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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路西上的战略方针做深入的研究。红军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困难的斗争时期。沈泽民的话有些道理，她失去了根据地，也就失去了根据地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失去了群众支持。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可能长期失去后方。按他的想法，红军西出平汉路与红三军会合，主要目的应是跳出敌人包围，获得帮助和休整，以便于在适当时机杀回苏区。毕竟，这块根据地也是他浴血奋战，一点点发展起来的，就感情而论，他比张国焘、沈泽民对大别山更有感情。
会议结束后各部立即行动。为制订突围计划和筹措干粮，全军用去了一天时间，11日晚上，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四方面军总部以及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共十三个团，兵分两路，穿越敌封锁线，向平汉路西行。沈泽民则和留下来的红七十四、七十五师及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人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高敬亭一起，向北转移，进入七里坪地区的山中。出发之际，张国焘深知这一行动所要担负的重大责任，又深恐报告了得不到批准，便没有向中央报告。
1932年10月12日夜，凄风苦雨之中，两万多名大别山儿女踏上漫长的西征之程。出发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悲伤，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部队要向哪里去，那些极少数了解部队行进目标的人，也没想到他们将一去不返，包括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内。预感到而不是确切知道这一点的只有一个没有走的人，他就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
在那个月亮像一把用旧了的镰刀、只有一手宽的夜晚，沈泽民仿佛听到莽莽大山之巅、漫漫苍穹之中传来阵阵雁鸣！
第八章 还是那片土地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山转
就是那奇秀无比的大别山
山不转水转
武汉。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官邸。“委座，徐向前红军从黄安境内突然失踪。”李默庵、俞济时同时来报。
“什么，什么？”蒋介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回他采取“瓮中捉鳖”战术，洋顾问都请了许多，全都住在鸡公山上。听说徐向前要跑，他做了个“斩尽杀绝”的手势，说：“令前线‘追剿’部队，严加提防，绝不允许漏网一个！”
大别山中，血色黄昏。
沈泽民躺在担架上，肺病复发，吐血不止。成千上万的留守红军、老百姓、伤病员在无声地向七里坪以东的深山转移。
敌机在头顶上盘旋。吴焕先指挥队伍隐蔽，但飞机转了两圈又飞走了。
红军此去凶多吉少，老蒋心毒手辣，必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当他发现红军跳出外线，越过平汉路时，一下子集结了四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拼命地进行跟踪追击。十万重兵围追堵截，往后的浴血苦战，必然悲壮惨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张琴秋；红军杰出将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红军将士同志们，我们的笔触不能跟着你们去远征了。张国焘能迷途知返么？红四方面军还能归来吗？大别山还有几十万父老乡亲，在等着你们，盼着你们啊……
历史就这样地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吴焕先推到了军事舞台的前列。一大早，他就带领游击总司令部的特务营，深入仙居顶以西地区，探听红军主力消息。
一路上，吴焕先所听到看到的情景，都是盼啊盼，等啊等，人们急切地期待着西线战事有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盼归，好统一指挥，集中行动，狠狠打击进犯之敌；各地跑反在外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盼归，好收复失地重整旗鼓，尽快投去插在群众家门的“白旗”，把红色政权重新建立起来；许多就地休养的伤病员们，也在期待着自己所在的部队，好及时归队重返前线；那些跑反的妇女群众，仍躲在深山老林里打草鞋。纳袜底、缝烟包，而且还做好了糯米糍粑，等待红军归来时，好迎接慰劳亲人。是啊，这种急切盼归的心情，吴焕先是完全理解的，他自己也是如此。
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的黄柴畈会议，吴焕先是参加了的，晓得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意图。但在眼前，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力的作战行动，却又一无所知。鄂豫皖省委的领导成员们，聚在长冲开会的时候，都以为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不久即将返回，而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前线的战局变化，寄希望于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的两万红军队伍，及早而火速归来，尽快恢复鄂豫皖苏区极盛时期的大好局面！
等是等，盼是盼，可也有许多人惊恐不安，思想和行动上都十分混乱。吴焕先沿途见到不少的红军伤员，伤势早已痊愈，就是不肯归入地方部队，非要等到方面军主力回来不可。而且还讲得振振有词：“我是主力部队的，不干地方游击队！等到我们部队回来，不用谁上政治课，保证归队上前线！”还有一些人私下里咕咕哝哝，说红二十五军完蛋了，蔡申熙军长牺牲啦，三个师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一个二二三团，想归队也没处归了！这些令人灰心丧气的话儿，谁听了都信以为真。但是，这些同志并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内情，而被眼前的战乱景况迷惑住了。
吴焕先虽然离开了红二十五军，但对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红二十五军的三个师，除了红七十三师随同红四方面军总部行动以外，红七十四师在方面军9月间到达皖西之时，分别补充加强了其他几个主力师；剩下红七十五师的两个团，这时却又分散在皖西北、鄂东北两地，无形中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红二十五军真的“完了”！
“同志们，红二十五军真的完蛋了么？没有完蛋，也不会完蛋！”吴焕先当着这些同志讲道：“旷继助军长负伤了，蔡申熙军长也牺牲啦，王平章政委还在咧！军部是没有了，军部特务营还在，这个特务营的战斗力，顶得上一个主力团咧！红七十三师走了，红七十四师编了，红七十五师还在，留下两个团咧！二二四团为了掩护方面军主力行动，留在皖西根据地了；二二三团就留在红安地区，跟军部特务营合在一起，接连打了四五个小胜仗，最近都转移到了檀树岗。谁说红二十五军完蛋了，我看没有完嘛！”几句实实在在的话儿，把红二十五军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也很令人信服。许多不了解内情的同志听了，都不由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就是就是！红二十五军没有完蛋……”“对对，红七十三师还会回来的！”
吴焕先接着又说：“眼下，红军主力是离开了根据地，转到外线去了。这是为了调动敌人的兵力，暂时拉到铁路以西转上几天，看看情况怎么变化。说不定在哪天早上，他们会杀上个‘回马枪’，突然转回来，打回根据地！等到七十三师转来以后，到时候一声号召，扩充上几千人马，红二十五军还是一个军！你们谁是红二十五军的，到时可要听着号音，看着旗号，千万不要忘了归队喽！……”
当场就有好几个伤病员亮了相，说他们就是红七十三师的，都表示愿意及早归队；即使本部队暂时回不来，他们也肯归入留下的红七十五师，好上前线杀敌人！
到了仙居顶以西的高家店附近，对于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消息，吴焕先才时有所闻。有人说红军主力转到了枣阳，跟敌人打了两仗！也有人说红军还蹲在枣阳地区，与敌人进行周旋……更有趣的是，当地的一些共产党员，互相之间传得更是神乎其神，私下里给吴焕先通风报信：“红军主力回来了，转到根据地边上了。前些日子，就听说在广水车站跟敌人打了几天几夜，几十里以外都听到了炮声！”吴焕先听了以后，心里也很高兴，马上就派了几个便衣侦探，直奔广水车站去打听情况。无论是真是假，也要尽快弄个明白，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察明方面军的行动消息！
侦察员早晨出去以后，当天就领回一老一少两个红军战士，老的是红七十三师的伙夫班长，少的是少共国际团的战士。他们是一千多名红军重伤员的幸存者。
蒋介石这回是真的要消灭红军。他命令：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八十三师、罗启疆独立十四旅；胡宗南第一师、肖之楚四十四师、刘恩茂六十五师，冯鹏翥六十七师；你算算多少个师旅，在枣阳、新集（不是鄂豫皖苏区的新集）把红军包围起来啦嘟队接连打了几个大恶仗，刺刀拼弯了，大刀砍钝了，把敌人杀退了，可是红军也伤亡惨重。徐向前一看，不走不行了，不走就死路一条。部队在土桥铺连夜大突围。
天黑沉沉的像一口锅，部队要突围了，红军将士们背上的大刀都拎在手里了。一千多名重伤员怎么办啦？不像在根据地，有苏维埃政府，有苏区人民作后盾。对不起了同志们，突围的部队带着你们还不是死吗？不死就要干革命啦，革命火种不能灭啊，不是当兵的心狠，是蒋介石逼得没法子，同志们只有留下来了，留下就意味着牺牲。为了革命，为了胜利，重伤员同志们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部队出发之际，被遗弃的人和就要出发的战友们之间，却出现了极为悲壮的一幕。听说部队要突围，许多重伤员主动不要战友们再管他们了，要走的人流着眼泪解下自己的干粮袋，留给被留下的人。有的将最后一颗手榴弹塞进重伤员怀里，将拉火环套上伤员的手指，以此履行对后者的最后一点责任。有的情况正相反，重伤员把身上的干粮和最后一粒子弹交给离去的人，嘱咐他们为革命战斗到胜利！一定要坚持到胜利啊！革命总要死人，同志们别流泪，我们死了，革命没有死，只要你们能突围出去，革命就活着，工农就有希望！我们的魂会跟随着你们，变成厉鬼帮你们杀敌。还有极少数人，要求战友们把他们藏进山洞；留下武器和干粮，争取躲过敌人的杀戮，爬回鄂豫皖，养好伤，继续打游击，干革命！
两支队伍在惨痛的道别声中分手，全军出发时一片惊天动地的呜咽。且不要以为这全是哀伤，它也是一种未死的激情的表白，一支催人与敌拼命的号角。有了这份惨痛的分离，在每个西行的人心中，就深深埋藏了一份对敌人的仇恨。这些仍然活着的战友们对他们来说已经死了，他们是被敌人杀死的，敌人又欠下了他们的一笔血债！他们要对方用鲜血来偿还！
天亮后这一千多名伤员的遭遇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这批将死者身上，蜂拥而上的蒋军官兵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每一个视死如归的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向敌人最后一战的形式各样，却同样英勇壮烈。烈士们牺牲前的最后一击，只是为了向杀死他们的敌人索命，却迟滞了东线敌人的追击速度；帮助了向西北突围的战友。而且，敌人在肆意屠杀红军伤员时虽搜遍了几乎每一个山洞，每一条沟溪，却仍有部分伤员奇迹般地逃脱了毒手，活了下来，敌大队离开后，他们互相帮助，夜行晓藏，一点点向东方爬行，令人难以置信地回到了黄麻老区，找到了沈泽民、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领导的新红二十五军，继续在鄂豫皖地区战斗下去。
沈泽民在红军出发的那个夜晚听到长空雁鸣已经预感到什么，就在那个夜晚，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妻子张琴秋走过他的身边。他在一副担架上躺着，脸色煞白，什么也没说，还能说什么呢，“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他无力地摆了摆手说：“你走吧，走吧”。王平章看他那病弱之躯实在可怜说：“胡子，你跟着主力一块走吧，也好和夫人一块儿。”他的小胡子都急得翘起来了，说：“不成，不成，我是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省委书记的战斗岗位就是保卫苏区，坚持斗争。”
他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人。他不能容忍张国焘的“逃跑”。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忘记给中央写报告，他正式指斥“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行动”，“与1930年邓中夏同志在湘鄂西所进行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要求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红四方面军，“命令他（它）迅速来鄂豫皖苏区。’枕泽民到底为张国焘率四方面军“逃跑”的“错误”，正式向中央告了一状。
1932年10月2日，在大别山的另一端，英山金家铺的河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