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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著名的政论家、雄辩家西塞罗一直是对星占学持怀疑态度的。他曾去罗德岛，与信奉斯多噶派哲学的星占家波塞多尼奥斯（Poseidonius）交往（据说还成了此人的学生），又与我们前面说到的热衷于星占学的罗马执政官菲古卢斯友谊甚笃，但仍表示无法坚信星占学。西塞罗还在《论预言》（On divination）一文中对星占学提出八项具体的批评，其中包括“双生子”之类的老问题（双生子同一时刻降生而性格气质命运遭遇不同），以及一些新的疑问——在今天看来都不免幼稚。但此文仍被认为是早期罗马怀疑主义作品中特别冷静之作。
在罗马时代，许多对星占学的怀疑都是从哲学思考出发的。卢克莱修（Lucretius）在著名的长诗《物性论》（De rerumnatura）中宣传自由意志和灵魂有死（与肉体一同死灭），认为来自天球的影响不可能有机会发生作用。而普卢塔克（Plutarch）则认为人类有一种强烈的天性，愿意接受各种神秘的观念，他坚决认为不存在宿命（immutable fate），因而星占学也在应予坚决摒斥之列。塞涅卡将维吉尔称为“这个自诩为熟悉天体的人”，他在引用了维吉尔《牧歌》中“寒冷的土星沿其走向运行，炎热的水星在其轨道上前进”的诗句后问道：
从这类知识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是应当为土星与火星的对峙，或因在能完全看到土星的夜晚里却看不到水星而担忧呢，还是应当逐步懂得这些天体不论在什么位置都同样吉利，它们的位置是不会变更的呢？……如果是它们致使一切事件发生，那么仅仅熟悉一个不可改变的东西的过程又有什么帮助呢？如果它们能预示一切事件，那么预先知道自己无法逃脱的厄运又能怎样呢？塞涅卡（Seneca）《一个斯多噶派哲人的书简》，赵又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第185～186页。
按照斯多噶派的哲学，可以认为万事是前定的，塞涅卡上面的一系列疑问，也反映了这种观点。不过万事前定的观念，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引伸出“预知厄运也无法逃脱”这样否定星占学的理论，但同时又可以如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直接引导到星占学理论中的“万事前定派”——只要认为厄运即使无法逃脱，能预知总比不知道好，星占学就仍然不会被排斥掉。
也有人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批评星占学。例如法沃里努斯（Favorinus）就认为，星占学的预言通常总是宽泛不定，模棱两可，因而毫无意义，（不过并不总是如此，由我们在前面举出的一些具体例子可见，有些星占学预言是极为明确的）。他还作过旗帜鲜明的反星占学演说，据记载，他的结论是：
星占学家所预言之事，非吉则凶。若预言你吉庆有余，你将被徒劳无益的企盼弄得可怜可笑；若预言你在劫难逃，你又将被徒劳无益的恐惧弄得可怜可笑。……所以无论如何你不应该与那些自诩能预知未来的人掺和在一起。
当然，这种雄辩式的批判，听起来似乎理直气壮，但并不足以说服星占学家和星占学的信奉者们。
最后，有的人虽然在理论上对星占学持怀疑态度，但行动上未必如此。比如前面提到的恺撒，一向不信星占学，但他选金牛座星象作军团旗帜，有人认为与星占学有关。此外，至少有两种为他排算的算命天宫图，都预言他一生和平幸福，安享高寿，而他实际上却在中年遇刺身亡；这固然说明星占学之谬，但同时也说明这样的天宫图不会是事后附会的（否则其中必有凶兆以示星占学之灵验），那么也就可以推测，恺撒本人生前至少也不反对让星占学家为他算算天宫图，讲讲未来吉凶。又如奥勒利乌斯皇帝，他本人是罗马时代最重要的斯多噶派哲学家之一，留下了著名的《沉思录》（The Meditation）一书。他也是主张万事前定的，认为万事既已前定，预知与否也就全无所谓，因此在位时也不大与星占学家交往。在《沉思录》中，他更是反复陈说宇宙永恒，人生如梦，富贵荣华都不过云烟过眼，这些话由一位皇帝嘴里说出来，自然再轻松不过。可是即使是这样一位哲人，却也未能免俗，还是让星占学家为他的两个儿子排算了算命天宫图，两子中一个夭亡，另一个继承了皇位。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2节 星占学著作与作者
要说罗马帝国时代的星占学著作，最重要、最有名的当然要推托勒密的《四书》——我们已在前一章讨论希腊化世界的星占学时专门谈过了。除此之外，在罗马帝国时代还有一些星占学著作及其作者值得一提。
安条克的瓦林斯（V。Valens），是公元2世纪后期一位著名的星占学家。与他的许多同行不一样的是，他可以说是不求闻达，淡泊名利，他避免卷入政治，也不追逐时髦。他有一段时期似乎是通过开设星占学校来谋生。瓦林斯注意搜集各种人物的算命天宫图，在他的著作《精华录》（Anthologiae）中，发表了100幅天宫图，并有对图的释读和分析，指明七政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和作用，也可以说就是100例生辰星占学的个案分析实例，显得非常准确、实用。这部书据记载共九卷，但现已佚失，只知道它被遵用了好几个世纪，直到公元8世纪仍有人在著作中引用它。与集大成式的《四书》相比，《精华录》更为普及易懂，加之瓦林斯又常与自己同行中的竞争对手以及反对星占学的人士论战，因而在当时影响颇大。
还有一些普及型的星占学著作采用韵文形式写成，这类作品的作者有阿斯脱伦帕苏吉斯（Astrampsychus）、西顿的多罗西斯（Dorotheus）、曼内托（Manetho）、埃及人安努毕奥（Anubio）等人。阿斯脱伦帕苏吉斯留下了101则星占学格言，依照字母顺序排列。安努毕奥的著作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曾被好些星占学家引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或当推多罗西斯，他留下了星占学著作《五书》（Pentateuch），共五卷，专讲生辰时刻、天宫图的排算以及由此对人一生事件的预言之类。这部书从命名形式到内容安排都有着步托勒密《四书》后尘之意。
“星占医学”也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起来。著名的医生盖伦（Galen）曾在科林斯（Corinth）和亚历山大城学习，最后来到罗马，成了奥勒利乌斯皇帝及其后两朝皇帝的御医。他特别注意病人得病的时间，还要仔细考虑为病人施术时天狼星的位置。在他的一篇医学论文中，讨论了月亮和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不同位置时对疾病及治疗的不同影响。在这方面另一位医生安提柯（Antigonus）走得更远，他发表了一部“医学天宫图”（medical horoscope）的集子，至少被后来的医生们在治病时沿用了两个世纪。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3节 从“三王来拜”说起
大凡宗教，总不免要借助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以打动人心，吸引信徒。星占学就是这类东西中的首选对象之一。有些宗教，比如佛教，特别是后起的密宗，对此采纳甚多。而基督教从兴起到逐步壮大的历程，正伴随着罗马帝国江河日下直至土崩瓦解、“古典世界”的废墟上蛮族王国林立、最终欧洲进入中世纪这样一番巨变。在古代，当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一般来说星占学本身的水准不易有什么提高（因为这需要像托勒密之在亚历山大城那样的安定优闲环境），但它的传播及运用却常常会很广泛——在战乱动荡的年代，人命如朝露，谁能把握未来？这正是生辰星占学的大好用武之地。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基督教会中人对星占学持宽容乃至利用的态度，本不足怪。
然而，星占学那套仰窥天意、预卜未来的学说，却又难免与“万能的主”之类的观念不相吻合，因而星占学也不断招致某些教会人士的拒斥和批判。从总的情况来看，教会未曾将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基本上是两派观点共存。况且，赞成星占学的教会著作家，也很容易采用灵活手段，将星占学说与基本教义调和起来。
从“三王来拜”说起
“三王来拜”是历史上欧洲画家们屡画不厌的题材：来自“东方”的三位国王（有时也作“博士”、“贤人”等）因见到了奇异星象，知道“救世主”已经降生人世，乃赶去朝拜，结果发现是耶稣降生于马厩之中。这故事详细记载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开头：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太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
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对于这段在西方家喻户晓的故事，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画家们通常驰骋其艺术想像力，去表现圣母、耶稣和东方来的朝拜者，而星占学家和历史学家则从中看到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渊源。有的西方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上引《圣经》中所说的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可以认为正是几位星占学家。当然，不能排除他们拥有其他身份（比如国王）的可能，但从他们的行事来看，作为星占学家似乎是很够格的了。
“三王来拜”故事的真实性，就如关于耶稣降生的一系列其他故事一样，很难从字面上去究诘。有人颇为认真地去考证诸如东方来的博士究竟是几个（《圣经》中未记明是几个）、他们从何处来（候选的地方有阿拉伯、波斯、迦勒底、印度等处）、他们所见的天象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木星与土星恰处在“合”的状况，光芒相重合并，所以分外明亮——当然都只是推测之辞）等等，虽然作为“学术操练”固然无可非议，但总不免令人有舍本逐末之感。其实在这个故事中，最有意义的恐怕只是表明了：星占学与早期基督教曾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
第二部分 外国篇第34节 两种态度共存
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其实没有什么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关于星占学可信与否的争论，并未成为教会中第一等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样双方就不缺乏各抒己见的余地，也不至于闹到人头落地的地步。
主张接纳星占学的教会人士，当然要将星占学与基督教神学教义调和附会。比如有一位叙利亚教士巴尔德撒纳斯（Bardesanes）（公元154～222年），写过一部《关于命运的对话》（The Dialogue Concerning Fate）。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基督教会对待星占学的一般态度。书中采取一种颇富实用主义色彩的观点：认为行星确实有着明显的左右尘世事物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服从上帝意志的，是受到上帝制约的；而这制约体现在人类自由意志与自然力两方面的作用。又如，为了强调星占学及其预言与《圣经》并无冲突，一些星占图被画得充满了基督教色彩。一些著作家争论说：上帝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去统辖整个黄道十二宫。再如基督教早期的异端派别之一，称为诺斯替（Gnostics）派的，则认为耶稣受难升天之后，就改变了行星对尘世的影响，甚至改变了行星的运动；因而诸行星对灵魂的塑造、对受孕成胎过程的控制，乃至对人一生的影响，都已服从上帝意志的安排了。
另一方面，教会中反对星占学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有的人，所持反对理由颇为奇怪。比如公元1世纪初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一位尤第乌斯（P。Judaeus），强烈反对那种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