤浅而易逝。在另一段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占据着人们内心深处。它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对过去的北大，对它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伟大，若十分迅速晰透视，就无法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北大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来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者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越这一水准；这个大学的本性经久不变，人们在他诞生之时就可以为他勾画肖像；同时，他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得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他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的时候，他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他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他就准备走到天涯海角，无所畏惧；他的性情桀骜不逊，有时却适应专横的统治，而不适应正常的自由；今天他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他又俯首帖耳；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线纱就能牵着他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他就再无法控制；他总是使他的领导者上当，领导者不是过于怕他，就是怕他不够；他从未自由到决不会不受控制，也从未被控制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他适合从事许多事情，但最出色的不多；他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实力和光荣；他长于想象，而非耐心；长于天才，而非常识；他适合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合集中能量完成这些规划；他是最光辉、最危险的大学，天生就有所追求，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叹息；时而使人怜悯，时而让人恐怖。但他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
请问世界上哪里还有过这样一所大学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27节 如何改革大学
李 猛
一、改革的依据（１）：企业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
张维迎教授论证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草案的第一个依据是“企业”改革。作者频频诉诸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为北大采取竞争机制的人事制度改革进行论证，旧北大被比喻为落后的国有企业甚至家族企业，只有将它置于市场的风浪中，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但多少出乎意料的是，仔细阅读《说明》，我们会发现，在张教授的笔下，企业并不只是大学改革的样板，更多却是与大学运作逻辑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组织形式。而且，这些强调大学与企业不同的段落几乎都出现在《说明》最关键的地方。张教授强调，“学术竞争与市场竞争不一样”。而且，两者用以评价人才的标准也不同。张教授告诫大家：“必须认识到，大学永远不可能与企业相比”。如果是这样，读者不免会问，采用与大学逻辑如此不同的企业逻辑，如何能够证明现有体制的缺点和新方案的优点呢？
是否根据“新体制”的逻辑，好的大学就是几乎由市场逻辑支配的大学，最佳大学体制就是最接近企业用人体制的体制呢？这恐怕是个误解。毕竟作为《改革方案》核心的“终身教职”（或“终身教职序列”）制度，就与企业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很不一样。如果在大学用人体制上，市场竞争机制的逻辑就是比所谓“大锅饭”制度好，那么与其费尽力气证明教授摆脱了“市场竞争”的压力，拿到终身教职之后仍然会努力工作，为什么不简单地对全校教师一视同仁地采取三年一个合同期的聘用机制呢？
为什么要采取终身教职制度改革北大呢？《说明》的理由还是：企业与大学不同。《方案》一再强调企业与大学的差别在于“学术市场和大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尤其体现在“用人”机制上。而用人的机制正是这份北大《改革方案》的焦点，这难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方案》一边在关键机制上强调大学和企业在逻辑上的差别甚至对立，另一边却坚持用企业改革的逻辑来衡量北大这次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机制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谈及现有用人机制或者批评者提出的以副教授为起点的终身教职制度时，张教授往往称其为“铁饭碗”，是计划经济的“漏网之鱼”，言外之意，只授予正教授以终身教职就完全摆脱了“铁饭碗”。难道正教授的终身教职或长期教职就不是一种“铁饭碗”吗？
如果大学应该在有些地方仿效企业，有些地方不这样做，那么决定是否这样做的逻辑就不应该到企业那里找，而应该真正严肃地考虑大学本身的特点。在现代高等教育中，考虑研究型大学的体制，确实不能脱离“竞争”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学术体制与企业体制的不同特点，就必须在企业式的市场竞争外，思考学术竞争自身的逻辑。
不过，这份《改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