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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由选科
蔡元培为了落实他在１９１２年任教育总长时就在《大学令》中提出的“培养硕学闳材”的目标，除了在预科教育中实行通识教育外，还在本科教育中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并进一步实行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不拘于专业，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习。关于预科，我们稍后再谈。此处先以哲学门（即后来的哲学系）为例来分析一下１９１８年北大本科课程改革后的情况。在哲学门的课程安排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在必修课的设计中涵括面较广，如教育学、人类学都包含其中（文学门的必修课中也有教育学；而史学门的必修课中除了人类学外还有社会学）。
其二，学生选科和选听的自由度相当大，学生除了选择哲学门的这些专科和讲演外，也可以去选择文学门和史学门，甚至生物学门的课程。
其三，非常重视语言的训练。除了必修两门外语外，选印度哲学史的还要求修梵文，修西洋哲学史的还要求同时修希腊文和拉丁文。
其四，对经典著作的讲读比较重视。无论是哲学门，还是文学门和史学门，都有专门以一本著作为一门选修课的传统。
实际上，北大哲学门的这个课程还只是一个半新的选科制，属于当时的一个过渡方案。而按照全新的选科制，全校所有本科生一年级不分系别，其课程分成两类：一类为共同必修课，另一类选修课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数学、物理和天文；第二组为化学、地质和生物；第三组为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第四组为中国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和德文学；第五组为史学、政治、经济和法律。学生可在一组内任意选听８至１１个单位，作为一年后专习一系的准备。后三年的课程除必修两门外语外，其余全部为选修课，但需要在一个系及相关系选修３０～４０个单位。学生经过两年预科和一年本科的通识教育，再经过三年本科的自由选科，这就为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从事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用蒋梦麟的话来说：“选科制准学生于性之所近，于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愿饮水的马则饮水，愿吃草的马则吃草，人各随其个性而发展其学力。”
（４）中西贯通
蔡元培既然把大学视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自然强调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所谓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既反对一味以西学为标尺，又反对在中学上抱残守缺的做法。
北大在蔡元培改革前在学制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开办到１９１１年，学校制度主要模仿日本，但教学方针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基本上是装饰品，中学倒还有点研究院的性质；第二个阶段是自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１７年，民国初立，经科被并入文科，中学退为装饰品，西学的地位虽然上升，但只是处于贩卖知识的状态，而谈不上研究学理；只是在形式上搬用西方的体制，但西方大学体制最核心的东西——追求真理的学术自由精神却完全付之阙如，倒是科举的毒魂附着在身。
而蔡元培治下的北大在课程和学制上追求的则是贯通中西。他对西方的学制和文化是积极引进的，但他的引进以学术自由为核心，其最后的目的是求得中国学术的自主发展，而不是求得在形式上与西方的亦步亦趋，或沦为西方教育的附庸。
比如，蔡元培刚到北大上任时，发现各学科开教务会议为照顾外籍教员，居然都要求用英语发言；教员和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甚至私人谈话都以口说西话为时髦。他马上决定学校此后开会一律使用中文，有人提出疑义时，蔡元培的反驳简洁有力：在自己国家的大学使用母语教学、工作，理所当然；难道国外大学会为照顾中国籍教师而使用中文工作？
又如，蔡元培的改革主要以德国大学为参照，但他很少明确援引德国大学来为自己的改革主张辩护。这是因为他对德国大学观念的接受，重在其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而不在其具体原则；重在消化，而不是机械搬用、为其所同化。他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使用诸如“仿世界各大学通例”这种说法，来回击保守派的指责。但是仿世界大学的通例并不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指向所在，他援引通例完全是为了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是为了清除科举的遗毒、急功近利的思想、学术专制主义观念尤其是旧传统对新思想的排斥。当时引进外来观念被视为一种时髦，北大留学归来的教师往往成为相应国家文化的鼓吹者，蔡元培对此深恶痛绝、耻与为伍，他宁愿在中国传统中去找可与德国大学观念相互印证的思想资源。尽管蔡元培的这种比附并不一定完全恰当，然而，他这种做法对于平衡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建立中国学术的自信，摆脱“醉心欧化”与“拒绝欧化”的纠缠还是很有意义的。
再如，他一方面积极鼓励学生出外留学，但另一方面又对留学生“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他告诫“留学者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他后来对留学政策还有进一步的检讨：“留学自有优点。然留学至为糜费，而留学生能利用机会成学而归者，亦不可多得；故亦非尽善之策。苟吾国大学，自立研究院，则凡毕业生之有志深造者……均可为初步之专攻。俟成绩卓著，而偶有一种问题，非至某国之某某大学研究院参证者，为一度短期之留学；其成效易睹，经费较省，而且以四千年文化自命之古国，亦稍减倚赖之耻也。”（蔡元培，《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蔡元培在北大积极推进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为了推进学术独立的进程。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胡适在北大校长任内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于１９４７年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主张国家集中最大的力量在十年内培植起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但所谓“成绩最好”，目标并不是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标准来改造这些大学，而是使之成为中国学术独立的根据地。学术独立的含义包括：其一，中国自己的大学可以担负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而不必到国外寻求；其二，受过基本训练的人才可以在国内大学基础作专门的科学研究；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在国内可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和机构帮助解决；其四，中国学人可以与世界学人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尽管这个计划因为政局变迁而未能实现，但它的方向显然是正确的，它让我们看到了蔡元培和胡适那两代真正称得上教育家的北大校长的大气象。
也正是因为蔡元培对西方大学精神是以中国学术的昌明为本位的，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注意针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所以，学术自由这种在中国社会中从不曾有过的东西才可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在北大迅速开花结果。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23节 谁来教
而另一方面，蔡元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发扬也贯穿了学术自由的精神。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尊孔读经，但支持整理国故。他之所以批判尊孔读经，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是与学术自由精神完全相背的；他主张要把孔教与孔子的学术区分开来，也就是将孔子思想置于学派的地位来研究而不是盲目尊孔。清末民初最初的国学倡导者，出发点并不在研究而在保存，以养成国民的爱国心，所以往往抱残守缺，政治关怀明显高于学术追求。而胡适１９１９年提出的“整理国故”则是要吸收欧美现代学术的方法，扩展视野，建立规范，创造出“新国学”或“适应新潮的国学”。这一点深为蔡元培所认同。他在此前一年就已经提出在中学上不是只保存国粹，而是以科学的方法揭示国粹的真相。因此，蔡元培在北大对国学建设的促进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把国学真正变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样就不同于把孔子放在类似教主位置或将国学政治化的做法；二是利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这样也不同于章太炎等人坚持在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发展国学的做法。蔡元培以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国学，一方面促使了传统学术向新时代生长，另一方面则让近代西学得以扎根在华夏大地。１９２２年１月，北京大学创建了国学门，这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以欧美研究机构为模式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也是在“整理国故”口号提出后第一个以国学研究为范围而成立的学术团体，还是在“学术独立”的呼声下第一个与欧美学术抗衡的国学研究“根据地”。
合格教师的聘任制及受聘教师所享有的言行自由是学术自由的核心，也是蔡元培对北大改革最重要的方面，需要详加考察。
（Ａ）聘任（解聘）标准
蔡元培曾在多处说明他的用人政策，其中说得最为详尽的当数他１９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在北大第二十二学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他说“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这可以说就是当时北大聘任教师的三条标准：学有专长；献身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善于引导学生的能力。这三条无疑都是从学术本身出发确定的标准，是服务于大学的宗旨——学术研究的。另外，鉴于他到任前，北大学生的当官之意远胜于向学之心的状况，蔡元培特意对教师资格作了一个规定：“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以免学生通过官师的援引去做官。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标准都不构成蔡元培聘任教师的阻碍。由于人们对真正的学术标准选人还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往往更习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种种非学术的聘任标准。蔡元培所谓的“兼容并包”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选聘教师上根本不为那些非学术的聘任标准所束缚。我们下面来看一看蔡元培突破过哪些非学术的标准。
（１）文凭。文凭可以成为辨识人才的一个参考要件，但并不是蔡元培选聘教师的主要标准。对于杰出的人才来说，有无相应的文凭都不构成他应聘北大教师的障碍。对于当时国内大学甚少、出国留学不易的情况来说，文凭就更不成其为选聘的依据了。最典型的例子是蔡元培对仅仅中学毕业的梁漱溟的聘任。
（２）资历。北大教师当时并没有等级森严的职称制度。教员分为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种。教授与讲师均授课，助教不授课；教授与助教为专任，而讲师为兼任或特约，按讲授钟点付薪。讲师并不比教授低一级，只是非专任或仅开一门选修课而已。所以，在北大上课的专任教师统称教授。当然，在教授之间所给付的薪水还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主要不是因为资历，而是因为学术水准和贡献。比如，胡适１９１７年受聘北大教授时，年仅２８岁，他一到校即领教授的最高薪二百八十元。
（３）新旧。蔡元培本人思想趋向新潮，但他聘任教授却是只问学问功力，而不问思想新旧和政治立场。他的名言是：“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激进派陈独秀和保守派辜鸿铭同时被聘。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蔡元培并不想把大学变成政治立场的竞技场。他认为北大可以提倡学术思想流派之争，可以容忍教师个人的政治歧见，但不应该把这种政治意见之争引入课堂。比如他聘请辜鸿铭不是请他讲政治而是请他讲英国文学；他聘请刘师培也不是请他讲政治而是请他讲中国古典文献。也就是说，他所看重的是辜鸿铭和刘师培的学术专长，要求他们在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的是这些专长而不是别的东西。蔡元培自己是这样说的：“对于教员，以学旨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纵然蔡元培不得不容忍辜鸿铭这样的人有时在课堂上发表他的政治意见，但我们很难想像蔡元培会允许辜鸿铭完全把英国文学课走题为中国政治课。虽有学问，但在课堂上信口开河，随意走题，这并不在学术自由保障的范畴内。蔡元培是否为此解聘过教员，尚待考；但至少就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胡适在任文学院院长时解聘过中文系一位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