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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500人被屠杀。
接下来的晚上，一批不成功便成仁的共和党人跨过塞格雷河，那是汹涌澎湃的伊布罗河的一条支流。他们想最后一次阻挡一下弗朗哥的进程。在勒利达西南的弗拉加小城，卡帕加入了这批人的队伍。他们只有1901年造的老式俄国步枪，穿的都是杂色军服，头盔上都沾着作伪装的泥土，以免暴露在干燥多石的台地上。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大地。其中一名士兵一个踉跄扑倒在开阔地带，他是被爆炸声震晕了。快门一松，卡帕就使西班牙内战定格了，其效果比“倒下的战士”好得多：这次，图像绝对是真实的，不可否认，这是一名年轻的西班牙人因为害怕而倒在地上，泥土和石块雨点一样落下。“这张照片的焦距和曝光都是正确的，”《图片邮报》后来对其读者说，“我们的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二十码外爆炸，大地与爆炸一起震动……你差不多可以在这张照片里闻到炸药味。”卡帕最动人的照片显示一名打上了绷带的男子，他躺在担架上，正在对一位战友喃喃地交待最后的话，那个战友也在用笔记录这位好朋友的话。“一个战友在努力听，他希望听懂他最后的意思，一边把意思写下来。”
《图片邮报》还在另一张值得评论一番的照片旁加了这样的文字：“攻击开始了——有个男子被打死——他倒下了。”真奇怪，这张照片竟然有人能够讨论一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引起争论的“倒下的战士”，因为它实际上显示一名被击中的男子倒地的情形。“尽管他嘴唇上还夹着烟卷，但是，这个人刚刚被击中了，”《图片邮报》宣布说，“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使他弯下腰去。他弯下腰，但仍然用步枪撑住身体。他属于死得较惨的那批人。”
卡帕为《图片邮报》提供的报道明显受到斯戴芬·洛伦特的大力加工，这些报道确立了他在报道西班牙内战中的最勇敢的摄影者的地位。洛伦特事实上支付了他一生中最高的费用。“在接下来的页码中，你们会看到一系列来自西班牙的照片，”杂志宣布说，“《图片画报》的老读者都知道，对于发表的作品，我们一向都不轻待。已经登载的这些照片，我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前线照片。”卡帕打开1938年12月3日一期的杂志，看到一幅全页图片，是他自己拿着一部埃莫自动摄影机的照片，图片文字是，“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卡帕对于塞格雷河战役的报道，是一位摄影人员接近战争混乱及残杀行为的最近距离，而且唤起很多人的激动情绪，《图片邮报》的许多读者一定会奇怪，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死亡冲动。
弗朗哥的大军横扫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据点，也扫荡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据点，他们一路屠杀和拷打了数万西班牙同胞。1939年1月初，卡帕回到巴塞罗那，报道数十万惊恐的共和党人绝望逃窜的情景。1月15日，卡帕再次目击针对难民的恐怖袭击，这次是逃往巴塞罗那的难民。数千人死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机下，那些战机现在完全控制了天空，它们屠杀了大批妇女儿童。卡帕发现有位老妇，她在一架已经翻倒的拖车旁转圈。“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图片邮报》说，“她只是围着那架拖车盲目地转圈。”她全家人都给打死了。
卡帕回到巴塞罗那，他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处在彻底的混乱中。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出现完全失控。一百多万难民挤在城里的大街上，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盎司面包。土豆皮替代了烟草。一度是浪漫民族的革命之城，现在已经枯竭到了难以拯救的边缘。
在皇家宾馆里，“最后的挖掘者”度过了几个可怕的夜晚，包括赫伯特·马修斯、玛莎·格尔霍恩以及奥多德·加勒尔。他们在努力报道让人伤心的故事，一边看到海因克尔飞机俯冲而下，四天之内共进行47次轰炸。爆炸声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派别的手枪声，这些派别以前团结起来反击法西斯，现在却在彼此屠杀。很多记者已经抛弃这个城市，卡帕和格尔霍恩却缩在她的宾馆房间里——炮弹不时从很近的地方落下，天又非常之冷。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3）
1月25日早晨1点，《人性报》记者乔治·索里亚冲进皇家旅馆，带来了弗朗哥的军队正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跨越几英里外的洛布雷加河的消息。约在早晨2点30分，赫伯特·马修斯发现卡帕跟婴儿一样睡在房间里，尽管爆炸声连续不断。他摇醒卡帕，同他一起挤上一辆比利时生产的不太可靠的米娜瓦汽车，就是“老米利”。在第一道光线里，他们发现自己挤在一条大概有40万难民的公路上，他们后来都离开了西班牙。已经成为孤儿的小姑娘抱着碎布娃娃。流着泪的老人用手绢包着家乡的泥土，那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返回的家园。前往菲格雷斯的100英里路和到达法国边境的20英里路车开了13个小时。
菲格雷斯挤满了歇斯底里和饥饿的逃难者。体弱的难民为了找个可以睡觉的门廊而在街上彼此打斗。孩子们因为找不到亲人和发霉的面包而尖叫。装满600件国宝的卡车在守卫的看护下准备运往法国——有戈雅、格雷考和瓦雷奎茨的画。“这地方就如同一座坟墓，”《时代》记者对来自苏联《消息报》的伊尔亚·埃伦勃克说。埃伦勃克回答说，“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共和党的坟墓，也是欧洲民主的坟墓。”在一条街上，卡帕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她躺在几只袋子中间。“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报道说，“但她一定疲劳至极，因为她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她很少动一动，只有她很大的黑眼睛跟随着我所有的动作。袖手旁观并非总是很容易的，除非纪录身边人的苦难，否则什么也干不了。”
弗朗哥的大军于1月26日进入巴塞罗那，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弗朗哥的摩尔人沿着郎布拉斯大街前进，人们紧张地从地铁站里露出头来，并且向他们送去法西斯的敬礼，有些人举起了匆忙之间制作的弗朗哥照片。几天之内，共一万名政治疑犯遭到屠杀，就连一名意大利法西斯指挥官也承认，这样的做法是“相当极端的清洗”。
这同时，在菲格雷斯，文森特·西恩满城发了疯一般寻找他的朋友卡帕——他是叛军重点搜查的人物，因为现在他已经名声在外了。西恩终于在一个临时的新闻办公室里找到他了，他用现在已经没有用处的几箱宣传单拼凑了一张床。他在纸张制作的床上鼾声如雷，那鼾声里夹杂的希望比西恩听到的任何一种希望还要大。
1月28日，卡帕进入法国，又累，心情又不好。他最后的一些照片当中，有一张是他最感人的——很长的一排被打败的共和党人跨境进入法国，由一名法国警察领队，在冬天的寒风中，他们只带着极少的几件东西。在卡帕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能动弹了，他的内心为铺天盖地的挫折感所占据。《生活》杂志的威尔逊·希克斯对他予以高度赞扬，但这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他陷入了很深的忧郁情绪。“弗朗哥的部队挺进巴塞罗那，后来又占领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这里都在为你担心，”1月31日他写道，“《生活》杂志对你
从中国和西班牙发来的图片一直相当满意。我知道，当我告诉你，说你是今日一号战地摄影家的时候，你的谦逊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几个星期之后，战争的阴云聚集在欧洲上空，卡帕回到西班牙边境，这次是要报道许多难民营里发生的惊人悲剧。（既然战争远没有过去，这些难民对于法国来说就是很大的政治窘境，而且也是相当大的负担。）在阿格雷苏尔梅尔，他发现了60 000西班牙人，许多人睡在地上的洞里，许多人仅仅靠薄薄的窝棚抵挡寒风和极低气温的袭击。没有煮食的地方，没有卫生条件，“只有铁丝网将他们围在中间，”他写道，“残忍的塞内加尔军人在管制他们。”许多骑马的武装卫兵为了好玩而殴打一些濒死的人，那都是些在过去的三年中与弗朗哥拼死作战的人。二月的一个晚上，有17个人冻死了，而且就在他们躺的地方原地埋葬。
在别的营地里，另外还有175 000西班牙人，有士兵也有平民，他们生活在同样可怜的环境里，那是别的西方国家抛弃给麻木无情的法国官方的一些人。在卡尔加索恩附近的布拉姆村，卡帕拍摄了以前的一位国际法教授，他躺在一家冻死人的医院里用草铺成的病床上。“他是位老人，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图片邮报》的文字说明写道，“但是，他写过一些论正义的文章，他为一家外国评论写过关于国家权利的文章，但在弗朗哥的西班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位置。”在外面，在冬季午后的微光中，卡帕走过成排的十字架。“在白色的十字架上，写有曾在西班牙艺术和文学界声望极高的一些人的名字，”《图片邮报》报道说，“而这样的十字架排成的队列越来越长。”
1939年3月28日，叛军攻占马德里。“激情战争”最终结束。共死掉至少3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征服者当中共有30万人在弗朗哥的监狱里受苦。也许共有多达10多万人被处决。
失败之后一定会有背叛，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感觉自己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欧洲残存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担心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了。作为知名的犹太移民，作为定期向共产党出版物《今晚报》投稿的摄影记者，卡帕现在开始担心了，如果法国右翼政府决定对背叛的“赤色分子”进行大规模报复，那自己一定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1939年9月1日早晨6点，纳粹德军共150万人横扫波兰，他们是在练习一种已经在西班牙达到完美程度的战争形式：闪电战。两天之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到10月，罗伯特·卡帕又开始逃亡了，这次是搭上一条船到了美国。
第三章光荣孤立（1）
“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欠如此之少的人这么多。”
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
到达纽约几天后，卡帕开始喜欢上纽约的夜生活了，他跟在西班牙认识的美国朋友打扑克，又跟朱莉亚和兄弟康奈尔汇合，一起在上西区的公寓里吃传统的匈牙利晚餐，他们两个人于1938年移民美国。如果要在曼哈顿过下去，那就需要找工作，而且必须很快就找到工作。到达美国的几个星期后，他乘电梯登上了洛克菲勒中心九号楼的31层，在那里见到了《生活》杂志图片编辑爱德华·汤姆逊，他是个板起面孔、从不说废话的人，也是行家。
汤姆逊后来说，“我只听懂了他说的几句话，我想办法帮他找活干——但不是大获成功。”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对于亨利·路斯以利润为驱动力的企业来说，卡帕并不是完美的招聘对象。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美国看作是临时的避难地了，而且是个令人泄气的地方。美国人保持孤立主义者的世界观，其清教价值观在几个月内就开始让他坐立不安了。跟欧洲人比较起来，美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对食物和葡萄酒也一点都不懂。为《生活》杂志工作不久，汤姆逊回忆说，卡帕就“让陪同的一位记者唐·伯克吃惊了，他在餐车上大闹天宫，就因为车里没有上等葡萄酒”。
当年深秋，卡帕遇到年轻作家欧文·肖，这是个漂亮和运动员型的犹太人，在布鲁克林长大，他后来成为卡帕的密友。“最早遇到卡帕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当时，卡帕跟一个漂亮姑娘在一起。那不是我在酒吧里遇到他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碰到他带着漂亮姑娘。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已经非常出名了，因此我立即就认出他来了：那种睫毛浓密的黑眼睛，很有诗意的样子，而且谙熟世事的样子，就跟那不勒斯街头乞儿的眼睛一样，有卷起的嘴唇，嘲笑别人的嘴，嘴唇上永远都夹着一根烟。”
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经是名满天下”，但他却身无分文——“因为他这种职业的危险，以及他对赌博的嗜好，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他还有被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纪念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