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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此就立即涉及，中国学者应该用什么语言文字为主来写作学术论文的问题。丁邦新教授说：“目前理工科学大部分期刊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英文已经成为世界语文了。这一不争的事实是不是跟英美国家的强盛有关呢？为什么重要的学术论文不能用中文发表呢？英文并不是中国人的母语，用不是母语的语文发表意见总不如用母语来得准确，人文社会科学牵涉许多中国的概念，为什么要用英文来表达呢？我们不能否认，用第二语言总没有第一语言纯熟。那么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以英美学报为标榜？如果学人文的人对自己的语文都没有信心，这个民族大概也就前途有限了。如果有充分信心，何以不能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
最后，丁教授严厉批评主宰香港各大学财政命运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不相信香港各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自由发展”，总是要请外国的专家来评鉴香港学者的水平。例如以“研究成果评鉴”来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首先“请了好几位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因为“主事的人大概觉得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也是香港一般人心态，却不了解美国人念的经和香港的版本大不相同”。此外各类评鉴活动多得要命，“每一次都是扰攘多日，人仰马翻。美国和台湾既没有这么频繁，也没有这么琐碎。……现在各校用于这些评鉴工作的人力、物力、金钱难以数记”。
我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引用丁邦新教授的原话，是因为丁先生指出的这些香港高等教育的弊端，却恰恰在成为有些中国大学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香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这种高等教育的附庸藩属状态，国内不少大学却似乎羡慕不已，甚至以为北京大学等国内大学最大的不幸就是至今尚没有资格做西方的“附庸藩属”，因为北大的教授们居然还在用中文写作，这怎么与国际接轨呢！中国大学的理工科现在已经是以用英文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鉴标准”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概目前主要仍是用中文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这在大学改革者看来似乎正表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落后。所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就是今后都要用英文到美国期刊上去发表论文；用中文发表的论文算什么学术成果呢，不够国际标准嘛。最后，理所当然，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平必须由外国学者来评鉴，你看连香港都不但要请外国专家来评鉴，而且首先要请外国专家来“解释如何评鉴”！人家香港至少一直是用英文的，即使自己不会评鉴至少能听懂人家“解释如何评鉴”，中国大陆只怕连人家“解释如何评鉴”都听不懂。因此中国的大学改革第一步只能先模仿香港高等教育，然后才能有资格与美国接轨。
大概所谓要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主要就是要大学不但理工科而且人文社会科学教师都用英文到美国期刊发表论文，除此以外好像也没有其他什么目标了。北京大学当局现在经过精密的科学计算后宣布，北京大学可以用“十七年”的时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这个“十七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二十年？但我想不管多少年，北大的这个目标大概也就是要在“十七年”后达到北大教师主要都用英文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吧。如果不是这个目标，又是什么目标呢？但如果无非如此，则香港所有大学早就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大学”了，因为香港不管理工还是文科历来都不得不用英文争取在英美期刊上发表论文。如此说来，则北京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其实不过就是香港化。具体说来，北大目前的改革目标，我想其实也就是两个目标，第一，北大当局决心要用各种方式来保证，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像香港那样主要是由英美大学培养的博士来担当；第二，十七年后北大教师必须像香港学者那样主要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不然就解聘。据说北大的管理阶层最近都学了一个英文短语，叫ｕｐ ｏｒ ｏｕｔ。怎么个ｕｐ怎么个ｏｕｔ呢？答案大概是：今后用英文就ｕｐ，用中文就ｏｕｔ！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2节 一流大学还是三流大学？
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往往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十七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很简单地说，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才，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学仅仅能以高薪聘请别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永远在自家大学里培养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应人才，那么这家大学就永远是三流大学，它的所有投资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或者是高投入低产出。我们现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是讨论高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这里暂时只考虑大学培养的今后从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种可能情况是，十七年后北京大学本身培养的博士越来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竞相聘请，亦即以“北大博士”这一学术资格就可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说，北京大学开始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第二种可能情况是，十七年后以“北京大学博士”的学术资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聘请担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几乎没有，但以“北京大学博士”这一资格在中国本土一流大学任教的比例在国内仍然名列前茅；这种情况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国的一流大学；
第三种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可能性了，即十七年后“北大博士”的资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国外一流大学得到聘请，甚至也已经得不到中国国内一流大学的聘请，而只有资格在中国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那么这就只能意味着，北大下滑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这就像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国州立大学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学水平了。
我们现在因此不能不问，北京大学现在宣称的在“十七年左右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如果北大的目标是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即在十七年内造就越来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气，唯一问题是北大通过什么制度来达到这个目标。但如果北大说，这种目标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十七年，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是什么目标？我们必须强调，“世界一流大学”的真正标准是这大学培养的最高学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标准都不是真正的标准。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培养最好的本科生，但不会称“世界一流大学”，人家根本就不屑这种空洞名号。又如果光是以生产论文数量质量为标准，那不如大力扩充办好中国的科学院和社科院体制，专事研究和写论文，何必浪费精神办大学，反正学生再培养也不成材，因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学教书。
北京大学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种情况为自己的目标，今后实在没有必要喊什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因为这种口号只能误导北大自己。这种误导就在于北大根本没有想过要达到上述第一种情况，却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种情况，最后结果恰恰只能是沦落到上述第三种情况，即造成北大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越来越贬值。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13节 “留美近亲繁殖”
有人一定会反驳说，如果北京大学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那么由这样的北大教师队伍培养的北大博士自然也应该是最好的，怎么会反而贬值呢？我们说，这只是想当然的看法。因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国的一流大学都走上了“留美近亲繁殖”道路（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学），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贬低了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这样北大学生自然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因为北大将惯性地认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资格来北大任教，北大学生会惯性地认为只有去美国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读了北大博士的将注定只能去中国三流大学任教。一旦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就将永远无法再改变。由此，北大当然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将千年万年地最多成为最好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
如果这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那也未尝不可。不过这样北大要学的就不是哈佛或芝加哥大学等，而应该多学美国的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同时，北大不应该再办研究院，没有必要再培养那么多北大博士，甚至连硕士都没有必要培养。做个名副其实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尽早把本科生送到美国去读博士，对学生、对家长、对学校、对国家和纳税人，都是更经济更负责的方式。但问题在于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次北大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它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是大学教师必须大多数是美国博士，有这一条才能确保大多数教师都用英文写作论文到英美期刊发表。因此这次北大改革其实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如何尽快把北大现有教师换掉，换成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博士。北大改革方案的所有设计其实都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例如为什么要“十七年”呢，因为北大现在改革不能动已有教授，没有教授支持就无法通过改革方案。但“十七年”后现在的教授基本都退休了。因此改革的主要矛头是如何尽可能多地淘汰目前北大的讲师副教授，由此设计的升级机制毫无理路地繁复无比，总之升级越难越好，淘汰越多越好，这才可以有更多的位置给留美博士。最后，则是北大自己的博士不留校，说是防止“北大近亲繁殖”。
但我们可以问，北大不留自己的博士，又尽可能淘汰自己的青年教师，难道是为了纳入国内的复旦、南大、浙大的博士？当然不会，北大毕业的人自然都知道，以北大的老大心态，它怎么会把国内其他大学放在眼里？北大眼里自然只有美国的大学比它好，空位自然将主要只聘任留美博士。因此，杜绝“北大近亲繁殖”的目的其实是要扩大“留美近亲繁殖”。但问题是，现在复旦和浙大等并没有把北大放在眼里，它们因此很可能同样不会聘任北大的博士，而是同样只要留美博士。由此，全中国一流大学都走上“留美近亲繁殖”的道路，而全中国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就全都只有到中国二流三流地方大学去任教。由此，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所有一流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都贬值。如果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