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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我在前面说过，我这样的教师对北大确实有一种迷恋，除了学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有蔡元培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北大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7节 相互制约
所谓“相互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己的学术做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与传统。
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则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与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北大的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记得刚入王瑶先生的师门，王先生的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还特意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当时已３９ 岁），急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待我毕业留校，王先生又再次打招呼：你处在北大这个位置，会有很多机会，比如不断有人向你约稿之类，你一定要拒绝诱惑，要有定力，把握好自己，心无旁骛地做学问。而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也是“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的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
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中，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与比较充裕的时间的学术环境以及我们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表示十分倾慕；而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我当时曾开玩笑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我们当然要反对“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现象，这正是前面所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之一，因此，需要有压力与竞争；但还有一个要有什么样的压力与竞争的问题。学术问题上显然不能有政治的压力与竞争；同时，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用于学术，比如就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上的需求来要求与评价学术；我们需要的是学术的压力与竞争，而在这方面，北大是有很好的经验与传统的：我自己在北大的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就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来自学术与教学方面的压力与竞争，并且已经化为自身内在生命的要求，从不敢有半点懈怠，而无需政治与经济的诱惑。而我感到痛苦的恰恰是这些“优越性”在９０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丧失了：政治的干预时有发生；无所不至的行政干预与商业竞争的渗入，学术的体制化与商业化使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与时间被极度的挤压，北大越来越留不住、也吸引不了一流人才，师生关系逐渐成了“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这些都使我产生了“北大失精神”的隐忧。因此，很多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中学生、大学生要考北大时，我都劝他们要打破对北大的幻想。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北大毕竟还有自己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他们还愿意保留这样一个“精神圣地”的“乌托邦”。我终于明白，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扰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而北大，正是许多仍然在追求理想、信仰，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最后的精神堡垒”。
这些年，我和大量的北大之外的年轻朋友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中的地位与分量的，这是北大的真正力量与魅力之所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是要打破它，但我又实在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无论怎样，北大毕竟还有一点供人做梦的条件和资本，北大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还多少保留一点蔡元培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很多朋友都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不合时宜的教授，只有北大能容纳你：这一点我自是深有体会，这也就是我无论怎样批评北大（包括本文在内），仍不能摆脱“北大情结”的原因。但或许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精神堡垒”，总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有过“政治大换血”的改革计划，终于未能奏效。今天当人们提出要把北大当做“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来彻底改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经济的力量去“大换血”，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也一起摧毁，那我们就真的要重演“从这个门走进去，从那个门走出来”的悲剧了。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北大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北大必须改革；但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者没有抓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者不及时治，甚至将健康的肌体也当病治了，那就会病上加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多疑”正是我这样的人文学者的“毛病”：当有人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比作“国营企业”，我就不免产生这样的疑惑：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大学（例如北大）推行“股份制”，作为“根本出路”呢？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98节 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坦白地说，我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颇有疑惑：这里面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
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得当年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他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的研究。他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可见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就越变越狭窄了，记得１９５６年我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５０ 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当时叫“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自然就成了北大改革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莫斯科大学的标准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样的“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