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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哪怕就在传统几已破损到殆尽地步的今日之中国，相对于百年树人的至上企求而言，出国留学仍然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事实上，认同从来都是双向的结缘，不可能在陌生者中一相情愿地完成。所以，如果有谁在人格发育急需从认同范围中汲取力量的关头，突然因为无论什么原因被抛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场所，发现无论从语言和习性方面，还是从肤色和国别方面，别人都不可能真正认同自己，自己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别人，那么，其个人的人格成长就有可能受到压抑和阻碍。被抛向这等尴尬的人，将不再拥有《大学》中那种正常扩展的同心圆顺序，不再拥有真正有可能从中汲取人格成长力量的本土资源以及真正有可能操演社会关切的现实语境；于是此后，就算此人后来没有变成道德上的唯我论者，也充其量只能把视界局限于小小的家庭。——要是这样的特殊主义也能见容于我们，那么莎士比亚笔下麦克佩斯夫妇的爱情就足以让我们流泪了！
对于原典精义的上述阐发，并不是关在书房里偶然想到的，而是我本人到国外反复寻访、结交、参验和比较的结果。所以有意思的是：偏偏是在出访游学的过程中，我反而更加看清了本土北京大学的优势所在：不管它眼下在国际上被按照何种尺度排序以及被排在何处，它的实际社会位置和文化功效都是不可比拟的，远远超过了寻常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名校；而它的这种突出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它在汉语文化圈之母语和母文化教育中的鳌头地位，有点类似于法兰西学院之“不朽四十人”在整个法语文化圈中的至尊地位。说穿了，这也正是赋予北大教授这个位置以特殊意义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也正是像我这样的学者选择来此执教的主要理据。——毫无疑问，一旦失却了这一点，那么各大学之间日渐盛行的挖角之风，肯定就会给北大惨淡经营的现有文科教师队伍带来巨大的动摇。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7节 知识社群与知识集市
近来网上流行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讨论中的学校改革方案，或许由于是正教授起草的，就特别偏袒了正教授（包括那些不很合格的正教授）。尽管我并未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工作资格，却仍然为此而感到羞愧：居然不知不觉地生平头一遭，被人家归并到了“既得利益者”阶层。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才决计写这篇文章，如果不能帮助廓清相关的理念，那至少也要藉此来表明，似乎还不至于发展到阿赫玛托娃当年嘲讽以赛亚·伯林的那样——“鸟儿被关进金丝笼里了。”
首先我想澄清的是，当总体的生存环境行将发生剧烈迁移的时候，并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置身度外的生灵。所以，就算“正教授进了保险箱”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也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才可以成立，因为他们暂时还被允诺不会“下岗”。然而哭笑不得的是：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对别人我不敢说，至少那些作为学术中坚的同侪，是无论如何也早已超越了如此低水平的生计问题的，走到哪里也不至于再从基本谋生开始，甚至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间其实大都受到过外来的高薪诱惑。所以，至少就这部分情况而言，其实根本谈不上他们受到了什么优待和偏袒；相反，即使将来北大的学术生态只是沦落得更加平均化，他们都还不如从现在起就干脆接受外部的诱惑。
那么他们为什么至少迄今为止还能够抵御外部的诱惑呢？——还不是因为我们校园里堪称例外的人文环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非要从纯经济的眼光看问题，那么似乎也可以说，他们其实是花费了超过其年收入数倍的重金来购买享有这种人文环境的权力！由此可见，尽管传统已然淡薄而且越变越薄，然而仍是北大传承已久的学术环境，而不是被看得如此万能的金钱，才是这所学校最为贵重的无形资产。它不仅足以使它的一位并不宽裕的文科教授几乎不假思索就会婉拒其他学校允诺提供的高达数倍以上的岗位津贴，而且还足以使它的一位并未腾达的法学教授绝非故作惊人之语地在电视节目中坦承天下所有的工作岗位包括担任共和国主席在内对自己都没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一反俗见地进行提醒：其实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紧的是，这所学校首先需要的毋宁是保守，是对于传统学术生态的最为精心的环境保护！要知道，一旦这一方水土不再值得留恋，那就不是校方是否还愿意选择优秀学者的问题，而是优秀学者是否还愿意选择这所学校的问题。说到底，在天下的任何名校那里都是一样，有些人只因为执教于此才显得是个人物，有些人则因为本来是个人物才会执教于此，而一旦后一种教授日益稀缺，或者一旦前一种教授渐成主导，整个学校就难免要江河日下了！
同样，校园里尚且残存的社群文化，本来也应当不断复制出一代又一代的学人来。它理应把弥散在这里的心气熏陶给加入这所大学的年轻学子，又理应依赖他们之间递相授受的心态来维持本身的生态循环。完全没有必要隐讳，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它就是应该让校园里的新生代获得几分自豪感，甚至优越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年轻教师们才会在相对俭朴的生活中沉稳地安于正常的治学成熟周期，甚至不为世风所动地仍敢指望自己大器晚成。也正因为这种自豪和优越，他们才会即使从自己的企求出发，也能自觉自愿地参与校园里的公益事业和业余生活，从而映衬出整个校风的活泼、宽广和大气。这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来自深层文化的、惟北大独有的激励机制！它同样在思想上提供了既简明又有效的验证标准——不管你设计什么样的改革措施，都万万不可逼迫得校园里充溢着急功近利之风，让年轻学子龟缩到跟北大精神彻底相悖的“小我”之中。年轻人既已来到了这所学府，就理应有闲暇去关心一些跟饭碗扯不上关系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就理应有资格去心胸开阔地显示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书生意气。否则，他们的学术视野就会狭隘，治学冲动就会单薄；他们的内心就会只有“课题意识”而无“问题意识”，做出的学问也难有大手笔。——如果连堂堂北大都沦落如此，今后中国的良心更将安在何处？
经济学家总有一种自大的幻觉，以为只有他们才能最精明地理解激励机制的问题。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疑难偏偏是单以经济眼光根本无从回答的，比如德莱克·帕非特？在《理性与个人》（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一书中所提出来的所谓“贡献者困境”（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此种困境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为集体做出了贡献，当然会增加集体收益的总量，但他由此分享的增加份额，却由于存在长长的分配名单，而不足以偿还他本人的贡献，甚至接近于看不见的无穷小；于是，很可能就有人想搭便车，但这种精明之举的前提却是，其他人并未动同样的脑筋，否则一旦很少有人或者干脆无人再做贡献，结果就将对任何个人都更糟。在我看来，这种两难困境的本质，在于它充分显示了“精明”与“傻笨”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人人都显得太过精明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被愚弄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成了傻瓜；相反，当人人都安于木讷的时候，作为系统的总体就受益了，所以个人作为总体的组成分子最终个个都显得聪明。
正因此人类才需要文化！正因此其实任何正常社群文化之最基本的潜在用心——无论它是以传统习俗、道德规劝还是制度规定的面目出现——才会是去鼓励大家保有和安于这股“傻劲”，而不是弄巧成拙地激发他们竞赛经济头脑的“精明”。否则，一旦人们的公心已失，不再被人们认同的社群本身就难以再保持以往的向心力，就难以再借人们不假思索的、表现为心灵习性（罗伯特·贝拉）的自动奉献而得到维护，此正合庄子当年对于机心的警觉——七窍成而混沌死。在这方面，我们的大学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它也是一种特定的社群，所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回应性社群主义者的宣言》——“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的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奉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单纯追求私利会腐蚀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体系，并将破坏我们共同进行的民主自治实验。”
上述道理教训了我们，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8节 改革与保守
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过，在蔡元培校长主政的那个年代，我们学校究竟有没有加入过国际排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却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肯定有它的世界地位，也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过无可替代的辐射。
正是靠北大先贤创下的那点基业，才使我得以在前面讲出这样一层意思——其实北大当前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千方百计去改革，倒不如说是千方百计去保守！这种对保守的重视，并非针对任何时弊的即兴说法，或者反映出思想的暮气，而是出于我本人一贯坚持的学理主张。比如，早在十几年前，我就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一文中申说了这样的理由：“在中国，由于《天演论》的恶性刺激，同时也由于人们对于‘进步’概念未能进行理性清洗，所以人人都对‘保守’这个字眼儿避之犹恐不及，故而要敢于标明自己‘保守’就非大智大勇者不办。但实际上，不管文明进程是赓续绵延还是突变断裂，人们总是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总是历史过站中的过客，故此真正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创新行为，由于种种前定条件的有形无形的制约，也由于此后富于惯性的历史环境的筛选，就反而只有通过对于旧有传统的有效激活和改造方能完成。”
保守这种历史行为何以如此重要？——盖因为只有维护住大学的基本生态，才能维持住我们现在的教育活动与蔡元培等人当年的教育活动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才能信守住我们从内心向北大先贤做出的郑重承诺！因此在这方面，我们绝对值得重温柏克在《法国革命感言》中的名言：“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我们必须以格外的敬意来看待它，因为它不是那些仅仅服务于短暂粗俗的、易于损毁的物质性存在的伙伴关系；它是所有科学、艺术、道德和完美性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标不可能在许多代人之内就能达到，它就不仅是生者之间的，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将生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个个别国家的契约都只不过是永恒社会的伟大的原始契约的一个片段而已。它将低级的与高级的事物、可见与无形的世界联系起来。与这一掌握着所有物质和精神的，由牢不可破的誓言所批准的契约相契合，一切事物各得其所。”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对于传统的此种敬重之中，内在于社群框架中的文明接力活动才能不断延续，个人的有限生命才能以类的形式超越和保留下来。
这种对于保守的重视，并不意味着要跟真正的改革唱什么反调，相反倒恰恰构成了合理改革的必要前提。此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也正如柏克在同一本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不具有进行某些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