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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您小的时候疾病缠身，有一次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您的父亲救了您。他把您一直照料到痊愈。依我看您患的是白喉。”
预言家的身子微微向后仰了一下。施蒂利茨装作没发觉，继续说：“在学校里您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都没能毕业，您干过许多体力活儿。您爱的女人不久前才离开您，故而您把全部的余爱都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您在大学里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忍饥挨饿，最后发了财，但又得了重病。您最担心的是您的甲状腺病。我不主张您去做别人曾向您建议或将要向您建议的那种手术。您不要迷信形式逻辑和数学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思想，您的内心并不十分坦诚。或者您的亲戚中有人在集中营受到预防性监禁，或者您本人同犹太女人同居过。”
预言家谨慎地从桌子上抽回自己的手，可怜地笑了一下说：“这不是算卦。只是您看过我在警察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当时，施蒂利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因为他根本没读过这个人的履历表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从他的眼睛里、脸上、手上，还有那略微凸出的眼睛的目光中，以及餐柜和书柜上的灰尘、挂在墙壁上的女人照片，还有他对他头几句话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总而言之，是在对方周围的大量物件和他身上具有的特点、线索、痕迹、举止中，在使之成为占卜人的各种因素中，经过大胆的必要的推测得来的。
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相同。所以对这个赤色分子，您不必去理睬。他既然这样不加掩饰的接近您，您还是趁早躲开。否则您白费劲，这显然是他的计谋，请相信我吧。看问题要看本质，伯爵，必须只看问题的本质……”
“明天我应该仔细看看那个盯梢的尾巴，”施蒂利茨暗自想，“我要面对面地看看他──当即决定。我真讨厌这种事，就象拙劣的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哎，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作家们，你们胡扯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用白党俄罗斯的最后一任总理斯皮里东。季奥尼斯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的话说，是带叶子的辣根。”
科利亚在大街的另一边走着，尽量不让那个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的党卫军分子发现。那个党卫军分子离市中心越走越远，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弄得科利亚越来越感到不安。
“在什么地方开枪干掉他好呢？”他想，“这个恶棍，总是在有警备部队或没有穿堂的院子附近走。是不是他发现了我？不会。他一次也没回头看，而且在饭店的时候，我是坐在另外一个厅里。”
已经是深夜两点钟了，月亮变得明亮起来，一副游移不定的样子，仿佛更加贴近静下来的怯生生的大地。施蒂利茨猛地拐进一个角落，紧靠在房子的墙上。他听到跟踪他的人，竭力踮着脚尖急匆匆追了过来，穿过街道，以便缩短距离。
“一点不错。他是在跟踪我。”施蒂利茨明白了。“应该立刻弄清楚：我觉得，这家伙不是施韦雷尔派来的。一定要看看他的面孔。深更半夜，在寂静的城市里紧紧地跟在你的背后，对这样一个人总该看看他的面孔。”
科利亚一边跑一边把手枪从制服内兜里转放到外面的衣袋里。他竭力屏住呼吸，用脚尖走着，心想：“可别让他听见，恶棍。”科利亚也拐进了那个角落──正好面对面地同那个党卫军突击队队长撞到了一起。
法西斯的脸背着月亮，黑乎乎的辨认不清，而科利亚的脸则相反，被惨白的月光照得一清二楚。他一下子呆住了，连掏手枪也忘记了。有一刹那，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紧张地喘不过气来，而另一个泰然自若，黑乎乎的脸，双手背在后面。
科利亚突然失去了听觉，但很快又恢复了，因为他周围──沿着整个大街，向着天空，向着月亮，响彻着这个党卫军分子讲的一句话。他讲的只是一句轻声的，充满柔情的俄语：“萨耶奇卡……”
2、阿尼娅在哪里
近几天贝格一直没出办公室。他给自己安置了一张软沙发，弄来羽绒被和两个大枕头，还让新派来的司机运来一些通心粉、麦片和炼乳。他把这些东西都放进柜橱里，就在这间装有窗栏的安静的办公室里住了下来，闭门不出。
他明白，他的一切行为，他的每一次电话交谈，各种联系以至户外散步（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全都处于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之下。仅有一次，他给来该市的诺伊布特将军挂了个电话，要求他接见。
“您现在就来吧，”将军建议说，“我想骑马走走──我累极了，需要休息一下。我这里有匹非常不错的马，可以给您骑。”
贝格立刻意识到，将军要求骑马走走的建议包含着某种危险，尽管诺伊布特的妻子同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家是远房亲戚。盖世太保是个凌驾于私人关系之上的组织。如果说诺伊布特能求助于有权势的亲戚的话，那么贝格也就没有可以求助的人了：他同将军一对一地讲话，盖世太保是不会听到他们交谈的，因此，盖世太保有权对诺伊布特采取任何行动，而对待贝格就更不在话下了。
“非常感谢，我的将军，”贝格回答完，咳嗽了一声，“我很高兴同您一起休息，我也能想象得出，您有多么好的马，但是，可惜，我感冒了。也许您能另外安排个时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见面时谈一谈。”
“好吧，明天三点钟。不要在家里吃午饭了。我请您品尝乌克兰红菜汤。”
贝格十分满意地放下听筒：这意味着明天下午三点盖世太保将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窃听装置，因而这之谈话也将归入他的档案。所以应该尽量使这次谈话进行得有利于他自己，而不能带来不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可以打破盖世太保长官在贝格与那个可以把他带去见红军的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所持的谨慎的沉默态度。
他的判断完全正确：盖世太保现在没有他的任何资料──无论是表面的监视、窃听他的电话，还是仔细分析他的私人关系，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至于他个人的私事，贝格心里更是坦荡：他从未有过男女私通的事；若是有也是在离婚之后，而且只是与一些女人有过暧昧关系。但是，所有与他有过关系的女人都是历史清白、出身高贵的纯血统的阿利安人。自从布隆贝格元帅因同一个有过妓女历史的女人结婚而被解职之后，贝格就变得极为检点了。此外，他还懂得，只有在党内供职的女人才可以成为最可靠的朋友，她们不会张扬跟谁睡过觉，因为纳粹分子有着清教徒式的法规。希特勒党的上层人物中，继戈培尔之后，最好色的要数卡尔登勃鲁纳了。但他不敢象戈培尔那样胆大妄为，跟电影厂所有的女演员都睡过觉，因为他不是在既可以盲目信任，也可以同样盲目地不信任的希特勒手下“行事”，而是在连信任这个概念都可以否定的希姆莱手下行事。希姆莱只注重盯梢。所以卡尔登勃鲁纳选进自己间谍机构的女人都是些党员和任他摆布、能为他消愁解闷的女人。在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