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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梦正处在后现代与浮现的全球时代交叉的十字路口，并提供了衔接两个时代之间断层的中间地带。后现代从未想过要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它只不过是现代的黄昏——一个对现代的种种缺陷盖棺论定的时期。倘若60年代一辈人的抗议和试验有双重目的，即打破束缚人类精神的旧边界以及检验崭新现实的话，那么它就以后现代的思考形式为自己找到了思想的同盟。
后现代主义者们质问世界何以被禁锢在死亡之歌当中。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欧洲建起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古拉格设立羁留营？我们何以最终陷入一个贫富史无前例地两极分化的世界？为什么全世界的女人、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都遭到歧视，或者更糟，受到奴役？为什么我们要毁灭环境、毒化生物圈？为什么某些国家不断欺压其他国家，通过战争、征服和镇压来追逐霸权？人类何以逐渐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深度游戏感，而陷入机器式的单调劳作，甚至将无休止的工作当成了人类存在的定义本身？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物质主义（materialism）替代了理想主义（idealism），而“消费”一词也从贬义摇身变为褒义＇1＇？
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本身视为罪恶之源。他们将世界的诸多不幸归咎于他们认为是现代思想牢不可破的基本假设之上。特别受到指摘的是欧洲启蒙运动及其无限制物质进步的梦想，正如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受到指责一样。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存在着深刻的缺陷。可认识的客观现实、不可逆转的线性进步以及人类的完善性——这些观念被过于教条地理解，存在着历史性的偏见，并且没有纳入对人类生存状况和历史终结的多视角、多观点的思考中。
新一代学者十分警惕统摄性的宏大叙述以及试图创造出人类行为统一化前景的偏执乌托邦幻象。后现代主义者辩论道，通过将人性禁锢在思考世界的“唯一正道”上，现代思想蔑视其他一切观点，并且归根结底不能容忍任何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当权者——不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不断利用这些元叙述（meta…narrative）来压抑和控制人民。在这些批评家看来，现代思想被利用来证明全世界范围内殖民冒险活动的合法性，它将人民彼此隔离开，使他们处于对统治力量有利的状况之中。
60年代一辈人所反抗的正是这些网罗万象的宏伟蓝图，以及限定人们如何在此世生活、行动的偏执乌托邦观念。后现代主义者为这种反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观察世界的视角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种叙述方式。后现代社会学强调多元主义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因为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人类经验的整体性。后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并非唯一的理想王国，而毋宁说是各种文化试验的杂烩，每一种都各具价值。
后现代主义者投身于一场扫荡现代性意识形态基础的斗争中，甚至否认将历史看做救赎传奇的观念。最终，后现代解构运动只留下了现代性的思想碎砾，以及一个众声喧哗的“无政府世界”，其中，每个人的故事都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样可靠、同样值得认可。
倘若说后现代主义者夷平了现代性的壁垒，解放了其中的囚徒，那么他们给这些被解放的囚徒也没有留下多少可去之处。我们成了存在主义的流浪者，漫游在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上，在绝望的寻觅中，模糊地渴望着某种值得依恋、值得信仰之物。尽管人类精神解除了旧有思想范畴的束缚，我们每个人却被迫因此寻觅自己的道路——在一个混乱无序、分崩离析的世界上。这个世界甚至比我们抛在身后的那个网罗万象的世界更加危险。
《欧洲梦》 总 序前 言（3）
后现代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称为“美国核心”的观念中获得显著的一席之地。它向来在欧洲更具影响力。过半数的美国人是热忱的宗教信徒——信教比例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的民族——而他们根本就不买所谓“相对主义世界”的账。美国的宗教信徒依旧相信事物具有恢宏的发展构架，并且每天虔诚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美国非信徒中的多数人尽管并不相信包罗万象的宗教指涉框架，却基本上相信另一种网罗万象的社会蓝图——将历史视为稳定、不可逆转的物质进步的启蒙观念。不过，在美国也有第三种群体，只是人数较少，主要由激进、反主流文化的60年代一辈人以及他们成年的后辈组成。他们对后现代性感觉要自在得多。在他们看来，组成世界的并非绝对价值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相对价值和变动的选择。总体而言，他们较为容忍其他观点及多元文化视角。
政治分析家将美国人分为红色与蓝色两个文化阵营，前者反映了美国所坚持的保守主义宗教价值观，而后者则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民意调查显示，红色人群在地理上集中于美国的东南部、中西部、牧区、落基山脉一带以及西南部，而蓝色人群则更多地集中在美国的东北部、中西部北端及西海岸一带。
尽管民意调查不失为一种分析选民倾向的方便快捷的方法，但它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多数美国人，不论是红色人群还是蓝色人群，都认可一种浸透着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美国式生活。甚至对其他视角和观点有较大宽容度的蓝色人群，也倾向于相信人类旅程有一个终极的目标，而此世生活有惟一的正道。
相比之下，欧洲人则更加热衷于批判现代性的基本假设并接受后现代的发展方向。这种意愿很大程度上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破坏，以及他们心头萦绕的幽灵：由于对乌托邦幻象和意识形态的盲目信仰，1945 年，整片大陆几成废墟。
可以理解的是，欧洲知识分子会成为反对现代性计划的领军人物。他们急于确认旧的信条不会再一次将他们带往毁灭之路。对元叙述进行预警式的攻击使他们捍卫文化多元主义，并逐渐走向捍卫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之途。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在各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解毒剂，是以多元视角对抗教条主义的单一指涉框架之途。权利实现计划进一步拓宽了对单一视角的攻击。“普遍人权”及“自然界权利”导致承认每个人的故事都具有同等的价值，而地球本身就值得关怀。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现代逻辑开始遭遇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对普遍人权和自然界权利的认可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元叙述。“普遍”（Universal，或译“共性”）意为某种每个人都认可并接受的基本的不可或缺之物。不知不觉，后现代主义者为自己掘下了坟墓，因为他们承认至少有这样一种每个人都可能同意的普遍观念，即：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自然界值得受到尊重和关怀。
欧洲梦便开始于后现代主义力不从心之处。剥笋见髓，欧洲梦乃是一种创造崭新历史构架的努力，这一构架既能将个人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旧轭下解放出来，同时又能够将人类与一个新的共享的故事相连，这个故事穿着普遍人权和自然界内在权利的霓裳——即我们所谓的全球意识。这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入全球时代的梦想。简而言之，欧洲梦将创造崭新的历史。
近来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着对“历史的终结”问题的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自由市场导向的民主已经获得了胜利，未来也不大可能被其他模式所代替。尽管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多少有点幼稚，但却显示出当代历史学家们的偏见：他们假定历史不过是竞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展开的斗争，争论的对象是资源应当如何被利用、进入生产，资本和财产应当如何被控制、被分配，以及人民应当如何被统治。对某些人来说，强调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的美国梦，的确代表了对历史终结的终极表述。
新的欧洲梦是强大的，因为它敢于提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其所注重的是生活质量、可持续性、安定与和谐。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里，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成为陈年旧物。一个保持在稳定状态的全球经济——这是个激进的提案，不仅因为它挑战了我们习惯利用自然资源的常规方式，还因为它否定了将历史视为不断上升的物质进步曲线的观念本身。可持续性全球经济的目标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现状。一个可持续、保持稳定的经济，这的确是被定义为无限物质进步的历史之终结。
倘若说欧洲梦代表了某一种历史的终结，那么它也意味着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在欧洲对未来的崭新想像里，重要的并非只是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的提升。新梦想注重的并非聚敛财富，而是提升人类精神。欧洲梦寻求的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2＇而非疆土。自从18 世纪早期开始，人性便被束缚在了物质主义的囹圄中，而欧洲梦将带领人性走出囹圄，进入以理想主义为动力的崭新未来之光辉中。
这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略显陈旧的美国梦和新浮现的欧洲梦。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首次粗略的判别，当然也具有此类努力所难免的缺陷。
尽管我内心深处依然留恋着美国梦，尤其是依然怀抱着对个人之首要性及其责任与义务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但是，我对未来的希望却将我拉向了强调集体责任感及全球意识的欧洲梦。我在后文中将尝试寻找两种梦想之间可能的协作，以求实现综合二者之长的希望。
但我至少能基本肯定如下这点：羽翼初成的欧洲梦代表了人性对美好明天的最美好的渴望。新一代欧洲人肩负了整个世界的希望。这使得欧洲人民承担了一项极其特殊的使命感，正如两百年前我们建国的祖辈们所感受到的那样——彼时，世界的其余地区都将美利坚视为希望之光。但愿我们的信任不会被辜负。
注释：
＇1＇ 关于“消费”（consumption）一词的意义演变，请参见本书第十六章《欧洲思想的普世化》最后一节“美国梦与欧洲梦”的有关论述。——译者
＇2＇ Empathy 同时也是心理学术语，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境遇、情感和动机的能力，是一种发现他人之“自我”的方法。为了兼顾此词在心理学上的通常译法，下文或译“移情”。——译者
《欧洲梦》 第一部分美国梦的缓慢死亡
第一部分 旧世界的新教训
第一章 美国梦的缓慢死亡
我的父亲弥尔顿生于1908 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三年后，我的母亲维薇特出生在得克萨斯的埃尔帕索，紧邻墨西哥。他们成长之时，最后的牛仔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漫游，尽管已经人数不多；边疆在人们脑海中也仍旧鲜活。我的父母亲都是西部人。他们被某种特殊的基本信仰所哺育，那就是我们后来所知的“美国精神”。我父母亲的世界观十分简单，正是边疆思维（frontier mentality）的产物。晚上，妈妈会把我塞进床去；她从来不给我念妖精或仙女之类的童话故事，而是将我当天的活动历数一遍，哪些事情做完了，哪些还没做，总是让我对明天将要来临的了不起的大事儿满怀憧憬，简直急不可待。母亲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都是被选来完成分内的事业，对世界做出某种贡献的。但她认为，命运并非定数，而是等待着被人们抓住、被人们实现的机会。一个人能否实现自己的命运，就看他或她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有多强了。
母亲利用一切机会，向我灌输这条指导着她以及她的时代里无数美国人生活的原则。她会对我说：“杰里米，你在美国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只要你的意愿足够强烈。”在我母亲看来，个人意志力足以开启通向未来一切可能性之门。“只要你相信自己，”她会这样说，“你就能移动大山。”当然，我母亲这代人和美国西进的过去犹隔未远，所有这些信条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常识而已。50年后，这些训诫都逐渐淡出了集体记忆，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父母们却都开始通过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