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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霍恩赫尔斯特开始，卡帕又到了柏林，拍摄那个城市惊人的毁坏状态。到1945年之前，盟军的轰炸造成至少80万德国平民死亡，而柏林又成为最经常受到攻击的靶子。这个城市95％以上的中心已经被毁，在柏林余下的地区，只有四分之一的房子能够住人卡帕照片中的柏林显示战争给德国平民造成的巨大损失，但这些照片没有登在《生活》杂志上。。他很快发现，他跟阿德勒、鲍曼和海外联合服务团同时到达柏林。卡帕想办法跟鲍曼联系上了，鲍曼为此很开心，但是，她没有告诉卡帕自己跟阿德勒过从甚密。
“英格丽在玩弄卡帕和我，”阿德勒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饭，事情弄得有些不快了，因此我离开了。之后，英格丽到我房间里来道歉。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其中的哪一个。但是，事情并没有让我和卡帕彼此斗气——一点也没有。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
有好几次，鲍曼都陪着卡帕一起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她披着《卡萨布兰卡》式的雨衣，还包着头巾。他在蒂尔加腾拍摄大规模黑市的时候，她可能也跟他在一起。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已经有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扎下根来：柏林人跟“睁大眼睛的”红军士兵交换物品，这些士兵都很喜欢廉价的西方腐朽生活装饰品——在美国价值 3。95美元的米老鼠手表，现在卖到了500美元。卡帕拍到一名俄国军官换葡萄酒的情景，另有一名军官在试一架手风琴，还有一个红鼻子被人从很大的开放式黑市上带走，他身上带有枪支而又没有持枪证，因此被逮捕。
柏林毁坏的程度令鲍曼大为吃惊。很难相信记忆中的柏林只剩下如今这么一点东西了。30年代末期，她曾为纳粹电影制片厂UFA工作过，主演过《四友人》，并且在柏林生活过好几个月，但是，她看来对身边的政治压抑不甚敏感。在回忆录里，她对自己为戈培尔的宣传电影所做的工作一笔带过，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没有理由想象她对卡帕说起过此事。“（鲍曼）从不跟我谈起她在德国拍摄的电影，”阿德勒说。阿德勒一直都是鲍曼的密友，直到她于1982年在伦敦死于癌症。“我觉得她一直引以为耻。”
一天下午，卡帕看到一栋光秃秃的房子里还有一只浴盆。这是多好的独家照片！想象一下吧！英格丽·鲍曼第一次坐在浴盆里拍照！他很快地拍下去，但是，冲洗胶卷的时候心太急，结果把底片给毁了。但是，那一刻并没有损失掉。那天下午，另一位摄影师卡尔·古德温正好也跟他们在一起。他的照片显示鲍曼披着雨衣，扎着头巾，看上去很开心，无忧无虑的样子。
在柏林呆了十天后，阿德勒离开德国去了美国自己的家里，卡帕和鲍曼也回到巴黎。他们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分离。他们又去富盖酒吧啜香槟，一起去巴黎圣母院，有一个晚上，有人看见他们牵着手在里兹饭店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明显彼此很痴情的样子。鲍曼后来写道，她就是在巴黎爱上他的卡帕也许会奇怪，不知道她为什么竟然会爱上自己。如果他看过她那些珍贵的剪贴簿，一定就会找到很好的一个理由。他看上去跟她已经去世的父亲朱斯塔斯·鲍曼很像，是一个波希米亚人，是个挥金如土的电影厂摄影师，她刚刚13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而她母亲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鲍曼常说，她父亲是她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带走了她对摄影机的害怕，曾让她穿上愚蠢好笑的衣服，摆上可笑的姿势照相，三岁的时候甚至还拍过她的录相，是她在母亲坟上插鲜花的情景。那是她第一次当主角。。在好几个星期里，她抓住了这个男子的内心，他在梦想“危险照片”，脑海里有挥之不去的死亡情景，尤其是远在1942年的时候，一名飞行员在切尔维斯顿机场骂他是个无心无肝的老鹰的情景。“那次侮辱在卡帕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到死都没有愈合。”
鲍曼很快也意识到，卡帕凡事把“赌”字放在前面，这当然是一个客气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为了在隆香的一个小赌注，为了在《生活》杂志巴黎办事处的摄影师更衣间里展开的一场扑克牌赌博，他可以放下别的任何事情或任何人。“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只有很短暂的一生好过，”她说，“他不能顺从于一套不能逗自己开心的标准而荒废人生。”卡帕生活放荡，很有激情，凭冲动行事，结果给鲍曼的生活带来极大活力，鼓励她对未来不操那么多心，一切只为了眼前的欢乐。
第四章“这里在看你，小伙子”（3）
8月14日，是长崎被炸五天后巴黎宣布对日宣战的胜利日。卡帕在香榭丽舍拍摄狂喜的人群，鲍曼就跟他一起坐在吉普车里。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初演的解放庆祝活动的新闻电影，包括妇女拥抱和跟盟军士兵接吻的情景，因此对卡帕说：“我也要下去找个人接吻。”
“哪一个？”
“他——在那儿。”
她从吉普车上跳下来，随便找了个士兵，抱上就吻他的嘴。那个惊呆的大兵马上就回吻。
秋天到了，鲍曼谈起跟彼德离婚的事情。卡帕告诉她说，出于为他考虑，请不要做鲁莽的事情。他不能肯定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他只是个没有正式职业的摄影人员，他总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他很喜欢鲍曼，正像鲍曼也很喜欢他一样。但现在，就跟当初跟红姑娘一样，他必须在格尔达死后再次面对同样一个他最害怕的问题：与一个女人关系太近。爱上一个人最后会不会以抛弃结束，正如跟格尔达和红姑娘时一样？
值得一赌吗？他有一句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的距离靠得不是足够近。”但在女人的事情上，靠得太近会伤害更深，比大兵们所说的“价值百万美钞的伤病”严重得多——这种伤病足以保证当兵的安全返回美国。
鲍曼习惯于男人拜倒在自己脚下，因此，卡帕漫不经心的反应令她相当反感。她后来描述自己有一半的波希米亚血统，一半是假正经女人，对于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爱应该导向什么地方，她是有一套传统的期望值的：婚姻和家庭。但是，她拒绝放弃使卡帕成为她现在想要的东西的希望：下一个英格丽·鲍曼先生。为什么不来好莱坞？他可以当导演，可以编写自己的故事。欧文·肖就在那里，还有他在战争中认识的很多作家。卡帕最后答应考虑一下她的邀请，他想起自己在30年代对进入电影业的兴趣，当时，他就是靠自由投稿方式糊口的。另外，如果不再报道战争，他也需要新的挑战。
9月初，鲍曼经纽约回到贝佛利山。离开之前对卡帕说，她要回到一个镀金的笼子里去，她可以在里面假装自己只有18岁她的家庭生活又恢复到以前那种枯燥无味的普通生活之中，是在本尼迪克特谷1220号，日落大道上的一栋用石凿凿出来的石块和红木做的一层房子，带穹顶的客厅兼饭厅很宽敞，鲍曼称那个地方叫谷仓。鲍曼和彼德·林德斯托洛姆每天早晨喝咖啡的时候说几句话。之后，他去当地一家医院工作，英格丽看几个小时的脚本，有时候闲极而疯狂地做大扫除，然后往珍藏簿里夹东西。为了保持露面的状态，鲍曼夫妇经常会去参加一些临时举行的首映式或派对，有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很短暂地跳一会儿舞。彼德舞跳得极好，但是，他并不是理想的舞伴：他很容易出汗，经常中途得去换衬衣。他后来宣布说，英格丽也不是好舞伴，她太注重自己了：“她经常得看看是否有人在观察自己。”（家庭生活细节主要来自斯波托和利马两位。好莱坞及鲍曼职业生活中的详情，请参阅书后详细书目。）。他发誓说自己会与她重逢的，也许会在好莱坞。但是，决定去那个地方试试运气之前，自己先得看看在和平时期当个摄影师是什么滋味。
9月7日，卡帕回到柏林，完成《生活》杂志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第一次报道自1938年以来一直在柏林的犹太人会堂里进行的犹太新年服务。他的照片中，第一张显示一名年轻的大兵沃尔纳·内森，他的美军制服外面还披着一件祈祷用的披肩。他正在看圣卷。在另外500名崇拜者当中，还有俄国士兵，他们跟十多名存活下来的犹太人一起做祈祷在“最后解决方案”中，德国犹太人口中共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死亡——1939年，这个数字约在308 000人。。
“我们仍然处在黑暗中，”一位助理拉比说，他的老师就是被纳粹弄死的，“我们处在两扇门之间。我们只打开，进入了一扇门。我问上帝我们将从这里走向哪里……”新年活动结束后，卡帕看到一名美国士兵合上了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藏起来的教律。
卡帕拍到了欧洲从纳粹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情景，鲍曼也在准备她的下一个电影项目，她不知道自己的情人是否会跟她一起到美国来。1945年下半年，一直还在追求他的同时，鲍曼跟电影脚本作家本·赫奇特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见面谈剧本的事情。她的下一部电影《恶名昭彰》马上就要开拍了根据拉里·阿德勒的回忆，鲍曼后来抱怨希区柯克反复不断地向她进攻，她使用外交手段予以拒绝，但这使电影的拍摄工作十分紧张，成为让人失望的生活经历。“她告诉我说，跟希区柯克一起拍电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他经常跑进她的更衣室做些挑逗的动作。她总是加以拒绝。她是个相当强硬的姑娘——对于挑逗的男人，她从来都不会在他的地位面前屈服。”。见过几次面之后，英格丽和希区柯克在他的工作间里见面喝酒。他们坐在那里喝很高度数的酒尾酒，此时，鲍曼谈起卡帕：她极希望他能够来美国开辟新的事业。她很爱他。但是看起来，他已经忘记她了。希区柯克提醒她，让她想起两个人最后拍摄的电影《中魔》中的一段话。“爱上又失去某人是很悲伤的，”英格丽开始哭的时候，希区柯克就说了这句话，“但是，不久之后，你会忘记的，你会把不久之前扔下的生活线头重新接起来。你会努力工作的。勤奋工作是有很多幸福感的——也许那是最大的幸福。”
第五章情事终了（1）
“好莱坞，那是我踏上去的最大一堆牛屎。”
罗伯特·卡帕对好莱坞的评论
1945年底，鲍曼催促再三，因此，卡帕决定还是去好莱坞试一试运气。但是，他并不急着赶到那里去。10月份，他到了纽约，鲍曼在那边渴望着他的到来，而卡帕却在那边打扑克牌，跟朋友们吹嘘他跟鲍曼之间的风流韵事，到圣诞节之前的几天才住进好莱坞阿拉花园酒店的一个小平房跟卡帕一起住在阿拉花园的还有很多银屏偶像，因为秘密约会而出名的一些人有演员查尔斯·拉夫顿和剧作家罗伯特·本奇利。
一开始，卡帕和鲍曼彼此很少见面。她每天一醒来就得去操心《恶名昭彰》的事情。这期间，他想办法找到了过去的一些熟人。在爱达荷州拍摄海明威和格尔霍恩期间，他认识了加里·库柏、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及其格外端庄的妻子斯莉姆。再就是来自伦敦的一批老牌友：史迪文森、莱斯和萨洛扬，还有剧作家彼德·维特尔。最后，鲍曼想办法搞到了许可证，让他到《恶名昭彰》的拍摄现场去参观。希区柯克明白，如果这两个人的风流韵事暴露出来，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介绍这两个人的时候只当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的样子。这里跟欧洲不同，到处都有盯梢的眼睛：三流小报付极高的薪酬给那些提供明星丑事的人，闲话专栏主持人在全城各处都布有暗探，只需要这个主持人赫达·霍柏发出一声悄悄话，某个人的职业生涯就可以从此完蛋。由于阿拉花园经常有记者在那边蹲着，卡帕和鲍曼就到欧文·肖的家里会面，是在马利布路18号的一栋海滨别墅里，拉里·阿德勒有时候去那里写作。
1946年1月下旬，卡帕在威廉·高艾茨的国际演片公司谋得一份差事。鲍曼很是高兴：他现在有理由留在身边了。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就对电影业感到厌恶了，一个人在这里是按最后一次演片成功与否来分类的。“卡帕听不得任何人的指挥。”拉里·阿德勒说，1946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他跟卡帕一起住在贝佛利山的一个公寓里。“假如包勃真的参与好莱坞的游戏，那一定会在某人的指挥之下。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