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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裔欧洲人的勋章——星章，鹰徽，株树叶，双杠、单杠。N字型章都标志着英雄行为的各个等级。它们都类似于印第安人的象征符号。苏人斗士们告诉哈萨里克，最先触及敌人的人将佩上竖立的金鹰羽毛；第二个人将得到向左倾斜的鹰羽；第三个则是呈水平方向的羽毛；第四个可能是一根斜线形的鹈鹕羽毛。一个救了朋友的斗士可能会在衣服上标个“十”，要是骑马援救了某人，则要别上双“十”字样。徒手杀死一个敌人的胜利者可以在衣服或马身上染一只红手。里腿上的垂直条则象征袭击敌人的次数；一条V字形羽毛意味着一匹受伤的马。
“大河狸”的刀鞘旁有一条于瘪的狗鱼，装在一个皮袋子里，袋上装饰着明亮的蓝色珠子这是确保拥有者逃生的符咒，因为无论是箭支还是子弹无法截击狗鱼的突然起飞。白人也带符咒，通常是些宗教标志，也不十分吸引人。白人很少有时间花费在审美上。白人士兵的装备，无论属于个人还是政府的，主要是保留其功能作用。一面旗帜可装有流苏，士兵的裤子上可能有彩条，但斯普林菲尔德来复枪，科尔特左轮手枪，剑，子弹袋，马鞍褡裢，等等则必须注重其实用性。大多数有吸引力的美国士兵的遗物都是金属饼干盒盖，它粘着近一个世纪的薄薄的铜锈，还刻有更雅致的年代与华丽的字迹：芝加哥·C·L伍德曼公司。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安哥拉人，没有一件遗物能比得上一个笔记本，它记述了这场残酷的战斗。这是一本装在图什·麦金托什胸部口袋里的笔记本，封皮上有一个小小的光滑的子弹孔。
卡尔洪存放在粉河兵站的短剑悬挂在博物馆的一个玻璃箱中，除刀刃上有几个缺口外，仍旧很新。他的遗物几乎再没有什么了。他的弟弟是普拉特河分部的一名士兵，几年后得知一些印第安人有块白人的手表，当他发现那是卡尔洪的表后，就把它买回，寄给玛吉。能找到这块手表着实令人吃惊，因为当这些神奇的玩艺不再发出嘀哒声后，印第安人就把它们拆开，用它明亮的弹簧，螺钉，指针，锯齿状的轮子作为自己项链上的装饰品。
两枚荣誉勋章并排悬挂着一黄色的缎带已破旧褪色。它们的授与者早已为人所遗忘，依旧铭记他们的不过是他们的后代和小比格奥的学生了。温泽尔菲和皮姆的名字听上去是神奇年代的人，但仍是同一世纪的人。查尔斯·温泽尔菲死于1950年，享年98岁，他是最后一位白人士兵幸存者。他是只雪鸟，从第二步兵团逃走后，加入第七骑兵团，更名为查尔斯·富兰格尔。当被揭穿后，他再次发誓，当然，用的是真名。
几名当时的印第安参战者比温泽尔菲还长寿，最后的幸存者是“坐牛”的聋哑儿子约翰（死于1955年）和“手枪胡子”，有时也被叫作“铁雹子”（死于1955年11月）。最后的见证人（不是参加者）可能是一个夏安人“查理斯·坐人”，活到1961年。然而时至今日，小比格奥已像射在三角叶杨树上的燧石箭般牢牢地载入我们民族的史册了。
1904年，居鲁士·布雷迪收到雷奥M连的列兵威廉·莫里斯的信。在对布雷迪一本历史性文章的细节发了一通牢骚后，莫里斯补充说，他对温泽尔菲获得勋章一事感到可笑。“我记得他是‘H’连队的裁缝。我还清晰地回忆起他走入战地医院时的情景：他弯着腰，身子几乎双折，他要求得到治疗，看样子是受了致命伤。可当外科医生让他脱下裤子为他检查时，却发现，他不过是受了点烧伤，医生就命令他回到前线去，到一个狂叫着的刽子手那儿去……”
列兵吉·姆皮姆则不同，战斗结束几年后，有人在迈尔斯市拔枪顶住他，他反身夺下枪，扔在一边，并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几脚之后，警告那人赶快滚出迈尔斯。
所以，既有胆小的懦夫，也有英勇无畏的勇士，既有像库克副官那样雷厉风行的指挥官，也有如图什·麦金托什那样懒散迟钝的首领；既有一些像龙尼萨姆·查利那样没空费一弹的人，也有一些在掩蔽处开火的射击者。
第七骑兵团褪色的队旗贴在博物馆的南墙上，由于那时它被麦克多尔的车辆纵队驮载着，所以侥幸没有变成印第安人棚屋的门帘。旗徽是一只雄鹰，它的爪子紧紧抓住一簇刺绣的金色箭簇。那箭头比雷电还明亮，可能象征着第七骑兵团雷厉风行的指挥官。过道正对面正对着那面悬挂的队旗的一个柜子里挂着一套卡斯特漂亮的白色鹿皮套装。如同戴了顶揉皱了的便帽、叨着苞米芯烟斗的麦克阿瑟和头戴铮亮的钢盔的巴顿一样，卡斯特也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威廉·路德朗上尉在西点时就认识了卡斯特。他评论道，卡斯特从未学会怎样拼读“失败”这个词。他所知道的只有两个字：成功。他喜好参加各种活动，但他并不是个深谋远虑的思考者，也不是个精深的研究者。卡斯特年轻的弟弟内文不同意这种看法，内文在一次采访中说起了他们在校的时日。他说，汤姆爱捅‘漏子。“他总是挨揍。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他嚼烟草。这当然是学校不允许的。但汤姆又没法戒掉。·于是在教室的地板上钻了个洞，作为防备吐烟草的地方，并时常试图用脚把洞盖上……”和汤姆不同，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从不惹乱子。学期开始，学生们都指望他们的老师——老福斯特款待大家一顿，可那老家伙太吝啬，学生们便把他锁在门外。当他想从窗户爬进来时，迎接他的却是一把烧红的煤铲。“我想我们都为此而挨了揍，只有乔治除外。乔治没有参与此事，他在家里学习，他总是学习……”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好像具有天生的免除疲劳的能力。在黑山旅行中，路德朗常见他手拿斧子，和士兵们并肩工作着。而当军营里的人都躺下睡觉后，他还在灯光下研读军事报告，或防备郊狼。路德朗说，卡斯特倾向于夸大事实，而不是歪曲或颠倒事实，他常用超越一切的眼光看待它们。他还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按特有的顺序回忆起任何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不管他所参与的那些活动已发生了多久”。
这是个意料之外的评论。听起来这与他那激烈鲁莽的名声毫不一致。
“我并不是鲁莽草率、易于冲动的人”，卡斯特显然很气恼地反驳过。“我痛恨这种人。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经过仔细思索的，都是在我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军事情况作了设想后作出的。当我投身于战斗或战役中时，当我开始处理一件不测之事时，我所研究过或阅读过的一切便都历历在目地出现在脑海中，仿佛各种情况都被放大镜放大、显示出来，我也就即刻做出了决断。我确实能做出迅速反应和决断，但它们都是根据具体情况而加以思考后得出的结果。”
有一名军士扛卡斯特的私人战旗，现存记录中并没有对它做精确的描述，而且因为它已经在战斗中遗失了，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它的实际尺寸、材料，不清楚它是否镶有流苏。那是面燕尾式旗，上下二种颜色：上面是红色；下面为蓝色；还有两把白色的成十字交叉状的马刀。
卡斯特的怀表上也有两个十字交叉的马刀标志，这块精致的表在西部各州间流失好一段时间。是哪个印第安人把这块表从卡斯特的衣袋里掏走的无人知晓。但在1906年，蒙大拿一家沙龙的主人从一个不知姓名的苏人那儿得到了它；后来又在一次掷骰子赌博时把它输给了一个四处兜售生意的推销员，此人把它展示了好些年。后它便消声匿迹了，直到又再次出现在加利费尼亚古董商温得·里费·比尔手中。几经周折后，这块表被卖给蒙大拿比斯林的约翰‘富特夫妇手中，视为他们自己收藏的“西部宝藏”中的珍品。
最后，富特夫妇提出要把那些西部物件都送给比林斯市，但比林斯市有经济头脑和远见卓识的长者们却以他们不想分担保险费用为理由拒收这些赠品。现在，这些收藏品都不见了，“铁屁股”的那块表和其他纪念品也都再次失踪。表壳的后盖上刻有一双十字交叉的马刀的图案，还刻有铭文：
卡斯特将军惠存
密执安旅赠
“密执安人仰仗你’
怎样火焰色的红花！怎样不可一世的人物！令人难以忍受的人物！他曾有过怎样的感触。他必定认为自己是流芳百世的英雄。至少，当他蓄起长发时，他自视自己就是贝奥伍夫①，齐格菲②或哈洛尔德·格里斯哈特。
①贝奥伍夫，约创作于公元11世纪的英国史诗的主人公。
②齐格菲，德国13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
显然，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英国人。1876年春，他给伊丽莎白写信说，他收到一个同姓绅士的来信。此人住在奥克尼斯，他相信自己和卡斯特是同族人，并从卡西特，卡西德，卡塞特一直追溯到1647年。
赛勒斯·布拉德陈述道（无资料证明），美国曾有一家之父是个雇佣兵军官，于1777年在萨拉托加被捕。假释后，决定留在美国。而此人的祖宗是保罗·卡斯特，于1630年出生在德国黑森林。
勿庸置疑，他沿用的父姓是日尔曼人的姓。一个旁系子孙迈洛·卡斯特说这一父名有各种形式：卡斯特、考斯特、库斯特。这是许多荷兰人、德国人家庭的通用姓。最早有记载的使用该姓的是劳伦斯·库斯特，即“荷兰哈勒姆著名的印刷术发明者”。劳伦斯·库斯特的出生年月不详，但死于1440年，所以，他和谷登堡①是同时代的人。
①谷登堡（1400～1468），德国印刷者，在欧洲最早使用活版印刷。
首先使用该姓的个人或家庭可能在中世纪的荷兰或德国天主教界供职。因为它的英语意义是“教堂司事”。迈洛·卡斯特记述道，在1535年一次宗教法庭审判中，皮尔·卡斯特（一个Mennonite传教士，此人原为荷兰Oost Zaandam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司事）“因其宗教信仰问题，被罗马天主教当局宣判死刑，并在阿姆斯特丹执行。”
这一家族中首先抵达美国的成员是个农民兼泥瓦匠，他来自莱茵兰的卡尔丹基尔奇，叫保罗·卡斯特。1684年，他和妻子格特鲁德及四个孩子离开克里菲德村。他们和其余28个移民家庭安居下来，自然而然地选中了宾西法尼亚的杰曼敦。这样，一个半世纪之后，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便在俄亥俄的新罗姆利降生。
所以，卡斯特源于蓝眼睛，长鼻子，精力旺盛的民族，该民族的血管里流动着北海的水，曾经傲慢地穿过阴冷的黑森林。正因如此，当他叱咤风云地急驰在美国大草原上，草莓色的卷发在风中飘拂之际，他必定觉察到了人们投注在他身上的眼光。既便是他的武器——带八角枪管的莱明顿运动来复枪，两把带把的自动击铁式Webley Bulldog手枪，一把刀鞘上镶有珠子的猎刀——所有这些东西都使他如虎添翼，威风倍加。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考斯特！库斯特！他的名字就像一把铿锵作响的马刀似地在旷野中回荡着。
当他还是个孩子时，父亲伊曼纽尔给他穿了身丝绒服装，带他去参加军事训练。在那儿，他手握一杆玩具步枪，学习操演斯科特的教范兵器。当时，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即将爆发，大多数国民赞同这场战争，少数人有些惊愕。一天，老伊曼纽尔听见这小男孩重复教义问答手册中的一句话：“我为战争呐喊1”
正如墨尔斯·基厄菲的父亲对儿子重新投入军事生涯一点不吃惊那样，卡斯特的父亲在读他1863年从弗吉尼亚的来信时也没有感到意外——既然有童年的志向与抱负：“哦，你仅能看到那些发起的冲锋！在想象这些冲锋时，我仅能呼喊，‘为光荣的战争’！我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从未期待去看一个更壮丽的景观。我常常在坐骑上回头，去瞧那些闪闪发光的战刀……”
浮雕宝石般的装饰，满怀的激情，发自于19世纪美国狂烈的浪漫主义者肺腑的激昂陈辞，都是他时代的纯洁无暇的产物。在帮助埋葬一名心脏被击中而死的佛蒙特士兵时，卡斯特对他的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