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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榛树、油橄榄树；
星期一：芸香、三叶草、芍药、苣荬菜；
星期二：马鞭草；
星期三：长春花；
星期四：马鞭草、长春花、芍药、金链花、委陵菜；
星期五：苣荬菜、曼德拉草、马鞭草；
星期六：草花、车前草。
以上种种与星占医学有关的理论，都曾在中世纪及以后一段时期流行于欧洲。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3节 星占学与14世纪的黑死病
在欧洲历史上，黑死病（Black Death，有时亦用plague一词）令人闻之色变，惊恐万状。这是一种传染极快的鼠疫，关于其症状之可怖，中世纪末期的文献留下了许多记载，这里仅举圣方济各修会会士皮亚扎（M。Piazza）所记，描述1347年此病肆虐于威尼斯城的情景为例：
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A。Castiglioni：A History of Medicine；New York （1947），p。355。
据研究，黑死病最初大约在1333年发生于亚洲内地，然后迅速向西传播，十余年间席卷全欧，西亚、印度、英伦三岛等处也未能幸免；直至1353年之后，势头才逐渐衰减下去。
如此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然是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责无旁贷”的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讨论对于那场黑死病本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但在今天看来则不失其文化史史料的价值。星占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对黑死病的先兆进行讨论，并对疫情作出星占学的解释。谈论先兆时，当然免不了许多“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法，但也有被承认为事先就预言了黑死病的——这其实并不奇怪，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时疫”、“疾病”之类，原是星占学家经常预言的项目。
莫（Meaux）地方的杰弗里，就是被认为预言了黑死病大流行的星占学家之一。据说他依据的朕兆是1315年和1337年先后出现的彗星，以及1325年出现的木星与土星之合（conjunction）。杰弗里是亲身经历过黑死病灾难的人，浩劫余生，事后他自然免不了又要大做文章，对黑死病之劫作星占学解释。他曾在牛津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讨论黑死病的论著。据他说，是由于黄道十二宫中宝瓶宫界内亮星较少，所以死于黑死病的下层民众较多而贵族较少（其实多半是因为贵族的生活卫生条件较好，不易受感染之故）；他又认为，1337年出现的彗星（黑死病的先兆之一），是火星与土星在双子宫中所生——这种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生”出来的观念，倒与古代中国一些星占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然而在当时，更多的人似乎相信1345年发生的一次奇异天象才是黑死病的征兆——其时黑死病已开始席卷欧洲，故与其说是先兆不如说是象征。这年3月24日发生了三颗外行星的合，即火星、木星、土星运行到同一方位，三大行星的光芒叠加，看起来异常明亮耀眼，这确实是不大常见的天象。当时的星占学家，如埃斯钦丹、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注意到了这一天象。
也有一些学者在丧生于黑死病病魔之前，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景，写下了有关的著作。星占医学家福利尼奥就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当黑死病袭击意大利佩鲁贾城（Perugia）时，他奉佩鲁贾大学之命撰写有关黑死病的论文。他认为这场浩劫与前不久发生的日月交食和土星与火星之合有关。1348年他自己也死于黑死病。这些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的著作，对于当时人们抵抗病魔虽然很少有直接帮助，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留下的记载和描述，对于医学界来说却是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这种可怕的大传染病毕竟不是经常可见的（幸而如此！）。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4节 知识界代表人物之星占学观
说到中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总离不开教会人士。对于教会人士特别是两位“圣徒”圣奥古斯丁和圣阿奎那对待星占学的矛盾意见，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已经谈到过一些。但为了叙述起来完整和方便起见，在这里也将再补充一些有关内容。
前面说过，教会人士对于星占学的态度，一直有两派，而教廷对此也不作什么明确的裁决，使得神学家们对于星占学究竟是排斥还是接受，长期处于两可之境。这一状况，大约到了13世纪末、14世纪初，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是罗马教廷决定采用大阿尔伯特和圣阿奎那师徒所构建的神学体系作为教会钦定的官方哲学而带来的结果。以1323年宣布阿奎那为“圣徒”为标志，星占学正式在教会的官方神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为此有的西方学者认为，13世纪是星占学史的大转折，因为教会此后不再排斥星占学，这种说法虽然不无根据，但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不要忘记，坚决排斥星占学的奥古斯丁（Augustine）至今仍是教会的“圣徒”，他的学说也从未受到教会官方的否定。其实这种现象丝毫不奇怪，古往今来，那些诉诸权威、迷信手段以令群众信从的权力集团，他们的理论在历史面前，总是这样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的。
“圣徒”之师、被教会宣布为“有福者”的大阿尔伯特（公元1193～1280年），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专门谈星占学的著作，他对星占学的态度，主要见于他的神学论著中。他和许多人一样，相信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会影响地球上的人间事务，这一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以间接的或直接的方式反复出现。他也承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他断定，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星占学家，可以根据降生时刻日、月、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的位置，预言这个婴孩的一生——不过是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他还断言，一旦一个星占学家预言了某人的生平祸福，事实往往真会如预言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不仅日、月和五星对此人的影响有其特殊之点（已由星占预言揭示），而且还会使此人克服某些由其双亲所赋予但得不到星辰支持的气质。
当时一些星占学家发现，对星占学的威胁不是来自教会，而是来自那些将星占学说成是与基督教神学相冲突的论点——如果这种论点广泛传播，教会就可能改变对星占学的接纳态度。有一本名为《天文瞭望》（Speculum astronomiae）的书，约出版于1277年，被归于大阿尔伯特名下，就是特别致力于驳斥上述论点，而力证星占学与神学相容相洽的。书中列举了很多作者所不赞同的观点，再加以答辩，其中有一条颇为有趣：当日、月、五大行星重新回到它们在宇宙诞生那一刻时的初始位置，世界就要重新开始——等于是说世界末日，然后再获重生；这倒是与中国古代历法中“天地开辟”时的“上元”思想不谋而合，在“上元”那一时刻，日、月、五大行星也被设想为正处在同一位置（就像已定好不同跑道的赛跑者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样）。
大阿尔伯特的高足阿奎那对于星占学的看法，前面已经谈过，这里再补充一段他在《神学大全》（他最重要、最系统的神学著作）中的论述：
大部分人……受他们自身情绪的支配，这与他们肉体的欲望有关；而在这里，星辰的影响清晰可见。只有极少数智者确实能够抵御他们自身的肉欲。星占学家们通常能够预见人一生过程中的主要事实，特别是当他们负责进行星占预言时，确实能作到这一点。在有些星占预言中，星占学家无法达到确定的论断，这是因为，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在一个人与他自身的劣根性作抗争时将他救拔。所以星占学家们常说“哲人主宰星辰”，从表面上看，这是说他能够制驭自身的情绪。A History of Astrology；p。94。
这段话中有几处转折，不加说明或许不易完全理解。按照星占学的说法，人诞生时刻的星辰天象影响他的禀性和体质，禀性体质会影响他的欲望，欲望影响情绪，情绪影响言行，言行影响他一生的穷通祸福。“哲人”若要与星辰的影响抗争，没有外力可以帮助他，只能依靠自身的自由意志和努力，即古人所谓的“自胜之谓强”。故所谓“哲人主宰星辰”，表面上看是他能控制、驾驭自身的情绪，实际上则是他在与星辰的影响抗争。
除了教会高级学者之外，世俗学者也普通接受星占学。比如R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比后来的F培根（Francis Bacon）名声要小，但在当时也是大有名望的哲学家。他完全接受前面所说的圣阿奎那师徒的星占学观，而又试图有所发展。他主张，行星能够对人的品格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因人的自由意志而有所修正。
R培根曾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行星与基督教的关系。例如，他探讨水星与基督教的关系：水星“统治”的两个黄道宫之一是室女宫，因此，室女座（注意我们前面曾指出过，“宫”与“座”不是完全等同的）与水星的偏心轨道的相似之处，就与基督教信仰的神秘起因有关……。他这些异想天开的星占魔术，在当时似乎颇为他招来浮名，连罗马教皇都闻知了。在他那个时代，即使本人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一涉及学术，几乎没有不与教会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哲学家当然特别是如此，要不后人怎么会有“在中世纪，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这句名言呢？
稍后可举布雷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为例，此人号称“渊博者”，曾任牛津大学的校长及别的大学的教授，最后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才到任一月就去见上帝了（1349年）。虽然他倡导了对圣奥古斯丁的研究，使之得以复兴，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对于星占学却也大加提倡。他认为，了解并考虑行星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责任——目的是尽力戒除那些坏的而保持那些好的。他举了一个他曾遇到的商人为例：那商人诞生时刻的行星天象表明，此人后来会有男性同性恋的欲望，但由于商人虔心向善，最终克服了那邪恶的欲望。因此T·布雷德沃丁的结论是：所有的神学家都应该研究星占学，“关于天体的科学是所有科学中最贴近上帝的”。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45节 文学作品中的星占学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星占学描述，因有文学家笔下的艺术加工，偶尔一两条，很难引为直接的星占学史料（在科学史研究中，这种情况偶亦有之，但必定是结合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严密分析方可）。然而，如将若干材料综合起来看，则至少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星占学在当时的流行状况，以及大众在心目中是如何看待星占学，因而仍不失其史料价值。
中世纪西欧的骑士传奇文学有三大系统，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系统是关于亚瑟王（King Arthur）的。亚瑟实有其人，是公元6世纪时不列颠岛上凯尔特族的领袖，因率众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而得到人们长久的怀念。久而久之，成为民间传说中的神奇人物，由军队统帅变成国王；而且相传他已获得永生，与天地同寿；他依旧在这世界的某一块神秘土地上公正贤明地统治着他的王国——那是一片世外桃源，人间仙境。到公元12世纪，英国蒙默思（Monmouth）地方的传奇作家、历史学家杰弗里（Geoffrey）写了一部《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用去书中五分之二的篇幅记述亚瑟王的故事。这部书问世（约在1137年）之后，引起了一系列相同题材的传奇与史诗作品出现。在这部书中，杰弗里曾描述了亚瑟王宫廷中的星占学家们：
在学院中有两百位（！）哲学家，研究着星占学和别的科学；他们特别受命观测星辰的运行，并根据这些观测向国王预言未来的事件。
这番情景，其实只是公元12世纪欧洲各国宫廷中常见景象的翻版；那“两百位哲学家”之数，自然是文学夸张了。
接着再谈一个名声相对而言不那么大的例子。B·西尔韦斯特（Bernard Silvester）是1150年左右的“畅销书作者”，他写过三种与星占学直接有关的书，其《星占家》（Mathematicus）一书是诗体小说，据认为还是古代纯以星占学构造情节的小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