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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ss）＇5＇一书。
每个行业里都有一些分散的“纯粹”网络模式的运作范例。存在着不完全的网络的例子就更多了。在这些案例里，多样化的团体走到一起来分享专业技能、知识、研究设施、生产线和销售渠道。这些网络背后的理念是汇聚资源、分担风险，同时提高质量，减少商品或服务抵达终端用户所需要的时间。
所有这些网络的共同点就是一种经营方法；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家及他们20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后继者提出的市场交换模式，与这种方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导网络的操作性假设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经典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并且开启了反思政治统治形式的新窗口。
重新回想一下吧，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交换的经济的优越性在于每个人追求一己私利的能力。在《国富论》里，斯密写道：
每个人都在不断尽力寻找他能支配的任何资本最有利的使用方式。的确，他满脑子想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非社会的利益。但是探究他自己的利益所在就会自然地——或者毋宁说必然地——把他导向选择能够对社会最为有益的那一种使用方式。＇6＇
市场的本性乃是对抗性的场所。它们是“保持距离”式的交易，每个团体进入谈判的时候都带着以其他团体为代价而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的想法。低价购入，高价售出，并且“caveatemptor”（买主可要自己当心）＇7＇，从现代市场关系的最开始，这些就是指导性的行为准则了。
网络则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原则操作的。每个团体进入相互关系的时候，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通过使其他团体和这个群体的整体利益最优化，一个人就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网络由自主的公司组成，他们都放弃了某些自主权，其回报是在拓宽的运作领域里共享资源和风险的好处。在网络里，每个团体都有赖于其他团体控制的资源。这些团体事实上成为了某段时期内从事共同任务的单一实体。
电影工业是最早转型到以网络的方式经营的行业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大电影公司把它们的操作分解了。从前被大公司雇用的能工巧匠和才智之士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公司。如今制作一部电影的时候，主要的电影公司只是部分地为影片投资并负责销售，而执行制片人把所有个体的转包公司都集聚在一起——摄影师、布景师、剪辑师，等等——在制作影片期间组成短期的网络。风险常常是在所有关键实体间分配的，而当电影上映之后他们每个实体都分享源源而来的红利。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ManuelCastells）确定了五种主要的网络：供应者的网络，其中各公司分包来进行一系列的投入，从设计到组成部件的生产；生产者的网络，由这样一些公司组成——它们汇聚各自的生产设施、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来扩充他们商品和服务的资料档案，拓宽地理性的市场，并降低预付风险（up…frontrisk）的成本；消费者的网络，它把制造商、批发商、销售渠道、增值性的再销售者和终端用户联系在一起；标准的联盟，它把某个领域内尽可能多的公司带到一起，目的是让它们共同遵守行业领导者确定的标准；还有技术合作的网络，它允许公司就生产线的研究和发展分享宝贵的知识和专业技能＇8＇。
《欧洲梦》 第二部分合作式商业（1）
合作式商业
成功网络的关键在于互惠和信任。网络中的每个成员都出于“善意”而行动，感到负有合作与帮助的义务，而非占其他团体的便宜。信任正是网络关系之核心。“买主可要自己当心”被这样一个观念替代，即没有哪个团体“会利用伙伴关系造成的脆弱性渔利”＇9＇。当公司进入网络时，它们就放弃了市场上享有的某些控制权。它们必须分享知识，令它们的运作透明化，并且允许它们的伙伴了解它们的许多经营方式。简言之，它们放弃了许多自主权，以成为扩展的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暴露了自己，变得脆弱。对比之下，在市场的角斗场里，分享知识、让自己的运作透明化会被看做是判断失误，允许竞争对手利用自己的弱点。然而在网络里，脆弱性会被看做是一种力量而非弱点，传达出信任和为大家的彼此利益而共同合作的意愿。
网络依赖参与者非正式社会纽带的程度不亚于它依赖各团体间正式协议的程度。个体的参与者与其他人之间越是彼此交融，他们就越有可能愿意开诚布公，和对方分享宝贵的知识、专业技能和常常至关紧要的商业数据。一位杰出的CEO是这样描述交融性的价值的：
［机会主义］当然是个问题，但是难道你认为，倘若我觉得这个家伙一有机会就会占我便宜的话，我可能在这么多年里和他保持这么密切的关系吗？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多业务的原因。我能信任他。＇10＇
和采用传统敌对性“保持距离”式的市场交换的公司相比，参与者在网络里的密切关系常常使他们占有领先优势。布莱恩·乌兹（BrianUzzi）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上谈到结构式交融性的价值的时候，注意到：
交融的纽带提高并激活了最高程度地进入某些交换的可能，这些交换尤其有益于降低监控成本、加快决策过程、增强组织性的学习和适应。获得这些益处的不仅是通过交融的纽带联结在网络里的个体公司，而且也是整个网络。＇11＇
当许多公司为一个共同的项目合作，并且这个项目十分复杂、需要群策群力的时候，交融性的好处便显现了出来。每个成员越是了解其他人的专长、视角和方法，越是愿意和他人共享自己的意见，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尖端高科技行业和零售部门，能否率先在市场上推陈出新乃是成功的关键；因此，倘若团体成员来源广阔、每个人都懂得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步骤，他们的知识汇聚起来就能够更快解决问题。另一位CEO如是说：
倘若你和一个没有建立过长期关系的家伙打交道，就会出现大问题。保准出错，还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跟我的人［指交融的纽带］一起，倘若出现什么错误，我知道我们能够一起解决它。我了解他的业务，他也了解我的。＇12＇
网络同样便利了关键行业信息的交换，对一个在敌对性的市场上自主运作的公司来说，这可是不一定能得到的。乌兹报告了一个制造商，他“只把下一季热销产品的关键信息透露给密切的［网络］关系，这样他们在满足未来需求上就获得了优势”＇13＇。
《欧洲梦》 第二部分合作式商业（2）
在竞争紧张的全球经济里，成败的关键常常取决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细微差异，因此网络常常享有相对个体市场竞争者的优势。一位服装制造商说：
如果有一家工厂向来为我们提供布料，他们就会知道布料应该看上去怎样。他们了解特别的款式。并不是只根据款式就容易做出衣服来的，特别是当我们赶着要做这种款式的时候。但是与我们建立了关系的厂商就会在这件衣服设计成型的时候看出问题所在。他们知道怎样来加工织物才能让它看上去是我们想要的样子。＇14＇
网络模式的核心是某种感激。它是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都在这档子事里”，需要额外付出点儿来支持网络里的其他人，不论顺境逆境。一位CEO用他自己的公司与其网络伙伴的关系的例子，解释了感激意味着什么。
我告诉他们［分包商］，两个星期内我这里没多少活干。你们最好去找点其他的活儿。［另外某些时候］……当他们不忙时，我们就会努力地……为我们的关键承包人找活干。我们会开始做一条裙子……来让承包人手中不闲……我们把活儿交给谁是看［谁］需要这份活儿［才能生存下去］。＇15＇
向网络模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于时间的匮乏。来自波士顿学院的坎德斯·琼斯（CandaceJones）和斯蒂芬·博珈第（StephenBorgatti）及来自犹他州立大学DavidEccles商学院的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Hesterly）这几位组织学家观察到：旧的经济模式要依赖客户、供应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先后市场交换，才能协调复杂的任务，并让新产品到达终端客户，这太慢、太过时了。网络以一种单一的团体方法协调了商业组合里所有参与者的专业技能，从上游的供应商到分销商甚至下游的终端客户；因此，在减少新产品和服务走出大门的交货时间方面，网络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产品生命周期常常以周、以月而非以年计算的半导体、电脑、电影和时尚领域，情况显然如此。在汽车行业这样的竞争性市场里，网络也有利于降低成本＇16＇。
网络播撒下更大的创造性和革新性，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们拥有最优秀的头脑汇聚成的更巨大的参考资源。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说，倘若比较一下各种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就会明显看出：
沿着公司等级制向上或向下传递信息，或者在市场里购买信息，这些都只是在按部就班处理信息或购买商品。不论哪种情况，信息的流动都是受控制的，没有产生新的意义或阐释。相反，网络却提供了某种语境，可供在实践中学习。当信息流贯网络时，它变得既更加自由也更加丰富；新的关联性和新意义被产生、探讨、评价。＇17＇
当商品交换较少，当推出新产品的交货时间更长，并且当还有大量未经利用、开发的消费者市场潜力时，组织生意的市场交换和等级制方法就还有道理。
《欧洲梦》 第二部分合作式商业（3）
巨型、垂直构造的公司若采用等级制控制的管理方法就能够生产生命周期长的标准化产品，这就允许他们分期清付成本，并同时保持对研究、发展、生产日程和销售渠道的集权式控制。而离散、间断的市场交换的缓慢步骤也依然足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在过去的20年内，许多因素改变了商业环境。能源成本的巨幅上升，伴随着研究和发展而来的成本和风险的增加，商品和服务日益缩短的生命周期，增长的劳动力成本，消费者对更加个性化的时尚的商品的偏好，全球竞争，以及更少的利润盈余，这些都导致了市场交换和等级制模式日益过时。
全球商业正变得更加密集和快速。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单独作为自主的行动者仅仅通过市场交换机制而有效竞争。如今，单枪匹马必将惨败。只有在以网络为基础建立的关系上，汇集资源、分担风险和收入流，这才能确保生存。这意味着放弃某些自主权，而可以在网络构架里获得某些企业先机和安全的回报。尽管公司间的竞争依然存在——市场还没有这么快消失——公司之间合作进行外包、协同生产、收益分享、成本削减合约，这正逐渐成为常规。
自主、自由的行动者在市场上简单的交易事务里获得最大化的个人私利，这个观念在每个人都彼此联结、日益相互依靠的全球化经济里，显得可悲地陈旧过时。就其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想要组织起一个有如此速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网络是唯一可行的模式。
尽管网络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及，还少有人注意到，网络正在改变我们有关财产地位和商业哲学的观念本身。而伴随着向新经济模型的过渡，人类行为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有关讨论就更少了。
关于市场向网络的转变，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边界正变得更不确定、更易渗透。边界对市场可是至关紧要的。所有物是个人领域的延伸，它专属于所有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WilliamBlackstone）在他的《英国法释义》（mentariesontheLawsofEngland）里写道：财产是“一个人声称对外部世界里的事物拥有主权、施加暴政建立起来的领土，完全排斥宇宙里任何其他个人的权利”＇18＇。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里，财产很少要被共有，而只是被占有或被交换。财产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它“不是我的，就是你的”。买主和卖主之间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就代表了财产易手的边界。交易谈判是敌对性事件。每一方都希望牺牲他人牟利。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竞争”。胜利就是在结束交易时带着价值增加的个人财产离开。财产市场交换的目的就是扩大一个人的主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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