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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选择皇权专制的路子，类似的思想清洗、对旧思想进行否定就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定，非仅如郭沫若所谓的个人性格残暴所至。类似“焚书”的钳制思想，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社会性质所要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人（秦始皇）的人性的残暴。后面的皇权时代的皇帝们，一样是走的秦始皇的思想钳制的路子。只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分封制意识形态的持有者和势力是非常庞大和顽强的，所以竟需要政府动用极端手段去清除和扭转。而越到了后代，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越发已被民间和民众接收和习惯，后代皇帝们，也就不需要采取“焚书”这样的极端手段了。
（附录三 论陈胜起义前并非农）
观点1：陈胜少时在佣耕的时候，可能是农民，也可能不是。
观点2：陈胜壮年从事社会活动到起义之际，身份并不是农民。
观点3：陈胜起义的性质和目的刘邦项羽没有本质巨大区别。
陈胜起义时并不是农民，太史公的《陈胜世家》里说的很清楚，“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这在现代学者眼中就成了陈胜是农民的证据，并且进一步把秦末运动定义为农民推翻地主政权的运动。其实，这个“尝”字，恰恰说明陈胜壮年以后，在去大泽乡的时候，已经不再为人佣耕了。他起义时乃至起义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已经不是农民了，否则就不会用“尝”字。
“佣耕”，并不是专业长期耕种，而是一种打工性质，是雇佣来耕种的。“佣”、“卖佣”、“佣作”是当时的一种短期的谋生手段，当然也可以成为长期的。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这种庸客就开始出现了，他受雇于人，出钱家提供牛犁种子等等，出钱家还提供汤羹给他吃，此外还发他钱币作为工资（汉朝时候的标准是每月给一千钱），他不需要对产量直接负责，但面临着不好好干被开除的可能。韩非子的著作中就提到了一个庸客。这家伙跑去给一家人干活，还极卖力气，为的是主人给他好吃好招待，以及发工资的时候发他成色好易于被市场接受的币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主人、佣客，看的出来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上的，就是所谓“买佣”。但这买佣不是买人，是买一段时期的劳动关系。而且我认为，它甚至可以不到一年，也许只是农忙时节。从上边的例子来看，主人未必是地主，在农忙时节，一般家庭业也有可能买佣。
《史记》上对佣的注释是：“佣，役也。谓役力而受雇直（值）也。也是这个意思，出卖劳力受雇得钱。
所以，陈胜就是这样一个“佣客”。他和专业自耕农、佃户都不一样，他有可能只短期从事，他也有人身自由。
汉朝的好几个官僚学者，从前都曾经为人佣作过。比如匡衡家贫，“为人庸作以供资用”， “儿宽年少时，去受业念书，贫无资用，就时时间行庸赁，以给衣食”。“桓荣，少学长安，贫屡无资，常客庸自给”。“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庸，为吴佑赁舂”。“卫飒，好学问，随师无粮，常庸以自给。”这些人，在求学阶段，由于贫困，都曾经佣作过。这些人可并不是农民，后来也不再佣作，而是当了官。佣作是当时人一种补贴贫寒的办法，佣耕也是一种，这都叫做佣作，这种人叫做佣客。
根据《史记》，陈胜是识文断字的，他写过“陈胜王”三个字在鱼肚子里。另外他名字有字（字“涉”），能有一个字，这不是一般农民能有的，而是行加冠礼的时候给起一个字，那就是要戴冠的。这都与他是农民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史记上还说，陈胜，字涉，阳城人也！
现在我们做一些假设：这个有“字”也会写字的陈胜，阳城人，是一个城里人。但是由于家庭原因，陈胜不小心弄得很穷，在窘急之下，就出城去给人种地打工。当时的田野，出城以后，靠着城墙根就有，叫做“负郭之田”，田主往往是城里人（譬如洛阳人苏秦就曾经自叹没有“负郭之田”）。这些田主需要雇人佣耕，而且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陈胜去那里打工一段时期，是可能的。
但是陈胜一个戴冠族，发现自己却和一帮戴头巾族，混在一起，捏着锄头把劳动，心情的郁闷可以想象，所以发出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自我宽慰和愁叹。
在田间劳动，干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就“怅恨”了，就嚷嚷着等未来的富贵了，这多半是城里人来的，而不是生下来就一直从事农田劳动的人的特征。
随后，他又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能说出这样有文采的话，恐怕也不是一般的黔首。（注：但是你也可能会说，史书都是被打磨过的，是被作者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写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司马迁也好，他在写人物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虽然是被他打磨的，但也一定是符合笔下人物身份的。如果司马迁认定陈胜完全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他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故事或者或者小说，他会让他冒出一句很不合农民身份的话来吗？正是因为太史公心中没有把陈胜定位为一个农民，所以他才会让陈胜说出燕雀这样很雅言的话来，他觉得这是符合陈胜身份背景的话，就算这话是经过太史公打磨了的，但仍然是太史公觉得不失其合理身份的话。）
再举个例子，《史记》载“愍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家庸。太史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意思是齐愍王被杀死后，儿子法章一度沦为为人佣作，还跟主人家女儿私通，最后他又当了王，娶了这个女的。这段故事在《战国策》里写的是“变姓名；为莒太史家庸夫。”“太子乃解衣服，逃太史之家，为灌园。”
陈胜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他原本是衣冠之家的子弟，有字，有冠，后代出现家族意外，沦为窘迫，然后一时出去为人佣耕。所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
当然，上面说的都是揣测。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陈胜到了壮年起义的前夕，已经不再是佣耕者了。
陈胜后来称王后，那些曾经一起打工“佣耕”的人来找陈胜“吃请”，结果全吃了大斧子，掉了脑袋，因为他们“言陈王故情”，说了陈胜从前为人佣耕的糗事。这说明当时陈胜在起义前夕不再是种地的农民身份了。倘若陈胜一直是个农民，直到被征发当兵的时候还是，那么，他的农友伙伴应该也有在编入这戍边的九百人当中的，这些人就都知道他种地的事，陈胜种地是公开的事情了，不需要后来跑来一些从前一度佣耕的伙伴来“言陈王故情”然后挨杀。
换个角度，陈胜的队伍中一直没有人说他种地的糗事，直到后来那一撮少时佣耕的伙伴来了，才有人说，也可以推测出陈胜在少时一度种地之后，就不再种地了，而且起义队伍中的人都不认为他是农民，而是屯长级别的官吏。
我们还有其它一些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证据：
1、陈胜当了陈王以后，那帮一起佣耕的人跑来找他，在传达室嚷嚷：“吾欲见涉。”可见，这帮贫贱的朋友都是称陈胜的字“涉”，说明他早就有字，在佣耕的时候就是个有字的不同于一般佣客的人。
2、陈胜起义前和吴广谈论扶苏的时候，陈胜说：“今或闻扶苏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这里，陈胜对百姓称作“百姓”，显然他是被自己抬高在百姓之上来看的，可能是个低级官吏。而且“百姓”多不知道，但他知道，说明他不是一般的百姓。
3、起义队伍到了陈城以后，“张耳、陈余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未尝见；见即大喜”，这说明陈胜以前社会阅历和背景不是很一般，他久仰张耳、陈余之贤，而且能够跟城中名豪杰、官吏应酬接谈，可见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人。“陈胜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司马迁的口吻中没有把陈胜当成一个农民，而是一个有见识的小豪杰、豪吏来写的。
4、陈胜在入陈城后，陈城里还有一个陈胜“故所善陈人武臣”——也就是说，他在陈城里还有一个交往已久的好朋友武臣，这个武臣不但是城里人，而是不是一般的人，后来被任命为将军，以三千兵力得赵数十城，是个颇有能量的人。他跟陈胜的关系，是“故所善”，那么陈胜有这个城里的好朋友，陈胜是不是也是城里人呢？
而且这个武臣，素出于李良之下，而李良素贵。李良曾经侍奉秦二世得显贵，从此也可以看出武臣在起义前的地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李良素贵”“赵王（武臣）素出将军（李良）下。”秦人在招降李良的时候说“良尝事我得显幸”）
同时，陈胜还有一个陈城里的“故人”，叫邵骚，也担任了护军职务。
陈胜少年佣耕以后，到底后来干什么娶了，是继续种地，还是干别的发迹了呢？司马迁没有给出答案，事实上陈胜列传这一篇是残缺的，写到陈胜死了以后，后面的内容是被“褚先生”补写的，如果司马迁最后能来个太史公曰什么的，一定能把陈胜的身份交待的更清。但我们有一条致命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有95％的可能，在少时佣耕以后没再种地：
我们仔细再看一下《史记》原文：“其故人尝于佣耕者闻之，之陈··”，意思是陈胜当王以后，他少时一起佣耕的农友，跑来找他。被陈胜接待住下来之后，“言陈王故情”，说陈王以前种地之类的旧情况，气得陈胜杀了他们，接下来，《史记》说：“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也就是说，陈胜身边还围着另外一批故人。聪明的人读到这里，就知道，这批故人应是先于那些庸客到达，而且其性质与庸客们不同。
也就是说，陈胜至少有两类故人，一类是知道他曾经佣耕种地并且一起佣耕的，一类是并不知道也不曾这样说陈王的，史书说，这一类故人走后，从此没有“亲陈王者”，意思是这些故人是陈胜亲信。他们不曾瞎说过陈胜种田的不光彩的往事，陈胜也不曾要杀他们，他们是一直作为陈胜的亲信。事实上他们就不知道种地之事，因为如果知道就保不齐也向前一类故人那样到处嚷嚷了，陈胜也不会格外重视杀前一类故人而将该事件被写进史书了。
那么，这后类“故人”之非佣耕者是怎么与陈胜认识的呢，那应该是在陈胜不再佣耕以后认识的，他们的性质和庸客不一样，不是种田族。这些非种田族的“故人”的故人陈胜，也不是种田族。由此看出陈胜佣耕只是少时短期行为，后来他成为了另一种社会身份的人，直到起义。
总之，可以看出，第二类故人和前面的庸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落。
那么这些“故人”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不是种田族，又都是什么人？有幸的是，史书上竟提到了其中的两位——也就是武臣、邵骚，他们是“陈人”，陈城人，不是种地的把势。武臣的身份前面我已特意分析了。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陈胜少时佣耕以后，就不再以农业为业，他足迹抵达遥远的陈城，与城中的武臣等豪杰相交结，结交了一批非农业身份者的“故人”，他自己早已不是种田族了。
陈胜起义之后，迅速向两百多公里以西的陈城靠拢，占领陈城，因为陈城里有他早已结识的武臣等豪杰。入城几日后，他就立刻召集当地豪杰、官吏开会，被一致公举为王，而且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复兴楚国，复立楚国，而根本不是解决农民问题或农民政权问题。
可以说，陈胜在起义前夕，早已不是一个什么所谓农民。
那么，陈胜少时尝佣耕以后，不再以农业为业，又去干什么了呢？我们认为，他后来经过一段史料失载的自我奋斗，是做了政府中的低级官吏的！
这里就要看一下陈胜在起义前夕，他以九百戍卒的“屯长”身份出现，这个“屯长”对于推测陈胜起义前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极为关键。
“屯长”不是个临时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