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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精与通博
大学教育，自古分科，孔门之学即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南朝宋文帝将大学分为“玄”、“儒”、“文”、“史”四学。西方中古大学亦分文法、修辞及逻辑三科，或算术、几何、音乐及天文四科。学术需专攻，应是无可置疑的。但今日学术专门化越来越烈，越来越细，不止发生施诺（Ｃ．Ｐ．Ｓｎｏｗ）所说二个文化之对垒问题，且是“多种文化之相隔”之问题，不止发生“隔行如隔山”之现象，即使同行之学者亦往往无法沟通其所见所学。“道术分裂”一至于此，学术之深度固然加增，但见木不见林，知识之整全性之掌握则戛戛乎难了。诚然，专业化是学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怀特黑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且说：“我确信在教育中，你排除专精（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ｍ），则你摧毁了生命。”今日知识上的许多突破显然与专业化有关，而就大学教育来说，一定程度的分科也是必要的，至于社会之职业结构越来越需专门知识的情形下，学生专修一科一系也是必要的，但大学教育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之士。一个大学生应该对人类知识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自己民族的学术文化有一基本的欣赏与把握，同时，他应该养成一种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一种对真理、对善、对美等价值之执著的心态。世界大学莫不对于学科综合的问题视为知识学上及教育上的重大挑战。在知识学上如何建立耶士培所说之一有机的整体，煞非易事，即就人文学与科学之整合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集各种学术而冶为一炉？至于教育上则历来莫不在专精与通博上求统合、求平衡，而其方法则有多种：牛津之Ｍｏｄｅｍ Ｇｒｅａｔｓ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而治之是一途；英基尔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Ｋｅｅｌｅ）之将第一年定为“基础年”（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是另一途；通过科际整合之研究（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又是一途。至于美国之博雅教育（１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及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更是最普遍典型的途径。香港中文大学除由大学提供专科教学外，又由学院提供通识教育亦可说是一条值得走的道路。但专精与通博的平衡之路是仍然值得不断探寻的！
４．教学与研究
今日主要的大学莫不承认大学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已，它更负有培根所倡的“发展知识”的任务。德国大学首先标举研究之重要，确使大学之学术性格更见精纯。而今日美国许多大学则越来越重研究，所谓“出版或死亡”（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且寝假成为教师升迁及实授与否的惟一标准。不研究、不出版在美国主要大学中是无立足之地的。不能否认，大学之重研究与出版具有提高学术水准的功能。不过把研究与出版提升到最重要，甚至是惟一衡量教师成就的标准时，则不能不说无其偏弊。其弊端之一则显然是把教学的重要性压低了。由于研究之受到如此重视，许多教授的精神时间都泰半投入到研究中去，相对之下，教学，特别是大学本科教学，是居次要地位了。师生之疏离固因而日见严重，即教师之认同亦自其所属之大学而移转到支持其研究经费的基金会、公司或政府身上。在此情形下，大学不过是一传舍，而大学之为一“学人之社会”之理念亦因而受到伤害。关于教学与研究之关系，究为相辅相成，抑是相克相抵，常为学者辩争之论题。我们以为研究与教学在一适当平衡安排下，研究不但不与教学相克，而且相辅相成。因为教师只有通过研究才能使其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创造性之发挥；同时，也只有通过教学才能使其研究更有生命，更有心灵上之冲击。若过分偏于教学，则大学较之中学实无大别。反之，若过分偏于研究，则大学将成为研究中心，而实无保留大学之名的必要。但我们应如何对教学研究取得一适当的平衡呢？
５．学术的独立自由
中古以来，大学求独立自由，经过无数的奋斗与努力，它们向教会争自由，向皇室争自由，向一切世俗的权势争自由。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大学之学术独立自由是不可视为当然的，是相当脆弱的。德国大学有很高的独立自由，但希特勒当政时即彻底摧毁了大学的独立自由，而一切极权国家亦根本不承认大学之独立自由。此耶士培所以在他的《大学的理念》大著中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他以为大学必须具有“知识上自由的交流”。诚然，不如此，则学术窒息，知识堕落，大学成为社会政治的附件，大学也不成为大学了。民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大学独立自由的信仰与守护者。他曾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又说：“我素信学术上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之余地。”他相信“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一位曾在北大受教育的学者洪炎秋先生说：“北大的好，就好在它的师生，大都带有狂狷的倾向，所谓‘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就是所谓的‘独立自由的精神’的意思。”英哲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认为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免于有争论性的意见，也不能避免与当代有关的问题，在学校中即使有政治性的宣传也不足为害，但真正足害于教育者是“单面的宣传”，是一种声音，一种独断的声音。的的确确，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才能在辨难析理的过程中将错误、独断的假知识减至最低程度，而有可能一砖一石的建立起“知识的金庙”来。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37节 知识与德性
大学目的之一在培养人才，殆为不争之论。虽然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常因国家文化之别而有异，牛津、剑桥于１９世纪在培育文化型的绅士与行政人才；美国的博雅书院（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在培育民主社会之公民；苏联的大学则在训练技术人才（此虽与马克思之反职业的想法相异）不一而足。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中，高等教育已被看做是一种“人力投资”，大学更成为“知识工厂”，旨在训练社会各业的“人力”。关于这一点，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Ｒ．Ｈｕｔｃｈｉｎｓ）是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大学教育之目的不在训练“人力”（ｍａｎｐｏｗｅｒ），而在培育“人之独立性”（ｍａｎｈｏｏｄ）。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大学教育是否应该在知识以外，更应重视德性的问题。德性之重要我想是无人会怀疑的，德性之重视可说是自古以来中西教育所同然的。中国向来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并提。钱宾四先生指出中国的学问传统向来有三大系统，他说：
第一系统是“人统”，其系统中心是人。中国人说：“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有理想有价值的人。
第二系统是“事统”：即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者。此即所谓“学以致用”。
第三系统是“学统”，此即以学问本身为系统者，近代中国人常讲“为学问而学问”即属此系统。
中国之学问最重第一系统，即“人统”。《大学》中所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即是此意。当然，如钱先生所示，中国的宋儒，对第二系统、第三系统亦甚重视，而清儒则对第三系统更见着力。不过，比较起来说。西方现代大学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统，即知识学统，此纽曼即以大学之任务是“知识性，而非道德性”的。不过，西方早期宗教气质浓重的大学也是重视第一系统的，亦即重“做人”系统的，譬如一百年前剑桥的克莱尔（Ｃｌａｒｅ）书院的学生，他必须完全符合英国教会的教条，否则就不能毕业。今天，在原则上，任何大学都不会否认“德性”之紧要，但在实行上，则什么是聘请教师或招收学生必备的德性条件，却非易决定。我们常听说“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正当的行为”这些话。但在一个急剧变迁而多元性的社会中，要绝对界定这些德性的要求，则是难之又难的。以此，我们看到世界大学对教师与学生的行为有越来越自由放任的倾向。
谈到道德的绝对性，法国生物学家蒙诺（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ｏｎｏｄ）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人类道德惟一的范典。其他道德则皆不足恃。蒙诺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对真理追求之真诚不欺。无疑的，蒙诺的答案是不周全的，不过，他的说法也非无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对真理与知识有绝对真诚乃至进入宗教感时，则真正达到言行一致，表里无违的田地，这当然是一种德性。能够尊重客观证据，一以理性为导引之人，必不会“曲学阿世”。曲学阿世是学界之贼，自不应立足于大学。西方大学以“学术真诚”作为学者人格的标准。（斯诺（Ｃ．Ｐ．Ｓｎｏｗ）的《大事件》（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小说中对此描写甚好。）同时，以“学术欺骗”（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ｙ），如抄袭、舞弊，为大学生之德性的大缺点，非无道理。但蒙诺以“科学方法”为道德范典之说显然较偏于知识世界，较偏于“真”的领域，而于人事世界，于“善”与“美”的领域则较难适用。但如前所说，一般德性又难于建立一共认的标准，以此，剑桥的艾雪培乃老老实实地主张，与其空谈一些无法真正有拘束力的道德口号，不如承认教育是一种职业，建立一套职业的伦理规则（ｅｔｈｉｃ ｃｏｄｅ）以为遵守。他所提出的是教师应立一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ａｔｈ（古时行医者所发的誓约）。教师“誓约”之约束教师对学生之责任，犹之乎医生之对病人然。艾雪培的提议是很严肃的，但他提出的教师誓约的内容却还是不够清楚，且是偏近于知识的真诚的信守方面，这对于中外大学传统上所要求的德性一点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如何发展大学生的“德育”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７．书院的文化生活与品性之培养
在第一义及最后义上，大学应该是一研究学问、追探真理的地方。但我同意耶士培的说法，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文化生活”。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牛津、剑桥固以此闻名于世，即使哈佛、耶鲁、海德堡、东京帝大，以及过去的北大等，亦无不在知性生活之外，尚有其丰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文化生活简单地说就是生活得有文化。我这里所用“文化”一词非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生活里，华贵而不可有铜钱臭，简朴清素而不可“邋遢”无礼数。纽曼也许是对的，“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间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大学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种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学者居息一堂，朝夕切磋，显然是有力的因素之一。牛剑之书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哈佛罗威尔（Ｌｏｗｅｌｌ）所倡的“屋舍制”（Ｈｏ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则是循牛剑的轨迹，纽曼曾说：
假使给我两个大学，一个没有住院生活和导师制度，而只凭考试授予学位的；一个是没有教授和考试，而只聚集着几辈少年，过三四个年头的学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