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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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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2日,刘镇华调集四个师的兵力,再次向红军发起围攻。红军在光山、潢川边大小斛山与敌十三师万耀煌部激战竟日,虽杀敌甚众,但无力击退敌人进攻,遂向太平寨实行转移。一路上,与敌英勇奋战,浴血苦斗,多次打退敌人的前堵后追,才转移到了太平寨地区。部队还未来得及喘息,敌人又跟追而至!无奈又被迫向东转移,再次来到福田河附近。8月26日夜晚,经由福田河以南的松子岭、张家店之间,越过潢麻公路,“不得已遂向亲区行动,割谷打粮,休养士卒及干部,而图再举”!
    过了潢麻公路以后,边行军、边作战、边打粮吃的情景,也是够凄惶的了。因为途经之地,稻谷大都没有成熟,粮食仍很困难。直到皖西北边界时,经与皖西北道委接头联系之后,得知“南溪一带谷子大半成熟了,红军去不愁粮食……遂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苏区行动”。
    坚持“不应当到皖西北去”的死硬方针,在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之时,最后还是遭到破产,不得不“到皖西北苏区行动”。
    从两路口的“打粮”,到返回中心苏区的最后一战,经历了二十多天的辗转反复,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赶到皖西南溪的时候,整整错过一个月时间!
    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感叹道:“大势已去,晚了,晚了!”
    至此,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
                               逼上老君山
    真正大势已去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在驻地卡房忽然听到长空雁呜,老君山、天台山一带枪声大作。他对秘书科长刘华清说:“这不是游击队的枪声。”郑位三挎上盒子枪,扎上皮带,穿黑棉布套装,戴红军帽,完全是一个游击总司令的装束。他立即率总司令部直属队向枪声激烈的方向奔去。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小列宁”、刘少奇夸之为“鄂豫皖地区干部学习马列最好的一人”、年仅三十。人们已习惯称他为“位老”的人,从此跨上正规军的旅途。十七岁的刘华清曾跟随他南征北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
    郑位三、刘华清那天晚上看到的情景使他们想到不管谁活着,都要向后人交待大别山有一支红二十五军。
    这时候的红二十五军只剩下八百人,春天的时候是一万二千人,转移皖西时,鄂东北道委又给她补充了两个团。新编红七十三师,二一七、二一九团。
    史载:“红二十五军初上皖西北,受到赤城、赤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双河、南溪一带群众闻讯,奔走相告,送茶送饭,踊跃支前,使红二十五军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就连一贯反对上皖西的省委书记沈泽民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说:“这里群众对二十五军欢迎之情形,迥异于黄麻群众对二十五军之态度。”
    1933年9月5日。红八十二师师长刘得利率部迎接红二十五军,两军又一次会合在一起。
    “刘得利同志,我向你这个‘得利’师长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得了个大胜利。”
    吴焕先紧紧拉着刘得利师长的双手赞不绝口。他一到南溪,就听说在十多天以前,这位向以打仗勇敢著称的年轻师长,指挥红八十二师和三个地方游击师,在史河岸边打了个漂亮仗,截获敌十二师两个营押运的七十多对毛排的军需给养,战斗中歼敌一个多营,缴获大米一百多万斤及大批物资。
    “这样多的战场缴获,就是在鄂东北打上两个月粮食,无论如何也是弄不来的……我们一过来就有饭吃,省得派兵打粮啊!”吴焕先忘不了鄂东北打粮吃的困苦日子,同时也对红八十二师的战斗收获,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现在好了,好了!”刘得利连声应道,“我们早就盼着你们过来,吃上几顿饱饭,一块儿打上几个大胜仗!就像我们前次到了福田河,一块在黄土岗抗击敌五十四师一六二旅,把个“钢三团”、“铁四团”打得落花流水,敌旅长郭子权也四蹄蹬天啦……”
    “得利同志,我们这次来到皖西北,真是有点跑反的性质,实在没有法子。就怕……好景不长!”吴焕先不无感慨地说。
    刘得利莫名其妙地眨着两眼:“怎么的,马上又要返回去不成?”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错过了机会,耽误了时间,过来晚了,晚了!”吴焕先无可奈何地摇了下头。他接着又说:“这次来皖西北,也是走投无路,被敌人逼得没法子!……就当前形势来说,我们已经十分被动,难以招架敌人的进攻……”
    “看你说的!”刘得利不以为然地笑笑,“现在过来正是好时候,根据地的稻谷熟了,不愁没有粮吃,军民都拍手叫好咧!”
    刘得利讲的也很实在。这时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虽然也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剿”之下,但仍然保留着一块方圆百余里的地盘:汤家汇、双河山、南溪等几座互为依托的中心集镇,依旧在我手中。根据地境内,群众情绪稳定,粮食也比较充足。沈泽民后来给中央的报告说:“以所见之大概情形,皖西北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鄂东北,故得处于比较顺利的环境,粮食及群众情绪皆较鄂东北为优……
    果然不出所料。刘镇华发现红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北境内,遂将前线指挥部从新集东移沙窝集,指挥一个师又两个旅跟踪追到皖西地区;同时又以三个师的兵力,对潢麻公路严加封锁,切断了西归之路。9月11日,刘镇华以包括皖西北敌军在内的总共五个师又两个旅,从四面八方向皖西北中心区合围。
    敌重兵压境,鄂豫皖省委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以两支红军队伍会合赤城、赤南的游击武装,扼守险要,反击敌人进攻,并以红七十四师在南溪、桃花岭一线构筑工事,正面抵御敌人。9月13日,敌四十五师一三三旅在师长戴民权亲自率领下,首先进攻双河山,继而占领南溪。红七十四师坚守阵地。英勇抗击,将该路敌军击溃,杀伤敌三百余名。14日,敌七十五师二二四旅、二二五旅进至瓦屋基、泅道河、汤家汇一带,在飞机配合下,向红八十二师阵地进攻。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与红八十二师会合,在瓦屋基与敌激战一天,击溃敌二二四旅。这时,由于对敌情不明,红军按兵未动,与敌对峙。而敌则派一部由银沙畈绕到小门坎山,准备进占大门坎山阵地,由东向红军进攻。大小门坎山是汤家汇的屏障,一旦被占,敌便可在根据地中心长驱直入。红二十五军军部得到皖西北道委送来的情报后,遂星夜疾行,抢先一步占领了大门坎山阵地。但敌已占领附近大小山头,红二十五军三面受敌,形势极为不利。16日,敌四十五师乘红二十五军西移,占领了双河山。红二十五军获悉,随即东调,配合赤城二路游击师收复了双河山。19日,敌以第二二五旅一个团向西,二二四旅一个团向东,同时进攻汤家汇。红二十五军又将双河山交给二路游击师,急驰汤家汇,与红八十二师和赤南一路游击师会合,经激烈争夺,暂时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红二十五军往返数次奔走于双河山和汤家汇之间,虽经艰苦奋战击退了敌人,并给敌以一定的杀伤,但部队十分疲劳,陷入苦于应付的不利境地,未能有效地遏止敌人的进攻。正当红二十五军主力准备抗击敌七十五师更大规模地进攻时,敌六十四师一九O旅迂回到我军的侧后方。敌重兵围攻,我军几面受敌。23日,沈泽民、吴焕先不得不决定红二十五军撤出汤家汇。双河山阵地,向根据地外围转移。敌人相继占领了关王庙、汤家汇、双河山、桃树岭、南溪等地,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了。
    沈泽民随军到达皖西北以后就累倒了。9月26日,他抱病躺在担架上,于大埠口附近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省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返回鄂东北;红八十二师继续留在皖西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会后,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兵员又损失过半,全军两个师只剩下三千余人。多么令人揪心的现实啊,红二十五军总是在成倍地减少,成建制地缩编……五个月之内,红二十五军从潘家河战斗胜利后的一万两千余人,到七里坪之围失败后的六千余人,而今又削减到三千余人……三分之二以上的指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有战斗的伤亡,有疾病的减员,也有错误肃反所造成的罪恶。那些在“肃反”中惨遭杀害的,大都是红军中的领导骨干,跟着他出生人死的共产党员。其中就有廖荣坤和姚家芳两员战将!
    姚家芳,这个高唱过“以血洒花”的黄埔学生,而又被“监督利用”的红军师长,这时也在大埠口结束了他的青春年华,洒下一摊鲜红的血!一个月前,部队在向太平寨转移途中,红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在大小斛山与敌突然遭遇,指战员虽经英勇奋战,但因长期病饿交加,身体虚弱,没有力量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姚家芳和团长李和生等人,都被省委加以“第三党阴谋活动”的罪名,当时就逮捕了好几个,有的立即被处以死刑。姚家芳被押到皖西北以后,吴焕先几次向省委担保,都没能保得住这个“黄埔”牌儿。当他闻讯赶到现场时,眼睁睁望着躺在血泊中的战友,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抹了几把眼泪。姚家芳就这样“以血洒花”死于自己同志的枪刺之下!
    因为姚家芳这个“第三党”,由此而引起的肃清“第三党”的风波又起,遂又在七十三师蔓延开来。该师的二二三团五连,在转战于皖西北途中,“打粮”时弄到一只鹅,被连部几个成员吃了,就将指导员秦作为抓了起来,加以“第三党”的爪牙分子,“吃喝委员会”的首领,当着全连队伍面前处以极刑。就在这个连队的队列里面,还有个十四五岁的“第三党”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一路上边走边哭。吴焕先碰到时问他:
    “小同志,你犯了什么过失?”
    小战士哭着回答:“我本来是个三保险,现在变成了‘老三’!因为他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三党”了。
    吴焕先为他松了绑说:“排行老三,不等于第三党。”小战士说:“同志们平时叫我小三,保卫局听到以后就变成了‘老三’,在那里‘老三’是‘第三党’的代号。”吴焕先拍拍小战士肩头说,以后让同志们喊你大名。
    吴焕先以他军长身份解救过不少无辜者,却没有救得了红二十五军唯一的黄埔四期生姚家芳。姚家芳被加以“第三党反动首领”的罪名,处以惨不忍睹的极刑。
    沈泽民没有停止过在苏区党和红军中“肃反”。原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红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独六师师长叶启文,第八路游击师师长汪明国,一大批中下级红军指战员相继被杀。
    奇怪的是被错杀的人没有谁求饶,他们宁愿受酷刑,也要为红军结余一颗子弹。
    大别山人都知道有个红军“福”将罗厚福,他是在执行枪决的一刹那而幸免于难。
    罗厚福被押到树林后,肃反队员宣布了执行枪决的命令。又厉声问:“罗厚福,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
    罗厚福朗声回答:我不是什么改组派,我是共产党员,肃反我们自己的同志我不服,要杀要剐随你的便,红军的子弹来得不容易,用绳子勒死我吧,留下这颗子弹。
    肃反队员说:“前面都是胡说八道,后面的要求可以成全你。”说着找来一根绳子,将一头系在树丫上,另一头打了一个活结。
    正当肃反队员把他的头往绳子里套。突然,“叭叭”响起了枪声,接着“哒哒哒”射来了密集的子弹。只见树林边出现了一股地主还乡团。匪徒们发现树林中的红军人数很少,便叫喊着冲上来,大呼大叫:“捉活的!捉活的!”十几杆枪“怦怦”响作一团。
    这时,一名肃反队员中弹倒下了,形势非常危急。罗厚福见状急忙说:“快给我解下绳子,让我来揍这些狗匪徒!仗打完了,你们再杀我!”
    罗厚福被松了绑,他拿起牺牲战士的枪,拉开枪栓一看,枪膛里才有两发子弹。这时,十几个匪徒冲上来,罗厚福瞄准了前头一个,“叭”的一枪,那家伙应声而倒。跟在后面的匪徒吓得“卟”地一声全都趴下。一名匪首躲在大树后,探头举枪大叫:“快起来冲,不然老子毙了你们!”“叭!”那家伙头还没有缩回去,枪膛里仅有的一颗子弹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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