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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开业。三年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册星占历书。看来是由于他的天分，他迅速成为这一行的后起之秀，又进而成为本行公认的领袖，在平民和上层社会中都拥有巨大影响。
关于这类商业化星占学家及其事务所的营运情况，可以从“三大星占学家”留下的档案文献中了解到不少。他们的事务所经常门庭若市，业务十分繁忙。例如，1597～1601年间，福尔曼平均每年进行1000次星占计算，而接到的询问则远远超过此数；利利在他业务的高峰期，每年进行星占计算近2000次；布克平均每年1000次计算的业务量持续了至少17年之久（1648～1665），而在此期间他处理的咨询则达到16500次。当时这样的开业星占学家人数在200以上，上述三大家未必就是业务最繁忙的——只是他们有档案文献保存下来，所以得以在今天为人所知。由此推想，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对于到星占学家那里去求神问卜是多么乐此不疲！
所谓接待顾客的咨询，可以是主顾亲自前来求教，也可以派人前来或以书信传达；若是问题简单，星占学家或许片言即可发付，否则就要进行星占计算——具体做法是记下闻知问题的准确时刻，然后画出该时刻的天宫图，再默默思索一番，即可宣布答案，通常每次耗时不过一刻钟。
总的来说，像利利这样有名望的开业星占学家，是很能赚钱的。虽然利利努力显得“为富而仁”的样子，他对于穷人的医务咨询往往不收报酬，“他们如果愿付的话，就取一先令或半克朗”，他还呼吁同行们“无偿地施予穷人，无论是金钱还是建议”；但对于向高级政客提供的机密建议，他要收取极高的酬金。例如1647年他为一位保王党派来的中间人提供关于军事行动的建议，取酬20金币；1649年他受雇于国务会议，取酬25镑现金外加每年100镑的津贴；据说1662年这一年中他赚了500镑——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笔巨款。那时英国货币的进位制是：1镑＝4克朗＝20先令＝240便士。
在开业星占学家的群体中，有一部分成员的身份颇令现代人感到惊异——他们竟是神职人员。例如，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内皮尔（R。Napier），将星占学和医学结合起来，施术长达40余年（1590年他出任教区长，至1634年去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文件，几可与前述“三大星占学家”比肩而立——事实上他正是三大家中的老前辈福尔曼的高足弟子，要说从业资历，比利利与布克都还要老一辈呢。又如约克郡梅思利教区的教区长阿谢姆（A。Ascham），也是当时著名的教会星占学家和资深的星占历书作者之一。托马斯（K。Thomas）还列举过许多这类身为神职人员的星占学家和历书作者。看来从事星占学行业以为稻粱之谋与“献身上帝”在他们身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那么最后人们要问：这些门庭若市的开业星占学家究竟能为当时的王侯巨富、愚夫愚妇、痴男怨女们答什么疑、解什么惑呢？这正是下面两节要讨论的内容。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58节 星占学家知道什么？（上）（1）
这一节专述开业星占学家为私人事务提供的咨询服务。这些咨询的名目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进行归并。
一、寻找失物
这是许多主顾经常向星占学家求助的项目。那时人们确实普遍相信星占学家有能力依靠星占学方法推算出失物何在。例如，曾有许多主顾向利利询问诸如某学会丢失的金银餐具、西班牙商船上的150镑现金、某客栈的抢劫案、“索斯沃克特区的一个胖妇人”被窃的20镑钱等问题。又如，一位书商为朋友家失窃的钱财而去求助于另一位星占学家，星占学家为他绘制了星占图（但最后未能破案）。再如，一位药剂师所用的工具书（手抄本）失窃，他也立刻去求助于星占学家。求助者中有不少家庭主妇，要星占学家为她们寻找遗忘了的器皿、失窃的衣服之类；还有不少大户人家的仆役，因东家遗失了值钱物品而来求助（如果破案，他们就可洗去嫌疑）。
以今日的常识去推想，依靠排算天宫图之类的星占学方法，要正确解答上面这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星占学家充其量只能依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求助者所告知的有关情况作一些原则性的或模棱两可的推测而已。事实上这类寻物问题也正是开业星占学家最感难办的事之一。但是他们为了“职业声誉”，居然也都硬着头皮作“来者不拒”状，接下这些生意——不过他们通常不是指出窃贼的姓名，而只是描述出嫌疑犯的外貌，然后让主顾回去见机而作。闹出笑话的时候自然也有，托马斯曾从文献中举出一个事例：1505年，一家旅店中搬运工的物品被盗，搬运工依照一位伦敦星占学家对窃贼外貌的描述，认定窃贼正是旅店老板的儿子，遂将少东家逮捕；不料搬运工忽略了星占学家描述中的一个细节——窃贼“有褪了色的牙齿”，而老板的儿子张开嘴巴，却是一口牙齿洁白无瑕，于是证明他怀疑错了人，这下子他当然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二、寻人·寻逃仆逃犯
航海经商、探险、战争使大量男子万里跋涉，远赴异国他乡，他们的独守空闺的妻子成为星占学家事务所又一大主顾群体。有许多妇女因长期得不到丈夫的消息而痛苦不堪，以至有的人神经错乱，这时她们从星占学家那里听来一点“消息”，哪怕是谎言，也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在利利的档案中，到处都是忧心忡忡的妻子来探询丈夫生死的事例。又如1595年一位妇女向福尔曼了解她那已经出海18个星期的丈夫安危如何；1617年一位妇女向星占学家“打听她距伦敦366英里的丈夫的归来问题”；1645年利利接待了许多这类女顾客，有的打听自己被拉夫充任战舰木匠的丈夫是否还活在人间，有的询问乘“博爱”号前去弗吉尼亚的丈夫（一个外科医生）的情况，有的来打听一个已于三年前被派往爱尔兰的骑兵的生死；又如1649年7月，一位面包师的妻子来找利利，询问她六年前出去当兵的丈夫的下落，利利推算之后告诉她：此人已于五年前死去。
仆人倘若逃走，也可去请教星占学家，他们可以测算逃人的去向。如果是犯人越狱潜逃，也可照此办理。例如1528年一位新教异端分子从牛津出逃，学院院长和代理主教就雇了一位星占学家来测算他逃跑的方向；又如1652年一位王党陆军中将从伦敦塔逃走，推测他逃逸去向的生意就找到了星占学家布克那里。而昔年曾显赫一时的蒙默思（Monmouth）公爵于1685年率众叛乱被击溃后，据说就是由一位都柏林的星占学家奉当局之命测算出了他的逃匿之所，结果公爵被抓获斩首。
三、寻船·航海预卜·航海保险
航海总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这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是如此，几百年前更是可想而知。那时许多商人、船主一旦船期延误而又原因不明，立刻就要去请教星占学家。在利利接待的顾客中，估计有六分之一是航海人员。船舶失踪问题是星占学家们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利利等人的档案中记录许多船的名字，都是由船主或船员亲属来查询的——其中有些船可能已葬身海底。
星占学家既被认为能预卜未见，水手们自然会来请他们为远航预卜吉凶。星占学家还为船只下水或启程远航选择吉日良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航行者的信心。
依靠星占学家的指导以求在远航中趋吉避凶，这不仅下级水手们有此迷信，所谓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也未能免俗。这可以举当时英国有名的海军军官、航海家蒙森（W。Monson）爵士为例。他曾任旗舰舰长、舰队司令等职，晚年作《海军短文集》，是有名的航海史料。但就是他也要去请星占学家福尔曼为他预卜远航吉凶。他与福尔曼关系密切，他远航出海期间，夫人也常向那位星占学家请教各种问题（其中想必包括丈夫的安危）。就是这位福尔曼，1602年还为女王的船只推算过前程吉凶。
据说曾有一位怀疑星占学的人士评论道：倘若星占学家真能预卜航海船只的吉凶，那他们不妨经营航海保险业务。托马斯通过调查档案史料表明，星占学家们当时确实经常为尚处在早期的航海保险业提供咨询服务。例如，利利的档案中有几处提到，主顾来向他询问，是否要为船只投保。1644年，有一艘船据报道已在开往西班牙的途中沉没，承保人也坚信该船已经沉没，但利利却推算出结论：该船安然无恙；后来事实证明他竟是对的，这件事使他的声誉更加锦上添花。
关于星占学家与航海者之间的传奇故事，在那时流传颇多，而航海又是那个时代的大事和热门，所以星占学家们又热衷于编印专供航海使用的星占学指南，而不少经验丰富、大有名望的航海家也仍乐意接受星占学家们的“指导”。
四、物价·生意盈亏
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预测来年某些物品（比如谷物之类）价格的变化，原可建立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有一定的科学依据。这方面的预测，也在星占学家的业务之内。在那时的星占历书中，就有关于来年何物将昂贵、何物将低廉的预言。当然商人们商海浮沉，商战残酷，仅看星占历书不能满足需要，还要能“预知未来”的星占学家随时服务，以备咨询。16世纪时，荷兰安特卫普的许多大商人都雇用星占学家为他们预测市场的浮动。下一个世纪英国的工商业蒸蒸日上，星占学家们的事务所中，这方面的主顾也络绎不绝。有人来询问有关购置房产、马匹、船只以及其他各种物品是否得当的问题；妇女们来问如何利用她们的年金去投资获利；有人来请教应不应该开一家店铺。重大的举措当然更要请星占学家“指点迷津”，比如1682年有人为一个包括将一家工厂迁往海外的大计划去征求星占学家的意见。更有胆大妄为之徒，竟去星占学家那里询问向意大利贩运人口的前景。
生意不景气，亏了钱，也要到星占学家那里去寻求帮助。在利利、布克等人的档案中，这类记载很多。比如一个老头去问利利，自己的事业不昌盛的原因究竟何在？1651年有一位主顾从外地写信向布克请教：自己在四年里亏损了800英镑，“这种大萧条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人在蓄谋破坏自己的商业信誉？诸如此类。
五、寻宝寻金·寻找点金石
寻宝、探宝、找到故老相传的古代神秘宝藏，这类事情从古代起就一直是最激荡人心的美梦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更何况历史上的确不乏在这方面梦想成真的实例。这类事又往往与各种神秘主义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星占学家在此大有用武之地，应在意料之中。福尔曼、加伯利（J。Gadbury）、内皮尔等星占学家都拟定了一套“计算财宝埋藏地点的规则”（最后这位内皮尔就是上一节中提到过的白金汉郡大林福德教区的教区长，一位神职人员从事这种业务，真使人为他的“虔信”担心）。1597年，有人请求福尔曼测算一所旧宅里有无埋藏的财宝。利利的主顾中也有掘宝者，他的往来信件中有一封外地来信，1654年时那里谣传有“大量财宝”，来信请利利为他指点迷津，倘若由此能找到财宝，愿以收益的一半作为酬谢。类似要求测算藏宝地点的主顾在其他星占学家那里也有。至1697年，还有报道说某星占学家成功地发现了耶稣会士藏在萨瓦地方的财宝云云。
与寻宝在观念上有联系的另一种搜寻活动是寻找点金石。点金石即所谓“哲人之石”（philosophers stone），在西方源远流长，炼金术士们相信，点金石不仅能点铁成金，而且能以此制成长生不死之药。从中世纪到17世纪，西方的炼金术士们为了点金石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星占学家也为点金石的搜寻者们提供咨询服务。福尔曼和利利都坚信点金石是确实能够获得的。福尔曼规定“炼金科学属第九宫”，他致力于用星占学计算和“星占地卜”（参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二）来为对寻找点金石感兴趣的主顾们卜算前景。利利认为获得点金石是极少数人依靠天启才有的幸运：“由于这是人世间一切幸事中的幸事，所以我认为它只能由极少数人获得；这少数人是通过上帝的善良天使的启示而不是个人的勤奋，才获得点金石的。”因此在业务实践中，他要现实主义得多，比如他曾劝告一位主顾，如果他再坚持追寻点金石，他自己的健康就要毁坏了。
六、诉讼利钝
不少人向利利请求预言把他们牵涉在内的诉讼结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