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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在这时，钱伟长与中文系女生孔祥瑛相识了。
1939年是钱伟长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转移到了昆明，在昆明，钱伟长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工作，此间他完成的三篇光谱学论文，尤其是《对稀土元素硒的单游离光谱分析》开辟了中国稀土元素研究的先河。受到了国际物理界的重视。这一年，他又参加了由中英庚款基金委员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的考试，全国报名考试的人数达三千多人，而钱伟长所选的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束，由于他与郭永怀、林家翘二人的考试成绩完全一样，招生委员会决定将三人同时录取。
就在发榜的三个星期之前，27岁的钱伟长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的同学孔祥瑛举行了婚礼。这是在他们自“一二·九”运动相识，“七七”事变后分离近一年半后的相聚。仪式十分的简单，吴有训教授做主婚人，几个同学凑在一起庆贺一番。不料短暂的相聚却似乎是在孕育着又将来临的分离。
9月2日，当这批留学生到达香港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所有去英国的客轮都被征作了军用。于是一行人只好回昆明等候通知。到1940年1月，钱伟长被通知到上海集合，转去加拿大留学。
英“俄皇后号”停泊在上海港的码头。当留学生们就绪等待起航的时候，钱伟长和几个同学发现，他们的护照上盖有日本的签章。“这是怎么回事？”此刻，同学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义愤之情油然而生，船上的同学一致认为，绝不接受敌国的签证。于是，同学们纷纷把手中的护照扔回到了英代表的怀里，宁愿放弃留学，也要维护民族的尊严。留学生们下船走了，留下英代表在客轮的甲板上，气得又骂又跳。 留学海外（1） 留学海外，钱伟长度过了一生中比较多产的时期。丘吉尔至今还不知道，在他回忆录中夸奖的“美国青年”实际上是中国人。离美归国怀抱可爱的小女儿，取名“放歌”，迎接北平解放。
1940年8月，钱伟长等同学再次获得通知，在上海集合乘船前往加拿大。这一次是直达温哥华。在海上漂泊了28天后，又乘了三天火车，终于到达了多伦多大学。钱伟长与同去的林 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学习。钱伟长专攻弹性力学。
和辛祺教授初次见面时，钱伟长通过谈话竟发现他们两人在不同国度期间所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所不同的是教授研究的是宏观理论，钱伟长所研究的是微观理论。教授为此非常地高兴，并决定将两人的研究结果分两段组成一篇论文，送交美加州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的60岁祝寿论文集中。
冯·卡门教授的祝寿论文集中汇集的全是各国著名学者的论文，而作为中国学者，只有钱伟长一人的。为此，钱伟长从中获得了很大的自信心，激励他更勇猛地向一些疑难问题冲击。
1942年底，钱伟长转至美加州大学著名科学家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轨道计算研究及发射实验工作等，同时在教授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
钱伟长转到加州冯·卡门教授处的时候，教授名下已有了三位中国学生——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加上钱伟长，四位中国青年学者在加州朝夕相处，相互协作，共同从事火箭、飞弹的设计试制工作。
“二战”期间，当伦敦正在遭受德国V1、V2火箭威胁的时候，丘吉尔向美国请求援助，于是，这件事被交到了冯·卡门教授的研究所。钱伟长和林家翘在对德军发射火箭的射程射点进行研究后发现，德军的火箭多发自欧洲的西海岸，而落点则在英国伦敦的东区，这说明德军火箭的最大射程也仅如此了。根据此项结论，钱伟长、林家翘提出只要将伦敦的市中心地面造成多次被击中的假象，以此蒙蔽德军，使之仍按原射程组织攻击，伦敦城内就可避免遭受炸弹的伤害。这一招很灵，几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曾不胜感激地赞赏道：“美国青年真厉害！”直到后来他也不曾知道，与德军玩了个雕虫小计的人并不是美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钱伟长。
1945年的一天，太平洋的彼岸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日本投降了”，中国人从此摆脱了亡国奴的境地，中国人民胜利了。这一消息犹如来自远方的召唤，祖国需要建设，祖国要走向富强，所有有志于祖国建设的中华儿女，在祖国向他发出召唤的时候怎能够不一跃而起为国尽力呢？“对！回国”。主意即定，钱伟长便开始做回国的准备。
1946年5月6日，钱伟长以探亲为由，收拾了一些简单用品，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洛杉矶码头渐渐地变得模糊了，望着远去的，曾是十分熟悉的繁华街景，钱伟长毫不犹豫地转身朝向了东方。迎着海风，他感到多少年来少有的一种快意，“好爽的风啊！”此刻，他归心似箭。
又是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海上漂泊，钱伟长到达了上海。历经了战乱之后的祖国到处布满着疮痍，城市里一片喧闹混乱。但无论如何，仍旧是家呀！站在上海的码头上，钱伟长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道：“祖国，我回来了！”
很快他便回到了清华大学，在国民党大员接管后的清华园里，垃圾成山，教室里却是四壁空空。钱伟长回清华后就参与到了复课的工作之中。
孔祥瑛在钱伟长回国三个月后，带着与父亲“擦肩而过”的儿子元凯从成都来到了清华园，这是在经过了七年分离之后的合家团圆。元凯已经7岁了，但在他的生活中，还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经常在照片中看到的人叫爸爸。当钱伟长第一次听到儿子叫他爸爸的时候，内心的一种喜悦难以表述，七年了，所有所有要说的话，此刻说出了一句：“苦了你们了！” 留学海外（2） 1948年，解放北平的隆隆炮声似在预示着人们，“就要解放了！”回国后，钱伟长因积极参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加之岳父孔繁尉是中央军委派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重要人物，所以地下党组织对于钱伟长十分的信任。一天晚上，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到北京郊区良乡，亲自向叶剑英、陶铸、钱俊瑞等同志汇报清华的情况。那是钱伟长平生第一次见解放军的首长，给他的感觉是解放军的大干部们都很平易近人。 回到家时已是清晨，当他兴冲冲地迈进院门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声从屋里传了出来，又一个女儿出世了。钱伟长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脱口而出：“放歌，就叫她放歌吧，尽情地歌唱解放！” 沉寂的谷底 全国解放，钱伟长被繁多的事务性工作所困扰，为了能在科研方面多做些贡献，他暗暗地搭上了无数个夜晚。参与制定规划之后，周总理赞誉钱伟长等人为“三钱”。亮出自己的思想，钱伟长被甩入沉寂的谷底。
1949年2月，寒冬中的北平城终于迎来了春天，整个清华园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乐之中。3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了，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委员，张奚若、吴晗任副主 任委员，周培源为常委兼教务长，钱伟长和费孝通为常委兼副教务长。此后，直到1957年，钱伟长以其饱满的热情踏着欢快的节拍踏上人生的又一征程，在他的日程表上，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行政事务外，便是应接不暇的广泛的社会活动。
文化方面，他参加了由文化部长丁西林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出访国外的代表团，回国之后任中缅友好协会会长；教育方面，他先后参加了教育部长钱俊瑞率领的国内考察团和蒋南翔部长率领的高等教育访苏团；在科学工作方面，钱伟长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并开始筹建力学所和自动化所。
1950年钱伟长被选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全国科联（科协前身）成立，他当选为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全国青联成立，钱伟长当选为常委兼副秘书长，作为青年代表团团员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
纷繁的社会活动，使钱伟长亢奋之余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一个秋夜，为了调解一下紧张而又疲惫的大脑，他关闭了台灯，双手在两颊上下搓动了几下后，推开了窗扇。秋风阵阵，寒意袭人，天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斗。的确，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他多么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在科研上多做些贡献呢！然而社会活动，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依然重要。于是，在为社会活动、行政事务忙了整整一天的钱伟长不得不把自己投入星斗之下的夜晚。
1954年，钱伟长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期间，钱伟长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
如果说，两年前，钱伟长第一次聆听周恩来教诲时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那么在这一规划制定过程中，通过与总理的多次接触，这位曾经和毛泽东一起领导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的政治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理解，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无不令他折服。
向总理汇报工作多是深夜或清晨，往往先是总理认真地听，钱伟长细细地说，接下来便又是总理问，钱伟长答，一答一问，一问一答，最后再由总理作指示。在这样一种宽松、和气的氛围中汇报工作，说话者经常会忘记自己是在与数亿人口的共和国总理谈话。周恩来那种以科学的态度制定科学规划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规划工作终于接近了尾声，对于参与规划的科技工作者们的工作成绩，周恩来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对于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三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周恩来曾在一次重要活动中公开赞誉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的美誉沿传至今。
1956年，全国进行院校调整之后，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在多方位的工作中，钱伟长始终没有放手的就是进行科学探索与研究。同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上，钱伟长的“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并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许多论文和研究的参考根据。前者关于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作“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然而，正当钱伟长满怀壮志，奔走于教室、实验室、办公室与社会之间的时候，一场关于教育思想的争论之后，他被甩到了沉寂的谷底。 毛泽东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1） 吃着香的钱伟长，人虽被打倒了，但“地下活动”却不断。“文革”中周恩来安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待外宾。毛泽东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力主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要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 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师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虽说都是肺腑之言，但却不合时宜。为此，在清华大学竟引发了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
为了回答各方的攻击与责难，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便以钱伟长、曾昭伦等六人的名义，刊发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使人误解的舆论。对此钱伟长等人非常气愤，然而不等他们声明，6月下旬，蓬蓬勃勃的“反右运动”转眼间在全国开展起来了。7月，钱伟长被划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并停止一切工作，教授级别从一级降为三级。于是，针对钱伟长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使人目不暇接。
从纷繁世界中突然坠入寂谷深潭，钱伟长一时间不知所措，妻子被隔离了，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却硬是“不予录取”，两个女儿也因为受了父亲的牵连而天各一方。面对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