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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圈是很薄的，延伸的范围仅仅是从大洋深处多数原始生命形态存在的地方，到同温层顶。生物圈层从大洋底部到外太空的整个厚度都还不到40英里。在这条窄带内，生物和地球的地球化学进程彼此作用、互相维护。
20世纪70年代，一位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勒弗洛克（JamesLovelock）和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奎利斯（LynneMargulis）发表了该亚（Gaia）假说，拓展了维纳德斯基的理论。他们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自我调节的生命有机体一般活动。植物群、动物群和大气的地球化学成分在一种协作的关系下工作，这就把地球的气候保持在对生命是有利的相对稳定状态。
勒弗洛克和马奎利斯以氧气和甲烷的调节为例，说明生命和地球化学循环之间的控制论过程是如何工作，才维持了一个自我平衡的气候系统的。他们提醒我们，星球上的氧气水平必须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否则整个星球就会喷发出火焰，毁灭至少是地表的一切生命体。两位科学家相信，当大气中的氧气升高，超过可容忍的水准之后，某类报警信号就会引发微生物细菌产生更多的甲烷。增多的甲烷进入大气层，抑制含氧量，直到再次达到稳定状态（甲烷的作用是调节者，向空气中既增加也消除氧气）。
生命体和地球化学成分及循环圈之间发生着持续互动及回馈，它们乃是作为统一的系统而活动，维持着地球的气候、环境，保存生命。因此，这颗行星更像是某种生物，某个自我调节的实体，把自己维持在稳定的状态，有利于生命的延续。根据该亚理论的思维方式，个体生物的调适和演化是大进程的一部分：地球自身的调适和演化。正是由于每个生命体之间以及生命体和地球化学进程之间的持续共生关系，才保障了地球有机体和居住在它的生物圈内的个体物种的生存。
《欧洲梦》 第二部分系统思维（2）
许多其他的科学家从此便参与到该亚主题的讨论中来，斟酌、限定、拓展勒弗洛克和马奎利斯的工作。20余年后，地球如同生命有机体一样活动的观念便成了一种关键的思路，用于反思生物学、化学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
倘若地球的确如同生命有机体一般活动，那么，人类活动若是破坏了这一有机体的生物化学，就可能给人类生命和整体生物圈带来严重的后果。大量燃烧化石燃料能源是首个人类活动在全球规模上带来危险的事例，它可能导致地球气候剧烈变更，并危及维持所有生命体的生物圈。
我们日益认识到，地球是作为不可分割的生命有机体活动的，这要求我们反思自己对全球风险、脆弱性和安全的观念。如果每一人类生命及整个物种都和我们的生物同胞、和这颗行星的地球化学彼此交织成一种丰富、复杂的舞蹈，它维系着生命本身，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赖于整个有机体的健康，并应当为它负责。承担这项义务意味着，以一种提高我们所栖居的大生物圈内的整体福祉的方式，在我们的邻域和共同体内度过个体生命。
这正是欧盟为它25个成员国规定的使命。预警原则代表了一种深刻的认识：人类首先应当履行对维持生命的生物圈的义务，即便这意味着耽误商业发展或搁置某种特定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不论它多么有利或有益，都不能允许损害维持生命的系统的完整性，这个系统构成了我们所有人栖身、赖以维生的不可分割的生物圈。当有合理、但并非决定性的证据表明某种科学试验、技术应用或产品推介将对生物圈的任何部分造成伤害的情况下，预警原则便发挥了哨兵的作用，保证社会不会鲁莽行事，而是以保守作派禁止或阻挠可能带来危害的活动，直到科学证据表明可以继续进行，或者发现另一种做法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
预警原则不仅是看门人。和美国依然执行的旧式直线模型相比，它也是一种更加精妙的评估风险的方法论。其主导原则和操作假设都完全基于系统思维。它采取全盘视角来估算风险，询问该活动可能如何影响到生物圈内关系的整体性。它要求采用跨学科角度进行风险的评估和衡量，检查某项意向中的活动对地球整体所有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猜想，对欧洲人来说系统思维不像对我们美国人这样勉强。在我国，作为系统之一部分的观念本身似乎就有点强迫性。我们不容易接受这种观念，即我们不仅是各种关系的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并且还完全依赖着后者。
或许，这种强调关系和反馈的新科学之最有趣的方面，是它极其相似地反映了网络思维方式，后者正开始渗透商业和政治领域。生态科学和自我调节的生物圈都和关系、网络相关。生态学家伯纳德·帕藤（BernardPatten）观察到：“生态学正是网络……要理解生态系统，根本就在于理解网络。”＇44＇物理学家、哲学家弗里特约夫·卡普拉（FritjofCapra）指出：
随着网络概念在生态学中变得日益显要，系统思想家们开始在一切系统层面上使用网络模型，把有机体视为细胞、器官和器官系统的网络，正如生态系统被理解为个别有机体的网络一样。＇45＇
换言之，每个有机体都是由器官与细胞的小型网络组成的，而它同样也是更大型网络的一部分，后者囊括了生物共同体、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本身。每张网络都位于更高级的网络之中，同时又由较低级的网络组成，编排成了复杂的“舞蹈”——卡普拉称之为“生命之网”。卡普拉说，在亿万年演化史上，“许多物种都形成了这类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整个系统就类似一个巨大、生息繁多的有机体。”如果这种对生命之网的描述同正在诞生的“网络欧洲”惊人地相似——后者有着多层互相交织的网络：地方、区域、民间组织、文化离散地、跨国公司、成员国家、欧盟和全球机构——这种类比是恰如其分的。
一种新科学正在诞生——第二次启蒙运动——其操作原则和假设更加适合于网络思维方式。旧科学的特征是疏离、侵占、分解和简化，而新科学的特征则是结合、补充、整合及整体主义。旧科学把自然看做是客体，新科学把自然看做是关系。旧科学致力于使自然转化为生产力，新科学则是使自然可持续。旧科学寻求压倒自然的力量，新科学寻求与自然结成伙伴。旧科学重视独立于自然，新科学重视重新参与自然。
新科学使我们脱离了把自然当做有待于掠夺、奴役的敌人这种殖民主义自然观，而带来一种新的自然观，即自然是有待于培养的共同体。以财产形式开发、支配、拥有自然的权利被另一种责任所制约，即看护自然、对它报以尊严和敬意。自然的功利价值正逐渐让位给自然的内在价值。
近百年来，第二次科学启蒙主义一直在形成之中。19世纪末出现了热力学和个体生物学的新领域，20世纪初出现了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力学、过程哲学和生态学；二战后，控制论、系统思维和信息理论诞生，更晚近则出现了复杂度理论（plexitytheory）；还有弥散结构和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理论：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传统启蒙主义科学正统的解构和衰亡，而帮助制定了在正在降临的世纪里，一条崭新的基本的科学发展途径。
不幸的是，我们对商业、政府、社会和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很大程度上还束缚在旧的科学范式内。为了真正带来新气象，新科学需要在公众思维和公共政策上留下更牢固的烙印。欧盟仍然是第一个严肃思考这种新地球观的政治机构，即地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值得尊重。
欧盟支持一系列全球环境公约和协定，并把预警原则正式采纳为它的调控政策；通过这些举措，欧盟显示出它愿意实现对可持续发展和督管全球环境的承诺。应当注意到的是，在多数领域内它的承诺还软弱无力，并常常游移不定。但至少，欧洲已经建立了一项指导科学和技术的新计划，如果它得到执行，将使世界断绝采用旧的方式，走向与它追求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生活质量与和谐的梦想相合拍的第二次科学启蒙运动。
《欧洲梦》 第二部分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
欧盟正着手于一系列提案，有些是次要的，有些则更加气魄恢宏，体现出它看待科学和技术的方式的突破。所有这些提案都分享了共同的主题。它们都对生态敏感，其设计和执行都着眼于系统思维和可持续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第二次启蒙运动科学的先锋计划。
这些项目里最首要的，就是欧洲最新计划在世纪中叶成为完全一体化的、以可再生的氢能源为基础的经济体。欧盟领导全世界支持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为了保证遵守《京都议定书》的条款和最后期限，欧盟已经承诺，在2010年以前实现电力的22％和所有能量的12％使用可再生能源＇47＇。尽管令布鲁塞尔惊愕的是，许多成员国都迟迟无法达到可再生能源目标，但欧盟毕竟已经设定了基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令它们在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上远远超过美国。布什政府一直抵制美国国会的尝试，即建立类似的基准，推动美国可再生能源制度的建立。
2003年6月，欧盟宣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要在世纪中叶变成清洁氢能源经济体＇48＇。有趣的是，当美国企业界听到欧洲这项计划的风声时，他们游说白宫通过一项美国提案，原因是他们担心欧盟可能在未来的氢能源竞赛中超越美国。在2003年美国国会报告里，布什总统宣布了他的政府领导世界进入氢能源经济时代的意向。但是，布什总统对待氢能源的态度与欧盟的事业大相径庭。
氢是宇宙的基本元素，也是现知最轻的元素，分解后只释放两种副产品：纯水和热量。然而，它在自然界可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必须从其他资源里提取出来。氢能够提取自化石燃料，特别是天然气和煤，但这样我们还是会剩下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核能同样能够被驯服，服务于这项目的，但那样我们就会剩下核废料，它的运输充满危险，甚至填埋也不安全。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力、水力、地热——来发电，然后用某些剩余电力来电解水，把氢分解出来，储存起来然后用于运输需要，或者用来为能源网提供备用能源。氢还能提取自可再生的农作物能源和垃圾。换言之，根据提取氢的来源不同，有黑色氢（blackhydrogen）和绿色氢（greenhydrogen）之分。
这就是问题所在。欧洲致力于创造绿色氢的未来，而布什的白宫则计划推广黑色氢的未来，偏爱使用煤和核能来作为提取氢的手段。批评家指责政府利用氢来作为“特洛伊木马”，目的是支撑旧能源工业的利益。这并不是说欧洲不再使用旧能源，但它的目标是让这片大陆迅速摆脱化石燃料和核能，推动它朝向以可再生的氢能为基础的经济前进。
在2003年6月欧盟氢能源经济会议的开幕式讲话里，普罗迪主席警告道：“我们目前的能源方案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和核燃料。这是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的。”＇49＇普罗迪观察到，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空气、土地和海洋来处理化石燃料和核燃料被用于能源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气体、液体和固体废料。答案是清楚的‘不’。”＇50＇“合理的解决方案，”普罗迪说，“将是坚决地转向可再生能源……”并以氢作为储存手段＇51＇。普罗迪承认，其他国家正向从旧能源里提取氢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说，他希望“明白宣示，是什么令欧洲的氢能计划真正具有远见。我们宣布的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向氢能经济的逐步转型，这种经济将是完全一体化的，并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52＇。
普罗迪主席宣布欧洲氢能提案时，他说这将是在欧元诞生之后，欧洲一体化的下一关键步骤。他把这种努力比作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空间计划，后者的增值效应帮助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科技经济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