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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黑森林酸雨的长期后果；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守灵夜，致命的放射性云层泄漏并笼罩了欧洲大部分的天空；对猛烈的气象模式变化增高的恐惧，包括中欧和东欧的洪水，其中许多都可以归为全球变暖的效应；还有生化武器的泛滥：这些都让欧洲人敏锐地感觉到伴随着新时代而来的全球环境及健康风险的增加。欧洲对全球风险新产生的敏感性导致它支持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及其他目的在于减少全球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条约和协议。正如第十四章提到的，美国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批准以上任何一种协议。
有史以来的统治机构中，欧盟率先强调，人类对地球环境的责任是其政治理想的中心。民族国家的使命迥然不同。他们的目标向来是扩展地域范围、剥削地球的厚赐、提高物质财富。在民族国家时代，地球主要被看做是一种资源。相应地，科学和技术也就是用来探索自然的秘密、支配其潜在财富的工具。目标是——并且依然是——经济增长和财产积累。
旧的民族国家使命强调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尽管欧盟各成员国依然与之有着深深的纠葛，欧洲人民却发现自己同时被无情地拉向新的地球引力中心，即：保存自然完整性的义务有着平等的优先地位。这种新型的交叉忠诚一方面赋予了物质私利，另一方面赋予了全球环境义务，它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思维框架的诞生。这并不是说其他人、其他地方没有感到类似的思想斗争。但是，例如在美国，我的直觉是：对全球环境的关注在一般公众间获得的反响较少——尽管这难以计量——对政治精英和政策制定者们的吸引力也小得多。
在欧洲，知识分子们越来越多地争论从尝试风险的时代到预防风险的时代的大转变问题。这种争论在美国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新欧洲知识分子认为，脆弱性是风险的薄弱部分。只要个人和社会整体认为，冒险带来的机遇大于消极后果，他们就是“冒险者”。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美国人是一个冒险的民族。相反，欧洲人对风险敏感得多。他们的许多态度都受到一段风雨飘摇的过去历史的影响，其中，冒险对社会和子孙后代带来显著的消极后果。然而，对风险的敏感也有它的积极面。脆弱感能够促使人们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结一致。欧洲联盟就证明了这种诞生于风险观和共享的脆弱感的集体政治行动。脆弱感能带来对他人更深刻的同情，尽管它也能产生对外人的恐惧和报复，尤其是当后者被看做是多少应该为人们遭到损害的环境而负责的时候。
工业时代，个人被从集体中割裂开来，这创造了容易遭受风险和脆弱的新感觉。私人和公共保险是汇聚风险、互相提供保证的方法。保险成为减少脆弱性的手段，舍此，则出现原子化、自治的世界。美国人享有私人保险，政府也用社会保障基金的方式提供保险，但保险的观念——尤其是公共性质的——在欧洲则要发达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欧洲人从来没有彻底接受启蒙主义的个人观念，即完全为自身命运负责的自主的个人。欧洲人继续维持着个人自治和集体分担风险的责任之间的平衡——尽管有时候不太舒适。这是天主教教义、封建制度和雉堞环卫的城市的遗产。即便是对“个人”近乎执著的新教改革也不能完全割断欧洲人这种更加古老、深刻的集体忠诚。
自从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以来，过去半个世纪里产生了质变的就是一切种类的风险如今都是全球规模的，持续的时间没有确定尽头，后果难以计算，并且不可补偿。它们的影响是世界性的，这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脱它们潜在的影响。风险如今真正成了民主化的，让每个人都变得脆弱。当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一切都可能失去的时候，计算、汇聚风险的传统观念几乎变得毫无意义。这就是欧洲学者们所说的“风险社会”。
美国人还没走到这一步。尽管某些学者对全球风险和脆弱性发表了言论，美国人里也有可观的少数派表达了他们对全球风险——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的关切，这种对绝对脆弱性的感受终究不如大西洋彼岸那般强烈。欧洲人说我们带上了眼罩。事实上，情况比这更加微妙。多数美国人还坚定信仰着美国梦的基柱——每个人归根结底都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主人。就叫它是种幻觉好了，但个人被授予权力的感觉在美国思维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当面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潜在的压倒性的全球危机时，多数美国人都对这类观点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太悲观、太失败主义了。人可移山。多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欧洲人很少如此。
人们是否能在共享的全球风险和脆弱感的基础上，有效地建立起一个梦想呢？欧洲精英认为可以。欧洲公众不这么肯定，尽管种种证据暗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有可能尝试一番。然而在美国，2。93亿人在永恒的乐观主义中被抚养成人，每个人都适应了社会，相信他或她能够对抗所有外在的偶然而一往直前；这里，对待科学和技术探索的集体预防风险的态度在听众中获得反响的可能性是相当令人怀疑的。
欧盟确已把一项决定性的测验制度化了，它直接深入到这样一些差异性的核心，区分了共享风险和脆弱性的欧洲新梦与无限个人机遇及勇气的美国旧思维。这就是所谓的“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它已成为欧盟在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管理政策的中心。它得到了多数欧洲政治精英和大众的拥护。但在美国政界和公众间，支持者就要少得多了。
《欧洲梦》 第二部分预警原则（1）
预警原则
2002年11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一项提议，内容是应用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对科技革新和把新产品投入市场、社会及环境进行调控监督。根据这项新使命，提议中的实验、技术应用或产品的投放必须受到检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被中止，即“科学证据不足、不能决定或不确定，并且事先的科学评估显示，有充分理由担心它对环境、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将带来潜在的有害影响，无法符合欧盟现行的高保护水准”＇24＇。这份指示的关键词是“不确定”。当有充分证据表明可能产生有毒影响，但是没有充分证据确定无疑的时候，预警原则就插手进来，允许权威调控机构为了安全而犯错误，或者中止全部活动、修改它、采取替换性措施、对活动进行监控来评估结果造成的影响，或者制定试验性草案以求更好地理解其效果。指令草案的设计者敏锐地指出，援引预警原则必须是以合理、公正的方式，以保证它不被用作为达到其他目的而借用的政治或经济利器。指令宣称：
在必须采取行动之处，手段应当与选取的保护级别相称，实施过程一视同仁，并与此前曾采取的类似手段相一致。它们同样应当以对采取或不采取行动分别可能带来的益处和代价进行的检验为基础，并根据新的科学数据接受复查；因此，只要科学数据依然不够完善、不够精确或缺乏决定性，只要社会所承受的风险还被认为太高，它们就应当维持不变。＇25＇
预警原则生效的第一个已知案例是在1854年9月，发生于伦敦中心的圣詹姆斯区。一位伦敦医生约翰·斯诺（JohnSnow）正在考察10天之内夺走500条生命的霍乱爆发来源。此前，斯诺曾经发表过一篇比较两个供水公司的文章——一个的水是清洁的，另一个的水被污水所污染。他推断，不清洁的水和霍乱有关。当霍乱爆发时，他的研究已经开始获得某些支持这一论断的数据了。一次迅速的调查表明，8月31日至9月5日之间死于金色广场（GoldenSquare）地区的全部83人，都曾经从受污染的宽街公司（BroadStreet）水泵饮水，而非从较清洁的供水公司的水泵饮水。他建议官方拆除所有宽街供水公司的水泵手柄。这一行动避免了霍乱的扩散。值得强调的是，当时的多数科学家都不赞成斯诺的观点。他们相信，霍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源带来的。污水和霍乱之间的科学联系直到30年后才被发现＇26＇。
根据斯诺的建议做出的决策是预警原则有效性的经典案例——就是说，如果有理由相信在一种活动和有害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这种情况下就要采取行动，哪怕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要求。
第一次在公共政策里实施预警原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德国科学家和公务员对德国“森林死亡”表示日益不安。他们怀疑，空气污染造成的酸雨是原因所在，但还没有确凿无疑的科学证据。但德国政府还是决定在1974年通过《德国清洁空气法》，减少发电站的排放量，它所援引的就是Vorsorge，或称“提前关注”（forecaring）原则＇27＇。“预警原则”很快就变成了德国环境法的准绳。预警原则应当“在如下情况被使用，即：如果健康或环境将可能受到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危害，这就需要有所行动，以求在获得造成危害的有力证据之前，减少可能的危险；应当考虑到采取或不采取行动两种情况下可能的代价和好处”＇28＇。
预警原则的设计目的是允许政府权力机构作出先发制人的反应（灾害酿成之后也一样），其科学确定性的门槛要低于过去通常约定俗成的准则。“科学确定性”被“合理的关注基础”所调和。预警原则给了权力机构在事件展开前或正在展开的时候，第一时间对事件做出反应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这样就能够预先阻止或减少潜在不利影响，分析和评估导致这种危害嫌疑的成因。
预警原则的支持者们认为，倘若过去曾援引这一原则，新科技发明的许多负面影响就能够被事先阻止或至少缓和，他们举出的例子有：卤烃的投入使用和地球高层大气的臭氧层撕裂，畜群中疯牛病的爆发，对农场动物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细菌的反抗生素能力日益强大，还有石棉、苯和PCB（聚氯联二苯）导致的广泛死亡＇29＇。
在这些和其他的事例里，常常在它们刚刚亮相的时候就有警告性的征兆，表明它们潜在的有害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警告性的征兆被漠视了，其中包括因为负责监督可能危险的研究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在美国，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卫生检查处（APHIS）负责监督全国农场动植物的健康问题。但是，美国农业部同样还负责促进美国农产品的销售。在无数案例里，在追查现行农业措施可能带来的环境和健康危害方面，农业部的态度都不够强硬——如果这些措施将以某种方式威胁到他们同样所服务的农业利益集团的福利。
在英国疯牛病爆发的案例里，其后的政府听证会和公开曝光中都曾经指出，政府调控机构对扩散的危机反应迟缓的原因，就是它的职责是维护它所监控的行业而非消费者。可能的关联性常常没有得到探究，因为这些联系要求并非现成的跨学科方法。例如，检查畜群疯牛病的兽医没能够把这种病和克雅氏病（CJD）联系在一起——克雅氏病是一种人类脑部退化疾病，如今我们知道它是由食用受疯牛病感染的牛肉引起的。倘若医学研究人员得以尽早与兽医合作，探索牛和人类的脑部退化疾病之间可能的疾病，那么，或许就能尽早采取措施抑制疯牛病向人类传播，拯救更多的生命＇30＇。
在卤烃、PCB和MTBE（甲基第三丁基醚）的案例里，这些人工化学制品的新奇性本身就应该让某些人扬起眉毛。研究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化学品将持久存留在环境里，容易散播，并可能变得无所不在。所以如果产生问题，那么要清除它们就更加困难了＇31＇。
可能产生危害的非专业证据常常会比临床证据提前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却会被有关“专家”和势力集团所忽视。在调控者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问题以前，工人们早就意识到了石棉和PCB的有害影响。无数情况下，地方共同体注意到不良卫生状况和当地工业活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要远远早于公共官员。不难想起的是美国LoveCanal事件＇32＇。
预警原则已经进入了国际协议和契约。它最早被承认是在1982年，联合国大会把它写入了《世界自然宪章》＇33＇。预警原则随后被采纳进了1992年的《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