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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28节 诉诸“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将最终价值诉诸“精神”的做法，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显著特征，他们对德国文化与众不同的特性的强调就像以赛·柏林描述的那样：“如果我是一个德国人的话，我就会去寻找德国的长处，我会去写德国的音乐，去对古老的德国法律进行再发现，我会去培养自己身上每一样能够让我成为一个尽可能丰富、长于表达、多才多艺的完完全全的德国人的东西……那就是浪漫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不仅源于康德以来的德国先验论哲学的传统，同时也表现出“德国”作为欧洲的后发展国家，特别具有创造“历史”冲动。在一篇题为《北大的支路》的文章中，周作人两次引用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别有深意地将“读书”和“救国”做了分殊：“我姑且假定，救国、革命是北大的干路吧，读书就算作支路也未始不可以。”其中当然隐含着对当时北大学风的批评。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周作人于不经意间道破了蔡元培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北大一直未曾明言的“教育理念”。蔡元培对“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有相当的自觉，他到任北大校长后不久，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清楚地把一种“危机意识”引入到“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之中。而且促使他形成这种“教育理念”的原因，除了来自现实直接的刺激，还有就是“德国经验”的启示。在同一封信中蔡元培举了“费希特”的例子来印证自己“教育救国”的想法，“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即费希特——引者案）为数次爱国之演讲，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普之胜法，群归功于小学教员，然所以有此等小学教员，高等教育之力也）亦发端于此”。一般认为，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渊源于德国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ｔ）的现代人文教育观，正如罗家伦说的，蔡元培“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受了１９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ｔ）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就职演讲时宣称：“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第二年开学演讲，再次强调大学为培养学者之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特别是依据“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的“分科”理念，倡导学制改革，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无不打上了德国大学的印迹。所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作人后来才会颇有感触：“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过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１９１７）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的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稀奇，但在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和勇敢。”只有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脉络中，才能更深刻地显示出蔡元培论说“读书”（大学）和“救国”（国家）关系的意义。他以“读书”名义要求学生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铲除“科举时代遗留下来之劣根性”，甚至劝阻学生不要直接卷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中去，自然是为了弘扬大学“思辩”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兴趣吗？它能否依靠自身来说明自己？洪堡特将“知识、社会和国家”统一起来的方案为此提供了最好的回答。不过，在蔡元培对洪堡特的接受中，“国家”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像洪堡那样把现行的“政府”（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指普鲁士帝国）当作是“国家”（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指德意志）的当然代表，蔡元培所谓的“国家”更多地喻指着一个新的想象性空间，一个面向未来的目标，一个有待创造和叙述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不仅使他可以在北洋政府倒行逆施时，名正言顺地宣布“国立”的北京大学和中央政府脱离关系，更重要的是，蔡元培用这种方式回应了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整体性文化危机。按照张灏先生对晚清社会危机的阐述：“‘意义危机’（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是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层面”，而且是没有获得应有注意的层面。要解决这个危机，不能完全靠以“理性化”为特质和表征的“现代化”。作为一位渴望用“美育”来创造“新主体”的思想者，蔡元培不单在思想层面上清楚地认识“美学”不是一种偏狭的学科和理论的思辩，它是现代文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造就一种“新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主体形态”，最终培养有教养有文明的“新国民”。而且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上直接回应了这一意义的危机：既然“政教伦理”由于传统政治架构的动摇，已经无法再承担“形而上”的功能，那么获得独立地位的“文化学术”有没有可能重建文化的“合法性”，并且实现它的制度性诉求呢？他借助对洪堡教育理念的挪用，在北京大学的学制改革中力图实现这种可能：通过对似乎“价值无涉”的“知识”的追求和探索，来获得对一个新的“民族文化价值”的叙述和重建。和洪堡相通──“哲学”成了一切“知识” 的元叙事，以至于今天和“哲学”全无干系的文科博士也被称为“Ｐｈ． Ｄ”，也与王国维相似──在他的学科规划中，“无用之学”的哲学理所当然地处于核心地位，蔡元培的教育改革自然是以文科特别是哲学为重点的。当傅斯年来信痛陈“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时，他在这封信的“按语”中再次强调了“哲学”的领导性作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根据运用的“科学方法”将“哲学”归入“理科”。蔡元培着眼点不在“哲学”的方法论上，他相信以“哲学”为首的文科研究最终会导向对新的“民族文化”创造和认同。这也是他推崇《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的原因，因为胡适的努力可以为“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同样的，国文系的创立以及相关的“国语”和“国语文学”运动也内在于这个过程。无论是运用新方法整理旧材料（重新书写“中国文学史”），还是透过新视野建构新领域（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戏曲”构成了文学系的主干课程）；无论是在“比较”的框架中接纳“世界文学”和“国别文学”（“欧洲文学史”乃至更为具体的国家文学如“日本文学”成为了学生研修的科目），还是有限度地把当下文学的变化转换为学院研究的对象（“新文学”由礼堂讲演到课堂传授，由选修课到必修课，正逐渐进入大学体制）……这一切都显示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文学”不再仅仅关乎某个阶层和某个人的“修养”，而是指向一个更大的民族“文化更新”和“文化复兴”的计划。所谓“文学”的独立性（它的集中体现就是“艺术价值”）也必须在这个变化中予以理解。１９２０年６月，蔡元培在“国语讲习所”发表演讲，对《红楼梦》一书的文学价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和歌德的《浮士德》相提并论，但最终强调的仍然是它作为“国语文学”典范的意义。这和他在１９３５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写的《总序》中，把十五年来“新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民族文化“复兴” 的一种先兆，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从洪堡到蔡元培，他们都可以在理论意义上通过诉诸“（民族的）最终价值”想象性地解决“大学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但是，从价值层面转换到制度层面，两者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确信个人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又同样深信教育制度必须在道德和行为中产生一种固定不变的正确典型。结果只能是前者屈从于后者，国家的价值决定了个人的归宿。身为或曾经身为国家高级行政人员，洪堡和蔡元培都清楚地意识到国家体制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所以，洪堡力图通过分疏“国家的作用”来强调它的“守夜人”角色：对国家来说，大学的繁荣局面“本来不是它所造成的、也不是它能够造成的，也就是说，只要它干预其中，它在更大程度上总是起着妨碍作用，而且没有它的话，事情本来绝对会好得多”，国家不得要求大学提供“任何与它直接或恰恰有关的东西”。
第四部分 大学理念第29节 理论构想
姑且不论这些国家“不干涉”的要求只是出于洪堡个人的理论构想，是否能够实现，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即便可以实行，“国家”与“大学”之间的界限还是非常脆弱的，因为洪堡对“大学”的整体构想依然建立在“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上，他表达大学之于国家的“独立”诉求的前提，就是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大学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国家的需要，洪堡要求国家“要从内心坚信，如果国民要实现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也就会去实现它（指国家——引者按）的那些目标，并且是从一个高得多的高度去实现，从这个高度出发，与它所能推动的相比，可以包容多得多的东西，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力量和杠杆”。他保证，这样的大学可以对“国民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造福于国民”。施莱尔马赫也对“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国家不应把大学视为从属于自己的机构，使其活动服从于自身的、而不是科学本身的目标，这样只会使大学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大学的“独立”发展是就大学内部或学术活动而言，并不排除国家对大学在财政支持和法律保障等方面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既要国家的支持，又不要国家的管制，这种对“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设想未免有过分“理想化”的成分，但也要看到在这个方案中，大学并没有远离国家，相反它还允诺国家如果不干涉大学内部事务的话，将会得到更丰厚的回报。我们不难发现，同样的思考逻辑也延伸到蔡元培对“读书”与“救国”的关系以及“大学”与“国家”关系的论述中。但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并不被理论规划所限制。从普鲁士帝国到法西斯德国，德国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国家权力不断侵蚀、支配的历史。而在现代中国，国家几乎独占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它对大学的控制就来得更加直接、简单和粗暴。“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之所以可以和“国家”权力抗衡一二，胡适所谓“登高一呼，武夫仓皇失色”，是因为在这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空中，北洋政府内有派系之争，外有南北对峙，而导致国家能力大大下降。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又进一步加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试图将北京所有的大学合并起来成立“北平大学区”，进而达到取消北京大学的目的。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国民政府的“大学区”计划是由蔡元培亲自设计和规划的，现在反而成为了国家支配和改造大学的一种方式，这不仅显示出强势国家对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的挪用与吸纳，而且更深刻地暴露了蔡元培秉持的现代大学理念内在的紧张和矛盾。历史地看，１８００年左右在西方出现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内在地包含了“自由教育”与“民族教育”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以“启蒙”和“进步”作为基本理念的大学应和了资本主义理性化、世俗化和普遍化的需要，强调自身的中立和客观，这就使得“自由教育”的理念得以成为大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另一方面，创建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是大学最重要的知识议程，大学必须将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统一起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予以重新规划，以“客观”、“中立”和“普遍”的知识形态建构、指导和传播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这就是三好将夫一直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