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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真正开始生活。我们怎样才能和自己的死亡妥协，选择生活呢？那就是通过作出自觉决定，把“死本能”抛在身后，不再试图统治、控制或支配自然——包括人性——把它们当做抵御死亡的手段。而是相反，接受死亡，把它当做生命的一部分，选择重新参与自然。从自我走向他者，通过同情的纽带，重新连结共同组成了地球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整体。
决定重新参与、选择“生本能”，这与标志出人类婴儿生命或早期发展阶段的那类原始参与感大相径庭。那时候，参与并非出于意志，而毋宁说是命中注定。自我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做出自觉选择。对婴儿来说，依赖度决定母子关系。对我们旧石器时代的先人来说，对自然怒火的恐惧和依赖程度一样，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借助行使自由意志来自愿重新参与自然，这就使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有别于以往的一切。通过自由选择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就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同时也融入了生物圈海洋般的一体感之中。
《欧洲梦》 第二部分全球角色
全球角色
身处以日益个人化为标志的后现代，个人身份破碎成无数亚身份（sub…identity）和元身份（meta…identity）；重新融合进生物圈整体或许是唯一具有足够涵盖面的解毒剂，能够保障个人不丧失他或她的一切支柱，避免解体成虚无。
某些后现代心灵的观察家越来越关注在日益高密度的世界里，个人身份丧失的问题。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肯尼思·葛尔根（KennethJ。Gergen）注意到，如今的年轻人必须在高度密集的全球化文化里探索自己的道路，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从各个可能的方向涌入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他们试图调和所有这些刺激、适应所有可能的联系的努力中，年轻人不断创造新的亚自我（sub…self）和元自我（meta…self）——事实上就是把他们人格角色的片断分配给每种新的关系，目的仅仅是为了同周边所有的网络保持联系。他们所恐惧的就是被排斥。倘若说拥有财产、享受自主和排他性乃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那么，拥有进入的途径和融入群体就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丧失进入的途径，年轻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越来越小的片断上，仅仅是为了保持所有诱惑着他们的可能联系。葛尔根警告道：
这一自我观念的片断化正与大量紊乱、断裂的关系相对应。这些关系把我们拖往无数方向，鼓励我们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以至于具有可认识性格的“真正自我”的观念从视野中退却了。完全饱和的自我变得根本就不是自我。＇29＇
葛尔根为自我的分裂而担忧，心理学家罗伯特·李福顿（RobertJ。Lifton）却对此更加心怀希望。他认为，多重人格是一种复制机制，它允许心灵进行调整，适应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越来越高的密度。他相信，多重人格代表了意识更加成熟的状态——它允许个人生存在身边的复杂和含混当中，并试图在越来越彼此关联的全球环境里探索自己的道路＇30＇。
葛尔根和李福顿的看法都不无道理。后现代人格越来越片断化、弹性化了。问题变成了：是否有方法让后现代人格的极端个人化重新融入更加统一的全球整体呢？倘若不能如此，那么就只会加重个人疏离感和存在的恐惧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彼此相联但同时却已越来越感到孤立的世界上，许多年轻人已经在体验着这种感觉。根据凯塞家庭基金会（KaiserFamilyFoundation）开展的一项题为“新千年的儿童与媒介”的调查，美国儿童如今平均每天花费五个半小时，每周七天，通过各种互动式电子媒介获得消遣。八岁及以上的青少年甚至把更多的空闲时间花在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和其他媒介上，平均每天六小时四十五分钟。更让人担忧的是，调查发现多数儿童仅仅和电子媒介展开互动。年龄较大的儿童把多达95％的时间花在独自看电视上，而两到七岁之间的儿童独自看电视的时间超过81％＇31＇。
克服可能伴随电子媒介环境而来的个人孤独感和疏离感，就必须有某种新的一体化使命，它具有改造人的强大力量。如今极度欠缺的是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数十亿人类应当越来越彼此相联。为了什么目的？更发达的商业、更高的政治参与度、更多的娱乐、获得信息的途径，抑或仅仅是好奇？上述所有理由，尽管不无道理，但似乎都不足以辩护为什么60亿人应当在全球化社会里彼此相联、相互交融。六十亿个人联合在一起，却不能提供任何整体的一体化目的，这似乎是场人类精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真正形而上目的的全球联合会带来人类意识狭隘化的风险，而非它的拓展。
令人高兴的是，人类关联性的提高正推动着人们意识到组成复杂、多样世界的所有关系。年轻一代正开始把世界看成是有待于获得进入途径的各种关系的迷宫，而非等待着侵夺、占有的各种对象的仓库。老一辈人更多地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财富，一心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但年轻一代却更多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做是不断变动的过程，在无数关系网络中展开。在全球彼此关联的时代，认为意识是固定、自足、自主的旧观念正在为一种新的自我观念所取代，即它是一个逐渐展开的故事，其线索和内容都完全视一个人进入某种关系时不同的性格和事件而定。葛尔根认为，“当个人完全消失为一种关联性的状态时，我们就达到了进入后现代的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葛尔根的结论是，在全球关联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独立于他或她所身属的关系的自我。……因此，关系取代了西方历史过去几百年间占据着中心位置的个人化自我。”＇32＇西方的意识观念开始与亚洲的相类似，尽管它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旅途才抵达了如今的地步。
那么，我们将怎样运用最新发现的关系意识呢？巴菲尔德和其他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在自我发展历程中已经成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能够做出个人的选择，重新参与组成生物圈的无数关系。我们日益参与网络，我们新发现一种进行多项任务、同时在平行的轨道上操作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寻求关联性和融入性，我们乐意接受矛盾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过程定向的行为，这一切都使我们倾向于系统思维。倘若我们能够把系统思维驯化成新的全球伦理，它承认并采取行动来阻止消极罪恶，并致力于协调构成地球生命维系力量的多种关系，我们就将能够跨越这道界限，进入人类意识的第三个新阶段。
旅途成功的关键将视重新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而定。重新参与自然意味着即时性的亲密关系，不受层层技术壁垒的阻碍。当巴菲尔德谈论“重新参与”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基于深层交流的精神，个人向“他者”伸出双手。这种关系无法在虚拟现实环境里的远程条件下达到。倘若我们仅仅是拓宽我们的联系面，但在这过程中却变得越来越孤单、隔绝——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给其他所有人发电子邮件，却极少彼此接触对方的存在——关系会变得虚幻化，而我们的自我观念会变得虚妄、有消解的风险。重新参与、真正向他人伸出双手，要求的是真实在场。一个人不能同时既超脱又同情。
新的全球化技术的确压缩了时空，把人类家庭带进更紧密的互相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我们开始更多地意识到许多组成我们身处的大系统的纽带。但倘若这种意识没有和亲密、面对面地重新参与自然之间形成平衡，我们进入新意识阶段的旅行就将流产。我们的关系化的自我将只不过是具有技术的本性，而非真正的人性，仅仅是先前将“死本能”当成拜物偶像的旅程的延续。只有真正鲜活的生命才能重新点燃“生本能”，而鲜活的生命意味着深深地参与身边其他的生命。
因此，只要我们选择与自然世界疏离，不遗余力地扼杀我们的环境，以浪费般的放纵和夸耀来侵占它、消耗它，那么我们自己的生命就都依然被掌握在死亡文化中。每从事一次破坏性的活动，我们就被提醒起一次自己的死亡。倘若被死亡所环绕、被死亡的念头所消耗，我们还怎样体验生命呢？通过选择重新深度参与自然，通过监护滋养生命的许多关系，我们就在身边建立起了肯定生命的环境。通过每一次同情的经验，我们都不断被提醒起生命的内在价值。
《欧洲梦》 第二部分美国梦和欧洲梦（1）
美国梦和欧洲梦
尽管这一切可能听上去都有点神秘、虚幻，但是，在人们梦想他们希望度过并参与怎样的生活、为此展开行动的真实世界里，对个人、人类家庭和地球而言，在“死本能”和“生本能”之间的抉择都会带来真实、深远的后果。
很大程度上，美国梦深陷于“死本能”之中。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我们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我们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我们满心要保护自身利益，并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我们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有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可悲的是，我们的自身利益正缓慢蜕变成纯粹的自私自利。我们变成了死亡文化。
我所说的“死亡文化”是什么意思？很简单。没有一个人、尤其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够否认我们是全世界最贪婪的消费者。但是我们忘记了，消费和死亡是深深纠葛着的。“消费”（consumption）一词可以回溯到14世纪，并有英、法两种语言的词根。动词“消费”的原意是去毁灭、掠夺、征服、耗尽。这个词浸透着暴力，直到20世纪还只有负面的内涵。别忘了，直到20世纪初，医学界和公众都还把肺结核称作“consumption”。仅仅是在20世纪广告人手里，消费才变成了积极的字眼，他们开始把消费等同于选择。到了20世纪最后的25年，至少在美国，消费者的选择开始取代代议制民主，成为人类自由的终极表述，这反映出它新的神圣地位。
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三分之一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不到5％。我们正迅速地消费着地球剩余的宝藏，来填满我们几乎无厌的个人贪欲。在我们强迫性——倘若不说是病态的——行为背后，是一种通过杀戮、消耗身边的一切来生存、发达的疯狂愿望。文化史学家伊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是遍野尸骸上的国王。”＇33＇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稍稍停步，反思一下我们这辈子为了保持我们挥霍的生活方式，每个人占用、消耗了多少生物，多少地球资源和物质，那么，这个纯粹的数字就足以让我们为这场屠杀感到惊骇了。难怪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关注美国放纵的消费，把我们看做死亡文化。
但是，难道我们不过如此吗？某些美国经验的批评家会认为，对这个问题没别的可说的了。美国就是变成了这副样子。但他们错了。美国经验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向新来者敞开大门。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生命里的第二次机会。我们支持失败者，赞美那些克服了生活中的厄运，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我们相信每个人归根结底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承担责任。正是我们个人主义的这一面，如今依然是我们救赎的慈悲。倘若我们个人责任感能够祛除“死本能”，改为“生本能”服务，美国或许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领路人。
人类家庭未竟的事业就是把责任的“个人伦理”应用于更广泛的生命共同体，它组成了有生命的地球。从最终分析来看，倘若要发生任何真正的转变，对我们人类同胞、生物同胞和我们共同的生物圈的承诺应当发自个人内心，也应当进行集体的立法。只有在每个人都感到具有个人责任的世界里，伦理才能取得胜利。倘若我们美国人能够调整内心深处的个人责任感的方向，从个人的物质攫取这一较狭隘的目标，转向推进全球伦理这一更加慷慨的奉献，那么，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塑造美国梦，使它跟上正在出现的欧洲梦的步调。
这种转向在美国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美国人里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