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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70节 德国知识界
二、在２０世纪，大学的理念几度引起德国知识界的重新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１９２３年，雅斯贝斯发表“大学的理念”一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斯贝斯在受命重建德国高教体系的同时于１９４６年以相同题目出了一书。１９６１年，此书又出了新版。谈论“大学的理念”，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雅斯贝斯的论述。雅斯贝斯的“大学的理念”，从其具体内容来说，仍然是上面讲的那几个方面。雅斯贝斯强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认为自由是大学之生命的首要原则。从学生方面来说，他们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的精神从事学习，因而他们必须具有学习的自由。从教师方面来说，他们的责任是传播科学真理，因此他们必须有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关于大学教育与科学的关系，雅斯贝斯指出必须分辨两种情况，一种是为适应今天科技生活所必需的科学教育；另一种是可以引导和充实人们生活的教育。大学教育之为大学教育，或者说体现“大学的理念”的大学教育，不在于前一种意义上的科学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而在于后一种意义的科学教育，它所注重的是科学的本真意义，是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在雅斯贝斯看来，科学的方法、基础和目标，是超越各门科学本身的，是需要借助于哲学而得到揭示和体验的。雅斯贝斯虽然不像与洪堡和施莱尔马哈尔等人那样在机构设置上主张哲学学院居于首位，但仍然主张哲学在大学的理念中具有中心地位：“大学的内在精神是通过每一个研究者及学者所表现出来的哲思活动为标志的”。这种“哲思”活动，雅斯贝斯与康德一样认为应当成为大学生学习的重点。这样的思考活动是需要条件的，所以大学生必须学习既有的知识。但真正的哲思活动并不表现于科学研究的结果之中，而表现于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的缘故：“按照我们的大学理想，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只有这样的研究者才能带领人们接触真正的求知过程，乃至于科学的精神。只有他才是学问的本身，跟他来往之后，科学的本来面目才得以呈现。”在雅斯贝斯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所谈到的大学的理念和大学的建制之间的关系。大学的理念是要由相应的建制来保障的。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德国之所以成为各国创建和改革其大学制度竞相仿效的榜样，主要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的哲人们对大学的理念的阐述，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们为体现这个理念所进行的制度创新。校长由教授会选举；从无薪讲师到正教授的一系列晋职考核制度；教师可以自由选择开设的讲座和研究的课题；学生可自由选择修读的科目和课程；大课讲演、小班讨论（ｓｅｍｉｎａｒ）和教学实验室中的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等等，这些具体措施很快成为各国大学的共同设置。到了２０世纪，雅斯贝斯所重视的不是要根据大学的理念来配置大学的建制，而是要防止大学的建制失去大学的理念，沦为空洞的形式。在雅斯贝斯看来，大学的理念、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取消，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在其哲学自传中，雅斯贝斯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从童年起就形成的对于大学的崇敬——“学校的建筑、讲堂、传统的礼节对我都是神圣的东西”，大学“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真理的化身”，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他的大学经历中，最使他痛心的并不是纳粹时期官方对作为自由精神之实现的大学的暴力摧毁，而是在纳粹上台以前大学内部已经出现的自由精神的衰退和大学教授和学生对自己崇高责任的懈怠。对雅斯贝斯来说，这意味着大学的终结。
第五部分 大学之魂第71节 大学的终结
三、１９８６年，在海德堡大学建校六百周年的时候，尤根·哈贝马斯也发表了一篇以“大学的理念”为题目的演讲。在哈贝马斯作这个演讲的时候，大学的理念所面对的主要威胁既不是纳粹这样的黑暗的政治势力的摧残——战后德国的非纳粹化政治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功；也不是雅斯贝斯心目中那种品格高尚、才华横溢、个体精神永不衰竭的精神贵族的零落——虽然６０年代以后大学教育的迅速普及确实有理由使精英主义者更加忧虑；而是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之下出现的大学成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附庸的趋势。这种趋势，或许也可以说成是大学的“理念”面临着被大学的“功能”取而代之的危险。
这里说的大学的“理念”与大学的“功能”的区别，大致上对应于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区别。哈贝马斯把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看作一个交往合理化过程，也就是与交往行动具有互补关系的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以文化、建制和人格为结构成分的生活世界的分化程度和反思程度的提高的过程。与此同时，现代化过程也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科层行政系统从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分离出来，并日益膨胀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大学，处于同生活世界和系统两方面的关系之中。大学的理念是德意志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大学的建制一方面为大学成员提供活动规范，另一方面对全社会起示范或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大学还成为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递和更新、个体的教育和培养的主要场所。在这些意义上，大学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同时，大学一方面受文化内部分化的影响，呈现出专业设置越来越多而杂的趋势，离开作为大学理念内容之一的科学统一的理想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受行政系统、尤其是经济系统的需要的压力，把重点越来越放在科学的技术应用价值上而不是科学的文化启蒙价值上、放在教育的训练生产技能的职能上而不是教育的培养全面人格的职能上。作为“生活世界”中的一个“建制”，大学要体现它的“理念”；作为“系统”的一个“组织”，大学要实现它的“功能”。现代社会中的大学，就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面对这个两难，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概括：承认大学的功能，但也捍卫大学的理念；为了协调这两个方面，不能仅仅诉诸古典形式的大学的理念，而必须对大学的理念作新的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大学所处的现代社会，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复杂性，对它的考察不能仅仅依靠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参与者的视角，而要借助于社会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从社会科学的观察者的视角出发，大学确实从属于社会这个大系统，必须履行它在这个系统之中的功能，必须同其它功能部门发生互动。但社会不能仅仅从观察者的角度出发看成为一个系统；文化的更新和传递、社会的整合、个体的培养，仍然只能发生在以日常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之中，而无法用行政的手段或市场的途径来代替。哈贝马斯认为，雅斯贝斯和其他一些德国学者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设法通过诉诸大学的理念倡导大学改革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这些努力确实体现了要使大学保持同生活世界的牢固联系的紧迫需要。在哈贝马斯看来，大学的理念的核心是一种以大学为形式的学习过程——他那篇讲演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过程的核心，就是合理的交往行动，也就是平等、自主的不同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更好论据”为权威的达成有关“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主观世界）的共识的过程。这既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研究过程——科学家共同体对于科学真理的合作的探索，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交往合理性的一个典范。这可以理解为哈贝马斯对大学的理念中教研并重原则的重新表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科学统一不能在实质上建立在一门超越科学的科学——也就是哲学——之上，而只能在形式上或程序上建立在各门科学共享的合理交往或合理论辩之上。这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大学的理念中科学统一原则的重新表述。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无强制的、自由的交往，这可以看作是大学的理念中学术自由原则的重新表述。这样，洪堡和雅斯贝斯的那种大学的理念被保持了，但他们的思想当中十分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被克服了，他们赋予哲学的独特地位也被降格了。交往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乌托邦，但这种乌托邦并不存在于极少数精英身上，而潜在于每个人的语言活动和交往能力之中。大学的理念仍然同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哲学不再高高临上向各门具体科学颁布原则和目标，而是同各门具体科学建立一种合作关系：一方面通过后者而得到验证，另一方面为后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哲学不再是统帅，而仅仅是卫士——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哲学的使命是充当合理性的卫士。 蔡元培在１９２５年曾作过一个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讲演，其他一些文章和讲演中，他也对自己作为中国大学制度主要创始人的大学观念或大学理念，进行了多次阐发。从蔡元培对于大学系科设置的设想、对于“教授治校”和“思想自由”的提倡、对于“研究学问”的强调等等来看，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同德国人的大学理念非常接近。大学的理念就其历史起源来说是德国的，就其精神起源来说是西方的（雅斯贝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其理论价值来说则应该说是全人类的（哈贝马斯强调其交往行动理论的普遍主义性质，可作为这个观点的一个支持）。百年之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移植和培育的这种大学理念，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办教育办大学者的思考和行动的重要起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满足于仅仅换一个学校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