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奂八堑木褡纯觯ǖ�2、3章）。接着，约翰述说他如何看到天上的异象，看到真正的上帝宝座和盛大的敬拜仪式（第4章）。异象中有用7个印封严的书卷，一只羔羊模样的活物以祭献自己而打开封印，使书卷的古义彰明于世，这羔羊因祭献而受到赞美，赞美的言辞与赞美上帝的言辞完全一样。随着封印被一个个打开，大地的潜在破坏者们出现了，自然灾害四处泛滥（第5、6章）。天上所有的侍从都期待着打开第7印；打开后，并不像有人猜想的那样发生了最大恐怖，而是出现了7位持号的天使，于是引出与前一组平行的第二组7种行动。随着号角一只只吹响，约翰看到可怕的灾害降临于大地（第8至第11章）。在第6号与第7号之间，他听到7雷发声的信息，但这次独特的“7序列”信息却不能告诉读者。他看到耶路撒冷正经历着极度痛苦和毁灭的时刻；接着第7号吹响，天宫响起赞美上帝的嘹亮歌声。
它预示了未来的永恒福祉，但过去的罪恶还会于这时再次复生。当复生的罪恶被制服、最后的审判结束时，一个完美无缺的新世代便开始了。至此，作者最后要添上一句告诫：最后的日子即将到来；任何人都不得窜改这书中的话语。
毫无疑问，《启示录》是一篇文学作品，其宗教和神话材料采用了启示文学的一般形式，著书目的也合于启示文学的常规。又如，《启示录》几次写到制服魔鬼的胜利——基督诞生时、罗马陷落时、“1000年”之前、“1000年”之后——每次都使人产生与另外几次相同的感觉。《启示录》常有这种描写：先是邪恶被毁灭，继而天上传来欢呼声；欢呼声刚过，似乎同一邪恶又回来了，只是改换了服饰而已。显然，这部长篇书卷是一篇精雕细刻的文学作品，即使它逼真地描述了种种异象，也仍是有意遵奉启示文学的惯例。也有可能，约翰是一位基督教先知，当时享有与以诺、但以理同样崇高的声誉，以致被另一个人——真正的作者——选定为作者。无论何种情况，作者未将描述归于以往某位人物，都说明他认为有必要发展《但以理书》结尾处的虔诚虚构。在那里，当但以理抱怨对所见所闻不甚理解时，天使告诉他：“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末时”或许是指他自己的时代——安条克四世伊比法尼斯迫害时期——这样，他就将自己的作品说成是过去就已发出的预言，而假定到他那时才被发现。
人们对天使的言论——预言的准确性历来持有疑义。《牛津词典》的总编辑伊丽莎白·诺尔斯，她新近根据对所做词条非常不同的标准编撰了一本著作，2004年9月9日，她对英国路透社记者说：
“你们所注意的应是引语，而不是其语言学方面的准确性。”
例如，作为布什在伊拉克战争中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在美伊战争之前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说：“现在不是犹豫畏缩的时候。”
有趣的是，这本1941年创刊的名言著作的最新版本反映了历史有时会重演令人难忘的名言。
如克林顿在看到2000年美国大选中佛罗里达州出现的乱局时说：“美国人民说话了——但需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确定他们说了什么。”而英国首相索兹伯里在1877年也曾说过：“选举令人讨厌的事情之一是：当神的使者说话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同样，“圣经”里先知们对神的使者，往往也是一时大惑不解，总得用日后的时间来检验。当事者也许看不见，他能看到的仅仅是神秘的预言或是壮观场景和色彩绚烂的异象。然而这正是文学中引人入胜的悬念手法的表现。
第一讲 概貌：辉煌的序曲 不朽的丰碑第7节 气势蒸欧亚，波澜撼古今
《圣经》文学对东西文化文学的影响力、感召力、感染力已是不容置疑的了，自其诞生以来就深深地震撼着人类的灵魂。
首先，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化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和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这两个传统的结合，产生了崭新的文化和文学。到了中世纪的后期，又发生了知识爆炸和文艺的腾飞，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
像新兴的日耳曼民族的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甫》、《埃达》、《罗兰之歌》、《熙德之歌》等多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中世纪欧洲的大量骑士文学宣扬了基督教思想，所谓“骑士精神”就是以忠君、护教、行侠为信条，以文雅知礼为仪表。骑士们崇拜圣母，保护妇女，除强扶弱，大有替天行道的气概。《亚瑟王的故事》可说是骑士传奇的代表作，其中《圣杯的故事》、《特里斯丹和伊瑟》等更是脍炙人口。
12、13世纪时城市繁荣了，为了满足城市人民的要求，产生了戏剧和其他娱乐形式。众所周知，西方中世纪戏剧起源于基督教的仪式，扩大为神秘剧和奇迹剧，搬演《圣经》故事和圣徒故事，后来又发展成为世俗剧。如《约伯记》就已较为接近现代话剧。到了中世纪晚期，世俗剧大盛，在西班牙涌现出大量优秀剧作，其中维伽所写剧作之多被人称为“大自然的奇迹”。在英国出现了许多“大学才子”，如格林、基德和马洛等莎士比亚的先驱者。而莎士比亚则是16世纪的空前的戏剧大师。莎剧中引用《圣经》处平均每剧十多次。
名剧《哈姆莱特》①是一部不朽之作，人们很难相信竟有批评家对它吹毛求疵。殊不知伏尔泰就指责过该剧不符合法国人对悲剧的传统看法，而T·S·艾略特则把该剧称为“艺术上的失败”。
尽管如此，公众总是同《哈姆莱特》融为一体，心心相印。它是一出用高雅的语言讲述的有关爱情、荣誉、谋杀、政治、宗教和复仇的壮烈的混合剧。尤其重要的是，剧中主人公是个正直的男子，不幸身陷困境，难以摆脱。其中有极富煽情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有一次演出时，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前排看演出。他从没看过《哈姆莱特》，也没读过这个剧本，但是此刻却完全被吸引住了。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埃文斯说到“生存还是毁灭”时，那个士兵的两只胳膊肘支在舞台边缘上，惊奇得目瞪口呆。当说到“重重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时，他使劲抓住手中的啤酒罐，两眼直瞪埃文斯，小声说道：“伙计，可开不得玩笑呀。”
曾任战时首相的丘吉尔，十分钟爱这出戏。当吉尔古德在台上念台词时，他竟坐在台下和他一道念每一句词。
该剧哈姆莱特的父亲亡魂在天空上用沉重的话音说：“吾乃汝父之灵，在此俯视我儿。”这话就是出自《圣经》中耶和华对希伯来人经常说的话。有个著名演员听说儿子首次演哈姆莱特时感到有点紧张，他便用这句台词打给他这样一封电报。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根据1582年左右巴黎刊印的一则小故事的情节构思的。显而易见，这个小故事又是根据12世纪的丹麦传奇史编写出来的。莎士比亚决定写《哈姆莱特》时，伦敦各剧院正盛行上演托马斯·基德的复仇剧《西班牙悲剧》。莎氏此剧同基德一剧情节极其相似，剧中也用了当时具有票房价值的各种老一套场面：鬼魂、悬念和颇多的暴力。他还加进了一些几近《圣经》里赞美诗的诗歌。
但丁的《神曲》是中世纪中期欧洲文学的光辉总结，又是新时代的曙光。这部使用人民口语和严格的诗律写成的史诗，是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结晶，反映了中世纪整个社会的面貌，具有中世纪晚期所谓文艺复兴的革新气派；它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是耐人寻味，探求不尽的。
西方近、现代的文学中充斥着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典故，不知道这些典故，有时简直就看不懂某些作品。17世纪的大诗人约翰·弥尔顿借用希伯来神话素材写了史诗《失乐园》，又用希伯来传说中参孙的故事写了悲剧诗《斗士参孙》。英国作家班扬借用《圣经》的语言和隐喻写成了《天路历程》。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用《圣经》题材写了《以斯帖记》和《亚他利雅记》这两部高雅的悲剧。18世纪大诗人歌德写《浮士德》时，借用了《约伯记》的部分情节和章法，写神学博士浮士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太初有道”译成“太初有为”，表现了日耳曼民族的实干精神。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喜好希伯来的故事到了崇拜的程度，说其中约瑟的故事是近代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基督教的道德观。欧美的作家和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从小熟读《圣经》，连无神论者雪莱也是如此。
像以上以圣经文学为楷模、为素材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是简略地讲讲。
下面介绍一下《圣经》文学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唐代的景教就是经由拜占庭传来的基督教。景教是拜占庭东正教的一宗——聂斯托里宗，因和其他各宗不合，愤而出走，东传到了波斯，唐初（635年）又传来我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欢迎，让他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①。他们努力学习汉文，翻译景教经典几十部。其中最好的译本是教父景净的译作，流畅可诵。景净精通华语，喜和道教学者结交，既运用道教的语汇，又把景教思想融入道教。
宋代开封的犹太人带来了希伯来的《圣经》，其建筑的会堂依照中国文庙的建筑方式，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会堂不同。他们不作译经工作，但用《摩西五经》来比较儒家五经，说两者的思想完全一致。他们珍藏了《摩西五经》，却勤读儒家经书、参加科举考试、做中国的官、改姓中国的姓、和中国人联姻，完全同化于中国。同化的作用是双向的。
明末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传来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数学、农学、水利、天文等新科学和新绘画、音乐等艺术，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
清代后期马理逊等新教学者的译经工作，动员近百名中外文人，历时百年，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中译《圣经》。被公认为标准译本的“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出版，销数以百万计，对我国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审慎的译本。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这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马太福音》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在进一步研究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时，《圣经》是必读书。没有它或不知道它，就根本读不懂世界文学遗产。
《圣经》中译本不仅在提倡白话文上起了先锋作用，在试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工作中也起到了先锋作用。曾有过中国各种方言的《圣经》译本，如上海语译本早在1848年就有米怜译的《马太福音》，1870年又有《新约全书》上海语本出版，到了1908年，《新旧约全书》的上海语译本也出版了。
《圣经》中文译本对我国文化或文学的影响，开始于太平天国（天国的领袖是广东落第秀才洪秀全，他熟读《圣经》，并自比是天父的儿子，其国号也就是他想建立耶和华的天国），它使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思想和文学都面目一新。他们的公文、告示都用白话文写，还禁止读孔孟的书，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势力。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是郭大立（Gutzlaff）所订正的《新约》，当时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但以后他们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了修改。《旧约》也采用了郭译本的几个部分，以后也有所删改。可见太平天国要的不是全盘搬来，而是创制有他们的特色的宗教。
对于晚清的“诗界革命”运动，《新约》也有过一定影响。谭嗣同的诗句“三言不识乃鸡鸣，不共龙蛙争寸土”、夏穗卿的诗句“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典就出于“福音书”和约翰《启示录》。诚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说：“《新约》字面，络绎笔端”。当时诗歌的旗手黄遵宪在青年时代还自命为“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