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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约翰·赫谢解释了安德雷·弗里德曼“重生”为罗伯特·卡帕的原因。安德雷和格尔达决定成立一家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团。格尔达在一个图片社工作，她准备当秘书和销售代表；安德雷准备当暗室雇用人员，这两个人将一同受雇于一位有天赋、很著名和富有（和想像中）的美国摄影师，名叫罗伯特·卡帕，当时，此人据说正在法国访问大约在同一时期，格尔达也重新发明了她自己，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几乎无法发音的波霍里耶换成了比较有朝气的塔罗。她取这个名字，是受了一位在巴黎很有名望的日本画家的启发，这位画家名叫塔罗·丘本。“塔罗”这个名字很短，也很有力，就跟卡帕一样。
1947年，罗伯特·卡帕对一家无线电台的采访记者解释了他为何慢慢想到要改一改名字。“我过去有个名字，跟包勃·卡帕稍有点不同。我的那个真名不是太好。那个时候，我跟现在一样愚蠢，但年轻多了。我找不到活干。我极需要一个新名字。”
“嗯，当初那个名字叫什么？”采访记者问。
“嗯，说出来真是怪难堪的。名字由安德雷开始，最后是弗里德曼，这两个名字挂在一起。为了我的缘故，我们不再说那个名字吧。”
“那好。”
“因此，我一直在想一个新名字……罗伯特听上去很有美国味道，因为这听上去才像人的名字。卡帕听上去也很美国味，发音也比较容易。这么一来，包勃·卡帕听上去像是很好的一个名字。之后，我发明了这么一位著名美国摄影家的包勃·卡帕，他来自欧洲，不想找法国编辑，因为这些编辑支付的报酬极低……因此，我就这么拿着一台莱卡相机上阵了，拍了一些照片，在上面写上包勃·卡帕的名字，之后以双倍的价钱卖掉。”
有人猜测，卡帕是按弗兰克·卡普拉的名字取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是一位出名的电影导演，执导过比如《白金美人》（1931）和《美国疯狂》（1932）等的电影。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名字要取罗伯特呢？1976年卡帕的家乡为她举办过第一次摄影展的匈牙利摄影老手艾娃·凯勒迪认为她知道答案。在布达佩斯特，有一家餐馆是她最喜欢的，她在一个便条本上写道：“安德雷…班迪…包勃。”“小的时候，在布达佩斯，人们称他班迪，”她告诉我们说，“从班迪到包勃再到罗伯特并不需要费多大劲。”
第一章发明了自我的人（4）
根据赫谢的说法，卡帕早在1936年初夏就已经熟练地运用起这个新名字了。他听从格尔达的建议，剪了一种新式的发型（后面短，两侧也短），甚至还装模作样地穿上了时髦的外套，戴上了入时的帽子。但是，可笑的是，那不是小资情调的装束，而是蓝色的工作装和连体服，属于体力劳动者的装束，但那年夏天在巴黎激进青年中特别流行。1936年5月3日是个星期天，一个称为人民阵线的联合运动左派取得执政地位这次胜利虽然让卡帕开心，却并没有平息法国狂怒的工人。1936年6月，执政的反法西斯政府看到全国共发生12 142次罢工活动，有近200万工人参与其中。
通过一个匈牙利犹太熟人安德雷·克特茨的介绍，卡帕得知《看到了》杂志有一些机会。那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亲人民阵线党出版物。这家杂志报酬不高，但是，却很需要投稿人《看到了》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1932年4月号《德国之谜》一期，共有不下438幅照片登在125页上，其中许多都是古特曼的戴弗特通讯社提供的。。编辑路西安·伏格尔对安德雷拍摄的托洛斯基的照片留下很深印象，因此请他报道巴黎发生的政治事件。安德雷接下来的很多照片都拍得不好，构思一般，构图模糊，但是，那些照片还是捕捉住了那个迅猛时代的基本情绪。
为了缓解工人情绪，总理里恩·布鲁姆宣布一项“新政”，将薪金提高12％，每周工作40小时，每年两周带薪度假，并可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法国工人阶级全体振奋。在工厂，妇女钻进任何人的怀抱跳舞，红旗在巴黎的各个办公大楼上飘扬，弥漫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似乎终于遇到了一股抵抗力量：这就是进步力量的团结阵线，这股力量一定会抵抗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紧逼。
卡帕拍摄了人民阵线的照片，拍得越来越显天分。赫谢说得很准确，罢工和国内的动荡伴随着一个新政党的成熟，“这使一位并非真实的美国人和他的暗室操作工（格尔达）有机会制作大量惊人的照片”。 赫谢还说，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立即出现了“一股卡帕热”。安德雷和格尔达开始过起日子来了。看起来，这样的安排可谓完美无缺，“卡帕爱格尔达，格尔达爱安德雷，安德雷爱卡帕，卡帕也爱卡帕。” 安德雷如果没有拍摄到最新的抗议或罢工的照片而别人却拍到了，那么，格尔达会为他补上。“那个杂种又跑到科特阿述尔去了，”她常常这么骂，“还带着个女演员。”“弗里德曼拍照片，”赫谢准确地说，“格尔达销售照片，而署名的人却是并不存在的卡帕。由于这个卡帕应该是非常有钱的，格尔达就拒绝让他的照片以低于150法郎一幅的价格销售给任何一家法国报纸，这比流行的价格高出三倍。”
1936年6月下旬，卡帕报道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联盟会议。会上，阿比西尼亚的前任皇帝海尔·索莱西发表了一通针对墨索里尼的激烈演讲。索莱西演讲的时候，忠于墨索里尼的几名意大利记者大声质问，因此，左派记者和总裁（墨索里尼）一边的法西斯渣滓之间发生了一场混战，左派一边还有一位是西班牙人。瑞士警方赶跑了意大利人，并把那位西班牙人扔到街上。安德雷正好就在门外等着，这样，警察拼命找东西塞住那位西班牙人的嘴巴，不让他发出抗议尖叫的时候，安德雷想办法逮个正着，拍下了好几张警察照片。
照约翰·赫谢的意思，标有“罗伯特·卡帕”的安德雷的照片放到路西安·伏格尔的办公桌上时，他立即打电话找来了这位著名的美国摄影家的代理人。格尔达拿起了电话，“卡帕先生说，日内瓦的照片需要300法郎”，她告诉伏格尔说。“卡帕先生这个人真是非常有趣，”伏格尔回答，“但是，请你告诉那个可笑的小伙子弗里德曼，就是那个穿着肮脏的皮夹克到处乱跑，到处拍照片的家伙明天早晨九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他显然在日内瓦会议的会场外看见了卡帕。
托马斯·甘特尔是联合通讯社领先的权威，他说，安德雷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被人逮个正着。格尔达曾告诉玛丽亚·艾斯纳说，她已经看见过很好的一批照片，是一位名叫卡帕的先生拍的，那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摄影家，但价格很贵。事情发生的时候，安德雷正在造访那家通讯社，艾斯纳在看这位价格不菲的美国摄影师的样品照片。根据甘特的说法，她对照片有“天生的独特眼光”，结果很快发现，这些照片是安德雷·弗里德曼拍摄的。她立即打电话到格尔达的办公室，并且在满脸羞红的格尔达面前指出，这些照片是安德雷拍的。但是，艾斯纳对那些作品有很深的印象，不管照片旁边的文字都写的是些什么内容。她决定代表自己的通讯社跟他签约，每月付他1 100法郎，交换他每周三篇图片报道。他比格尔达挣得少，但是，无论怎么说，他终于开始能够吃上正常的饭食了。
1936年7月初，艾斯纳派卡帕去凡尔登，要他拍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进行的20周年纪念活动。周围的风景冒出森森鬼气，让人想到一共死了140万法国人，另外还使1 100万人伤残的一场战争。哪怕已经过了二十年，这里仍然有一大片地区是发黑的树丛和灌满死水的弹坑，没有任何人前来照料。
卡帕的照片展现的是凡尔登的将士墓园，数以百计的探照灯照着。退伍军人神情严肃地排起长队，站在已经死难的战友的坟墓边上。跟许多法国退伍军人一样，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长官都是些“白痴”，而那场战争也只是一场消耗战，是一次疯狂的活动，让法兰西人的鲜血流干了。活下来的人排成的队形并不是同步前进的，这是一种显示他们对战争持续不变的严厉的态度，他们那一代人承受了不应有的苦难。许多人现在都是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没有人希望再有一场战争。
但是，战争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1935年10月3日，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这无异于给一战之后为保卫和平而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盟的脸上啐了一口。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迈着正步挺进莱因省，把凡尔赛条约完全扔到了一边，并且让整个法兰西为之震颤。
卡帕从凡尔登回到了巴黎，准备报道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巴士底节。一周之后，他拿起为之工作的一家报纸，发现海外出现了针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抗议活动。有个矮胖子叫弗朗哥总司令的人，他后来很快便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此前，7月19日，他到达加的斯，来到称为“莫尔人”的西班牙外国使团首领家里。他和跟随他的摩洛哥叛乱者计划推翻西班牙的民主政府。“我们将利用的这股力量，”弗朗哥警告西班牙民选政府说，“将与你们为此而准备的抵抗成比例。我们特别提醒你们，应该避免无谓的流血。”
第一章激情战争
“西班牙战争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时期。当时，我们感觉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当人们死去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死亡是正当的、重要的。他们为自己信仰的事业而死，他们为即将发生的事情而死。”
恩内斯特·海明威，1940年
西班牙内战使卡帕拿起致命武器——他的莱卡相机——在战壕里跟大家一起反抗极权主义的第一次机会。按照记者玛莎·格尔霍恩的话说，“西班牙是所有自由人与希特勒作斗争，与纳粹作斗争，与所有希特勒的效仿者正在实践着的不道德思想作斗争的地方。（卡帕）并没有指望能够参加战斗，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摸过步枪。他指望自己能够拍摄一些照片，迫使大家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人们去为之战斗的。”
卡帕和格尔达刚刚听说弗朗哥暴动的消息，立即就决定应该两个人一起去西班牙。卡帕为人民阵线报道，这已经在同情共和党人的一些出版物内引起相当大的注意，比如《今夜》、《看到了》和《注视》。他猜想，找到去西班牙拍摄的任务估计不会太困难，因此很快与各处编辑联系。
《看到了》杂志的路西安·伏格尔同意派卡帕和格尔达两个人去西班牙。他将租用一架小飞机送他们去巴塞罗那，他本人也将同他们一起去：他准备为自己的杂志组织一期特别报道，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实情。卡帕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于8月初动身飞往西班牙，同行的还有格尔达、伏格尔和另外一些记者。那是一次不吉祥的开头。飞越比利牛斯山区以后，他们的飞机突然失去高度，结果在巴塞罗那郊外的一个田野里强行着陆，飞机撞得七零八落。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没有伤亡发生。卡帕和格尔达从飞机残骸中爬出来，两人惊恐万状，但竟然没有受伤。同时，在加的斯港以南约60英里处，纳粹装运的第一批飞机和士兵也登上西班牙国土。
8月5日，已经很晚了，卡帕和格尔达到达巴塞罗那郊外。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当时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的中心，气氛达到疯狂的程度，人们很快便忘记了飞机失事的震惊。在一条街上，卡帕和格尔达发现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伙伴，他们穿着蓝色的连衫裤工作服，一起欣赏午后的太阳。这些人兴高采烈，因为突然之间，巴塞罗那庄严的大楼和政府机构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众手里了。城里大部分的工厂主要么已经逃跑了，要么是跟共和党人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大批杀害的数千修女、僧人和牧师一样遭逢了厄运。
1959年，德国作家居斯塔夫·雷格勒生动地描述了因反对弗朗哥而掀起的无政府主义暴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的情形：“人们的内心有一个陶醉的想法，那是具有传染力的急切的献身精神，是对自由热血沸腾的信仰……根据他们的外表来看，那些民兵也许会被法国革命推上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