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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结束语（全文完）
最新数据又出来了，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惊人的10。9％。经济学家们的眼镜又一次跌破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我对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有趣的时代，作预测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仅在本文写作的这半年中，文中引用的经济数据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外汇储备9400亿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有几个月了，年底达到万亿美元毫无悬念。去年爆发式的1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今年上半年又增长50％ ，全年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政府财政收入2006年上半年继续高速增长，超过2 万亿，顶三年前整年的。上半年央企利润3500亿，也在高速增长。政府的王牌经济数据都在疯狂增长，几乎是毫无道理一样地发展，所有人都料想不到。我认为已经足够说明，中国经济非常奇特，必须从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经验式模拟式的观察预测，多半会被中国经济的独特性所击败，这也是中国经济“怪异”的根源。其实不怪，只不过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不习惯。以后人们见多了，对中国经济的感觉也会变，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成为经典案例，许多新概念会因此产生，一些老的“规律”会得到修正。无论是写正经论文，还是象我这样业余猛侃，都是很好的材料。
虽然本文已经相当长了，对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讨论分析很广泛，某些方面谈得很深入，但仍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分析。要扯下去几乎永远有得扯，一方面过去很多事现在来看有新意了，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局势也在高速演化，昨天今天明天一通扯，话题多得很。但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扯某些具体的事好玩（我写过不少贴子专门扯这些具体的事），而是通过综述式框架式的分析，让读者对中国经济有一个全新的整体认识。这个目标应该说已经可以顺利完成了，因此，本文也可以结束了。这次算是侃了个痛快。
国内国际的事，大框架上总结展望得都差不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在解释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中国经济，让人有一个不偏离事实真相太远的了解，至少不会被一些离奇邪门耸人听闻的说法所迷惑。至于到底该怎么搞就能多快好省地发达了，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妙计，也不相信有人有这本事，到底怎幺办得“摸”，得交互式地“调控”。我也当不了大仙，不可能精确预测出一些具体的事如何发展，只有在有非常充足理由的时候才会作一些方向性的预测，如03年非典会出大事，去年底说铜价一定升。即使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拿具体的股票、债券、楼价之类的数据硬让我分析预测，我可能还不如随机选择的猴子。经济学家也高明不到哪去，经济学其实更多是一种“解释”型的经验科学。
但我确信，中国总体形势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中国走在正确的大方向上。这个大方向甚至不是指某些非常宏观的经济政策（如出口导向），而是对整个国家前进动力的整体感觉。一个字，就是“旺”，不可阻挡。具体的缺陷与问题大把，但政府正好是“问题驱动”的模式，确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整个舆论环境非常适合正经讨论问题。具体的作法当然可议，象房地产新政之类的，显然毛病多多，七嘴八舌出主意挑毛病的很多。可是这种看上去闹烘烘乱糟糟的状态我以为相当好。虽然各种长中短期政策不会完美，但中国将在这种状态中不断调整不断进步。相反，我比较害怕那种高瞻远瞩“主义驱动型”的，中国的国情民情还是适合“问题驱动”。我们处于一个“群体智能”时期，各方面人但凡有些真知灼见，吵一通还是会起到正面作用，这样加总起来水平不会低。现在也有不少喜欢“主义驱动”的，在某些正确的见解里夹杂着大量荒唐甚至有害的观点，声称就它是正确的，别人是垃圾。好在整体舆论环境不错，明显错误的东西一通大吵，没有谁能一手遮天。
具体到经济发展上，我们解决了进出口问题，经济发展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积累下了大量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富大头在政府手里，可以说处于待分配状态，势能很高。在国内财富分配环节上一通吵，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总会慢慢进步，就是用计划经济式的分配方法都可以。普通民众最好是抱着希望使劲闹，别丧失信心搞革命天下大乱就成。政府以前因为闷头猛干经济，新近才开搞“和谐”弄公平问题，经验少，所以多少显得有些笨拙，相信以后干多了会摸出些路数来。我对此也就是和大伙一样看热闹，不敢说有什么好主意。我个人不喜欢控诉式的正义文章，觉得没什幺意思，多半还有好多明显的常识错误，逻辑性成问题。但我以为社会舆论应该平衡，愤怒正义控诉式的文章多些不是问题，逻辑性差些也不是问题，有这类舆论提供道德压力是好事。只要其它类型的舆论观点也有生存空间，能够平衡补足社会舆论的逻辑性就行了。就怕正义人士不给其它类型活路，这就是相当糟糕的状态，国家遭了大难都不知该怪谁。
这并不是指表面上的言论自由，说的是全民族全社会的理性状态。全社会不理性了，言论自由不顶啥用。体现到政府层面，就是看非理性的“基本教义”有多少。以前伊拉克政权是“萨达姆说啥就是啥”，台湾民进党政府是“一切为了本土政权”，美国政府是“天大地大不如美国老大”，这都是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世界上这样的国家政权还有很多，很不好。中国改革开放前，得算是挺“基本教义”的一个政府，正常逻辑经常要扭着说，很麻烦。现在中国政府应该算不错的，“基本教义”少。不是说没有，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是一个，这是不是非理性，也不好说。但中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少受到“基本教义”的干扰，连“民主”都不用顾忌，今后也会如此，是很大一个优势，特别是要转型的时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虽然看上去符合“多数人的选择”的“天理”，但我认为这就是个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从逻辑性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多数人的选择就更正确更合逻辑。“全社会建立在逻辑性基础上的充分讨论”这样的机制，比民主投票本身要有价值得多。台湾之所以搞成了劣质民主，就是因为光有投票制度，社会舆论却超级非理性大分裂，充斥着弱智操控煽动。也不是说蓝营就比绿营理性，当我看到台湾政客往台上一站说几句就冲底下群众大喊“你们说对不对”，就觉得这地方算完蛋了。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公报之类的宣传，虽然八股得非常没意思，但真正非理性的东西确实少。有一些中宣部式的传统套话要深究也是非理性的，但写的人看的人都缺省地忽略不计了。真正起实质作用的干货，都相当合逻辑。至少我看政府公文公报很少能看出其内在逻辑问题。有些有疑问，有时会怀疑是不是政府数据编漏了，象不少人疑惑为什幺投资消费净出口都增长10好几个百分点，GDP 却只增10％。一通查找之后往往发现有很深背景，挺能增长知识的，真瞎编的少。
我们从内部组织状态，到外部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时期。比起前些年困难大的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准备看着中国的实力每个月这么不断壮大，飞机大炮可劲造，经济发展还一点不受影响。正如上节所述，这种消费主义的发展，也许是个邪恶的事，但中国没有选择，这个世界就得这么混。
＇ 闲话＇ 关于改革前后评价问题，以及本文的分析模式因为中国是大国，无论改革前后，都做过很多事，做对做错的都有，所以成就与缺陷在两个时代都是非常巨大的。
一种方式是定性式的二元评价。定性式二元评价，就是好坏两种，简单，易懂，如果合了几意就很痛快。说好，就把成就反复强调，这个那个，于是就是好了。说坏，就把缺陷反复强调这么来，于是就是坏了。对于心目中的“好”时代的缺陷，就找理由去不当回事，代价牺牲之类的，总是可以放过去的。认识层次低一些的甚至否认事实编造数据（未必是故意，而是选择性相信虚假宣传或者错误谎言），还有时就会生造一些并非常识的特殊标准，靠语言与逻辑玩花样辩论。二元式评价，总要论证出某时代是“好”的，或者“坏”的，最后都陷入这种模式。对立的两边都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评价方式没有什幺不可以，你管它是幻想还是真实经历，人就喜欢心目中的东西了，心里就喜欢某个时代，别人能怎幺样？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很没有意思的一种方式，这个叫表态，价值就是表表态，发现有同道了，信心增强。二元评价相关的论证一般都无甚可观之处。我因为对数据事实比较熟，就发现了不少人有很多靠语言与逻辑都绕不过去的硬问题，更是对二元评价相当不喜欢。所以，我希望有心想了解更多更深入愿意多想想的读者，能够认识到二元评价的问题所在，从二元评价中走出来。当然，就是喜欢二元评价简单定性也行，这是个人自由。
我写《官办经济》这个文章，的确是想尽量避免二元评价的。所以分析起来相当复杂，篇幅长得很，很多问题还是讲不完。我追求的分析模式，是事实数据陈述与理论阐述，希望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也对经济方面的分析方法有所了解。事实数据陈述就只有两种，就是错误的事实数据，或者正确的事实数据，这个硬梆梆，拿出证据证明出错了，就只有认。至于这些事实与数据代表的是“好”还是“坏”，这个属于意义不大的哲学问题，喜欢二元评价的人可自行选择。理论阐述就是一些因果链条，如果用什幺样的方式搞经济，就会有什幺样的结果，如计划经济会效率低，市场经济会过剩。如果不是死缠（如有人可以自己定义一套标准说计划经济效率也高得很），这应该不难接受。至于这些结果是“好”是“坏”，那么又是二元评价的事了，我并不去作这样的结论。例如人说计划经济贫富差距不大，所以好，这个我知道是二元评价了就行了，并没有更多意见。
虽然如此，评价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对一国政策能有实质影响的人心中的评价，至为关键。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搞改革开放的那些上层人物，对以前时代的许多缺陷评价相当低，所以迫切搞起了改革。如果民众群体呼声能对政策有影响力，那么群众的评价也是管用的。一些所谓“民主”政权，甚至用被煽动的群体意志代替正常思维，直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所以政治家，需要关心“评价”问题，甚至得把评价问题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但我与绝大部分读者都不是政治家，不用这样功利地去弄评价问题（我不是要讨好广大读者，如果那样，完全可以耍一些语言花招，先大吹一通主席英明神武，再小小的说一下主席可能没想到的地方，保管一些人感觉会好得多）。所以，可以回归到更加客观的事实数据陈述，以及冷冰冰的理论阐述。
同时，我也希望政府高层能够正确对待评价问题，不要象“民主”政权一样丧失思维能力。一方面，要冷静地用经济本原分析去寻找正确的操作方法，另一方面，要“理解”民众的评价，知道民众的呼声，把民众评价当作一个重要分析因素。这方面，中国政府在全球应该有一定优势，既不是为“民主”所累用“民主”代替思维放弃责任，甚至煽动民意达到政治目的，又不是独裁政权完全把民意当放对立面胡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