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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仍承认中国的文化，缺乏西方科学者，则以我们承认西方科学根本精神，乃超实用技术动机之上者……中国人欲具备此西方理论科学精神，却又须中国人之亦能随时收敛其实用的活动，暂忘其道德的目标……今认清此点，则中国人不仅当只求自觉成为一道德的主体……更当兼求自觉成为纯粹认识之主体。
依此种精神以言中国文化之发展，则中国文化中，必当建立一纯理论的科学知识之世界，或独立之科学的文化领域；在中国传统之道德性的道统观念之外，兼须建立一学统，即科学知识之继承不断之统。求“学统”之建立，最基本的便是要建立学术自主性的观念。学术自主性或学统之树立，则必须排除“学术的政治化”及“学术的道德化”。学术政治化的弊病，本文已有论及，学术道德化的弊病则是把学术与道德这两个不同领域混淆在一起了。当然，反对“学术道德化”并非意谓从事学术活动可以不要讲道德，只是说学术与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应各有其定位。从事学术活动亦正需有其道德之规范，正如从事政治活动亦需有其道德之规范，在前者为“学术伦理”，在后者为“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如何替学术、政治定位固然是头等大事，但如何为学术政治建立其各别之伦理则更是急切而重要的工作。据我接触所及，韦伯可能是对此问题最早作过深刻的思索者。韦伯强调“价值判断”与“经验知识”两者之关系及其区别；他认为大学教师在表达其道德性与政治性的见解时，必须把“事实”与“判断”厘清，这是“知识的真诚”，也可说是一种学术伦理。但韦伯提出的“价值中性”（ｖａｌｕｅ－ｎｕｔｒａｌｉｔｙ）观念引起了学术界多年的争论，迄今未息，到底什么构成学术伦理的内涵呢？这确不是易于界定的。法国生物学家蒙诺（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ｏｎｏｄ）则直截了当地以“科学方法”为学术伦理之范典。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盖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再者，一个有知识真诚者，必能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必不会曲学阿世。“知识真诚”之为学术伦理的重要组成是可以同意的，但大学之学术研究，特别自原子弹爆炸以及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性发展之后，已越来越涉及到道德伦理的问题。对伦理问题之敏感与关切，不止限于科学，在社会科学也莫不一样。社会科学之研究引致侵害个人之自主性与隐私权的可能性，并有为不合理的建制体系之镇压、统治能力提供新资源的潜在危机。各种学会已自觉地研拟职业上的“伦理规则”（ｃ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但学术研究，特别是其实用生产上引起的伦理困境常非一些“伦理规则”所能适应。今天，学术伦理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从根本上问：学术（或科学）之终极功能为何？如果科学（学术）之发展应该是为了人类之福祉，那么学术活动应不止为了满足科学家知识的好奇心，甚至也不应以发明为目的之本身为己足。从而，学术虽应为一自主的领域，但它已不能以“知识之真识”为学术伦理的充足内涵，而必须寻找学术或科学之外的伦理的立足点。这无疑是大学面临的新的挑战性课题。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3节 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
金耀基
１．前言
在２０世纪即将逝去，２１世纪瞬即来临之际，来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我觉得应特别把握两个视野，一是历史的视野，一是全球的视野。
从历史的视野来考察，世界各个大文明，在前现代时期，都有一种教育性的组织体，类似今日的大学。希腊、中国与阿拉伯都有各别独立的发展。在中国，西汉武帝从董仲舒之请，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教授，在东汉最盛时，太学生达三万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太学实是国家养贤之所。从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称国子学（国子监），都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清末叶，中日甲午战败，乃有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中之重要措施，就是废科举，立学校。１８９８年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可说是中国现代大学之发轫。１９１２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
今日我所讲中国的大学，不能不从北京大学讲起。北京大学之源头不是汉代的太学，北京大学之源头是在西方。北京大学是戊戌维新之产物，是西化的产物。而在西方，今日大学之直接源头不在希腊，而在欧洲之中古。论者认为今日大学只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性的学术模型。此即欧洲大学的模型。首建于１２世纪的意大利与法国，其后虽历经修革，但仍为大学之普遍模式。此一大学之普遍模式，八百年来，固然有其强劲的持续性，但也有几次重大的转化。中古大学之原型有浓厚的世界精神，然而拿破仑之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大学之性格即转向族国本位，而２０世纪以来，不止大学之组织结构有变，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也有变。
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大学之原型虽然有世界精神，但事实上却不能不受到其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中古大学之视野也不能完全跳出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之内在逻辑是要摆脱文化的制约性的。中古大学的神学（基督教）就是跨文化、跨国界的，现代的科学则更是超越国界与文化的。所以，现代大学尽管有民族国家的印记，但较之其他的组织体，总是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国际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由于全球化的趋势，大学的世界性格将更深化，的确，大学在某个意义上，比跨国公司具有更大的全球取向。无庸讳言，大学一方面有它的世界性，一方面有它的族国性，两者如何达致一个平衡将是越来越需面对的课题。近年来，由于资讯科技之发展，已出现所谓“全球教室”（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数码大学（ｃｙｂ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可以想像的，资讯科技在２１世纪将对大学之理念与角色产生新的挑战与影响。
２．大学之理念与角色的演变
大学之理念在根本上是大学之目的，是大学之内在逻辑，是大学存在之最后理由，而大学之角色则指大学在社会中的功能，是大学对外在世界所产生之作用。大学之理念与大学之角色是相关的，但二者有时吻合，有时则可以有偏离，甚至有冲突，大学之理念与角色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是随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
大学之存在已有悠久的历史，但第一个专门讨论大学理念的是１９世纪（１８５２）的牛津学者纽曼（Ｊｏｈｎ Ｈ．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Ｎｅｗｍａｎ），他在《大学的理念》（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一书中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育绅士的地方，他以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他说：“如果大学的目的在科学与哲学的发明，那么，我看不出为什么大学应该有学生。”他心目中之大学应是着重对文化传统之保持，大学之目的则在对一种特殊型态之人的性格之模铸，故纽曼的大学之理念显然以大学是一个“教学”的场所，是一个培育“人才”的机构，也是一个保存文化传统的地方，这个理念与中古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契合的，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留给大学教育一项重要的遗产。
１９世纪末时，大学之角色开始巨大的变化，这一改变始于德国，德国大学亦由中古一脉相传而来，但到了１９世纪末叶时，在洪堡（Ｖｏｎ Ｈｕｍｂａｌｄｔ）及阿尔托夫（Ａｌｔｈｏｆｆ）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学首先改制，摆脱中古的学术传统，标举大学的新理念。他们的大学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从事“创造性的学问”。这个大学的理念与纽曼所怀抱者迥然不同。因为他所重者在“发展知识”而不是在“传授”知识。德国这种大学的新理念影响到欧洲各国，并对美国发生巨大的冲击。中国现代的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学就是以德国大学为模式的。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阐明大学之性质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吕思勉认为“在他（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以前，全国的出版界，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研究两个字”，认为他之提倡学术研究是“孑民先生不朽的功绩”。不是偶然的，蔡元培先生也是创立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44节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
德国大学的新理念，在美国现代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Ａ．Ｆｌｅｘｎｅｒ）的书中获得系统性的阐扬，弗莱克斯纳在其１９３０年《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标举出“现代大学的理念”。他特别强调“现代大学”，以别于早他七十几年的纽曼之“大学”。弗莱克斯纳肯定“研究”对大学之重要，肯定“发展知识”是大学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却没有轻忽大学之“教学”功能，他说：“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学。”在他心目中，大学之目的不止在发展知识，也在培育人才。不过，他反对大学训练“实务人才”，反对大学开设职业训练之课程，他甚至认为哈佛的商业学院“夸张而危险”，应该从哈佛分开出去。他更极力反对大学成为社会的“服务站”（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弗莱克斯纳之大学的理念在美国造成深刻的反思，尤其在医学教育方面促成了一连串的改革，提高了医学教育的水准。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的理念，第一次把高阶教学与研究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在弗莱克斯纳高度推崇德国模式，剧烈抨击美国大学鼓吹“现代大学”的新理念时，美国的大学在霍布金斯的吉尔曼（Ｇｉｌｍａｎ），哈佛的艾略特（Ｃ．Ｅｌｌｉｏｔ）等人的改革下，借鉴德国大学，大步伐的独立发展，已稳稳站在世界大学的前沿。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大学之发展与其国力交光互影，发展尤为突出。美国大学一方面继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承继了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我们可以说，有规模的美国大学的研究院与大学本科的二重结构，就是美国采择德、英模式而结合设计的，这个设计也已成为今日世界各国大学的模式。今天，美国大学不但在量上是世界之冠，在质上言，其一流学府，如哈佛、伯克利、耶鲁、芝加哥、斯坦福等较之欧洲任何大学亦毫不逊色，甚或更有过之。哈佛的罗索夫士基（Ｈ．Ｒｏｓｏｖｓｋｙ）自豪地说“三分之二世界最佳的大学坐落在美国”。平心而论，这并非夸大之言，他所指最佳大学是指世界公认的五十到一百所名校而言。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Ｃ．Ｋｅｒｒ），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校董会的终身董事，我认为他可能是对当代大学最有研究的教育家，他１９６４年的《大学之功用》（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一书是了解当代大学不能不读的书。克尔选择用复数的“功用”（ｕｓｅｓ）一字来讲大学是有意思的。既然讲“功用”，他当然理解到大学可以有“误用”（ｍｉｓｕｓｅｓ）之可能。克尔首先指出当代大学应面对新的“角色”，大学必须严肃地审察它所身处的新的“现实”，这个新的现实就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即“新知识是经济与社会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大学的不可见的产品——知识，可能是我们文化中最有力的单一因素，它足以影响到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区域、国家的升沉”。社会学者贝尔（Ｄａｎｉｅｌ Ｂｅｌｌ）指出，在美国，大学已变成社会上一个有支配力量的重要的制度，它已是社会主要的服务机构，不止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