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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八七法”还引出了一条从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地来的、从交通运输来的、从商业、工厂来的单独大水流。内务人民委员部奉命查究大盗窃案。应当注意到，这条水流往往变成了一条常流水，它在战争年代特别满溢，一连流了十五年（到了一九四七年，它的范围扩大了，刑律加重了）。
我们终于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一切大规模的水流现在终于要停息了！莫洛托夫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大规模镇压。”啊呸，早该如此，让夜间的胆战心惊滚开吧！但这狗叫声是怎么回事呀？只听到在喊：追呀！捉呀！
啊！原来这是从列宁格勒来的基洛夫水流开始了，那里的紧张局势被断定是那么严重，所以在该市的每个区执委会下面都建立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挥部，实行了“加速的”办案程序（它在以前也没有缓慢的特点），被告没有上诉权（从前也没有上诉过）。据认，四分之一的列宁格勒人在一九三四三五年被肃清了。这个估计让掌握着准确数字并能提供出来的人去推翻吧。（其实这条水流不仅是列宁格勒的，它在全国各地都以惯常的，虽然是跟它不相关的形式得到了响应：从机关中开除那些还赖在那里的神甫子女、贵族家庭出身的女职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有亲戚的人。）
在以上这几条波涛澎湃的巨流中，始终隐藏一些混不息的细流，它们没有大声地自我宣扬，但老是在流着流着：
那是保卫同盟队员，他们是在维也纳打输了阶级战斗后，投奔世界无产阶级祖国逃生的；
那是世界语提倡者（斯大林与希特勒在同一些年份搞掉了这些有害的人）；
那是自由哲学协会的残渣余孽，一些非法的哲学小组；
那是不同意先进的工作队一实验室教学法的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娜塔利亚·伊万诺芙娜·布加英科被关进罗斯托夫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但侦查了三个月后，从决议中得知，这个方法是有毛病的。于是就把她释放了）；
那是政治红十字会的职员，这个红十字会由于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的努力仍然捍卫着自己的生存权；
那是北高加索因暴动（一九三五年）被追究的山地居民；各民族在流着流着（在伏尔加运河工地上，民族语言报纸用四种文字鞑靼文、突厥文、乌兹别克文和哈萨克文发行。那里有的是读者！）；
又是那些教徒，现在抓的是木愿在礼拜天去上工的人（因为实行了五日一周制、六日一周制）；是在宗教节日怠工的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在个体时代习惯于在这样的日子歇工；
始终有一些拒绝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员的人（这一类人里还有保守忏悔秘密的神甫机关很快就明白了，知道忏悔的内容对他们多么有用，这是能从宗教得到的唯一好处）；
对教派分子抓的越加广泛了；
社会主义者大牌阵老在摆来摆去。
最后，还有一次也没有提到过的，但一直在流着的第十条一的水流，即反革命宣传罪，即反苏宣传罪。第十条的水流也许是最稳定的，它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每当其他的巨流发生时，如在三七、四五、四九年，它的水位便特别高涨。
这条不停顿的水流确乎可以把任何人在任何预定的时刻卷进去。但为了对付知名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代认为比较文雅的办法是给他搞上某个丢脸的条文（如男色，或者如对普列特涅夫教授的指控说他与女病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咬了她的乳房。中央报纸是这样写的你去辟谣吧！）
说来也怪：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的一百四十八个条文当中，给予了那个无孔不入、夙夜匪懈的机关多年的全部活动以力量的，总共只有一条。但是。为了赞美这个条文，可以找到比先前屠格涅夫为俄罗斯语言或涅克拉索夫为俄罗斯母亲用过的更多的修饰词：伟大的、雄健的、丰富的、多权的、多面的、横扫一切的五十八条啊。它把世界概括无遗了，这与其说是通过条文文字的表述，倒不如说是通过对这一条文的辩证的和最广义的解释。
我们当中有谁没有亲身体验过它的囊括一切的拥抱，说真的，普天之下没有一样过失、念头、作为或不作为是五十八条的手掌所不能惩治的。
用文字做这样广义的表述是不可能的，但对这一条做这样广义的解释，事实证明是可能的。
第五十八条在法典中并不构成政治罪一章，并且任何地方也没有写着，它是政治罪条文。不，它与妨害管理秩序罪和武装伙匪罪一起列入“国事罪”一章中。这样，刑法典开宗明义就不承认在本国境内有任何人是政治犯而只承认是刑事犯。
第五十八条由十四个分条组成。
第一分条告诉我们：“凡以……削弱政权……为目的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六条也包括不作为），都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在广义解释下可以是：你在劳改营中因饥饿和疲惫拒绝上工就是削弱政权。引起的后果将是一枪决（战时拒绝执行命令者枪决）。
在一九三四年，把祖国这个术语还给了我们，从这时起，第一分条里面也就加进了若干背叛祖国的条目l一甲、1一乙、1一丙、l一丁。依照这些条目，损害苏联军事威力的行为处枪决问一乙），只是在减轻情节下并仅限于平民（l一甲）一处十年徒刑。
广义释读：对于当过俘虏（损害军事威力！）的我国士兵，过去只判十年，这是人道到了违法的地步。依照斯大林的法典：他们在返回祖国后统统都是应当枪毙的。
（这里还有一个广义释读的范例：我很清楚地记得一九四六年夏天在布蒂尔卡监狱的一次会见。某个波兰人生于列姆贝格尔，当时这个地方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住在波兰原籍的城市里，后来迁移到奥地利，在那里做事，一九四五年在当地被我方逮捕。依乌克兰刑法典第五十四条I一甲，他因背叛祖国乌克兰（！）得到了十年徒刑一因为列姆贝格市那时已经变成了乌克兰的里沃夫！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能在侦查中证明他到维也纳去并不是抱着背叛乌克兰的目的！这样他就该死地成了叛国犯。）
叛国罪分条内涵的另一个重要的扩大是，适用它时应“援引刑法典第十九条”“援引意图”。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发生任河背叛行为，但侦查员认定有背叛的意图一这就足以判给与实际背叛罪相同的完全刑期。诚然，第十九条规定惩罚的不是意图，而是准备，但在辩证释读下也可以把意图理解为准备。而“预备行为应当与犯罪本身一样受到惩罚（即同等的刑罚）”（刑法典）。
总的说：
我们不把意图与犯罪本身区别开来，这正是苏维埃法律对资产阶级法律的优越性！
第二分条说的是武装暴动，夺取中央和地方政权，包括为了强使某一部分国土脱离苏联的行动。对此的惩罚是直至枪决（下面每一分条都是如此）。
扩大的含义（这不能写在条文中，但可以由革命的法律意识提示）：任何共和国实现退出苏联的权利的一切企图，都在此列。须知“强使”一词并没有说明对谁而言。甚至如果某一共和国的全体居民都愿意分立，而莫斯科却不愿这样做，分立就将是“强使”的了。因此爱沙尼亚的、拉脱维亚的、立陶宛的、乌克兰的和土耳其斯坦的民族主义分子一向很容易地依这一条文得到自己的十年和二十五年。
第三分条“给予同苏联处于战争状态的外国任何方式的帮助”。
这个分条提供了对任何一个在占领区生活过的苏联公民判罪的可能性，不管他是给德国军人钉过鞋后跟，还是卖过一束小红萝卜，或者是一个曾与占领者跳过舞并度过一夜因而提高了他的士气的女公民。并非每一个都曾依这一条文判过刑（由于在占领区生活过的人太多），但每一个都可能被判刑。
第四分条说的是向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异想天开的）帮助。
好像会发生疑问：谁能列入这一条呢？但是，借助于革命良心进行广义的释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合格的对象：所有在一九二O年以前，即在写成这个法典前几年出国并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一九四四四五年）被我们的军队在欧洲追获的流亡者，都按五十八条4判刑：十年或枪决。因为他们在国外如果不是帮助世界资产阶级还能做什么呢？（通过音乐结社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境内也可以帮助。）所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有的孟什维克（这一条也正是为他们制定的）以及后来国家计委和最高经委的工程师什1也都帮助过
它。
第五分条：促使外国向苏联宣战。
一项疏忽：应当把这一分条用于斯大林及一九四＊四一年在他周围的外交和军事人员。正是他们的盲目和丧失理智才造成了那种结果。不是他们那是谁使俄国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可耻失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同沙皇俄国在一九0四或一九一五年的失败相比的，是俄国从十七世纪以来从来未有的。
第六分条间谍行为。
这一条释读得如此广泛，如果把所有依这一条判刑的人结算一下，那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人民在斯大林时代既不是靠农业也不是靠工业或其他任何东西维持生活，而是靠给外国当间谍维持生活、靠特务机关的钱过日子。间谍行为这是一种十分简便的罪名，是无知的罪犯、有学问的法学家、报棍以及社会舆论都能理解的罪名。
这一分条释读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判刑不是直接因间谍行为，而是因：
IIIII间谍嫌疑（或者HIII未经证实的间谍行为．为这也能给你一个“整轴儿”！）甚而是因为：
CBIIIII引起（！）间谍嫌疑的联系。
问如，你的妻子的熟人的熟人和一个外国外交人员的妻子在同一个女裁缝（她当然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那里做一3一件衣服。
这些五十八条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强的条文，它们要求严路看守、密切监视（因为特务机关也能把触须伸进劳改营和自己的宠儿接头），并禁止免除押解。总的说，任何大写字母条文，就是说完全不是条文，而是这种大写字母的吓人结合（我们在这一章里还要遇到另一些），经常带着神秘的气息，你永远不明白。它们到底是五十八条的增生物呢，还是某种独立的很危险的东西。带着大写字母条文的囚犯在许多劳改营里甚至比带着五十八条的囚犯还要受到压制。
第七分条：破坏工业、运输、商业、货币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这一分条极为盛行，并在简单明了人人能懂的暗害行为这个外号之下抓住了群众。确实，第七分条中列举的一切，每日每时显而易见地遭到破坏一总该有人负罪责吧？……千百年朱，人民进行建设，进行创造，向来是诚实的，甚至给老爷干活也是如此。从留里克时代起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暗害行为。可是当财产破天荒第一次归人民所有的时候人民的几十万优秀子弟却纷纷去进行暗害（条文里并没有使用暗害行为这个概念。但由于没有它便不能说明，为什么田里长草，产量下降，机器损坏，所以辨证的嗅觉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条恐怖行为（不是指苏联刑法典负有责任“说明……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的那种恐怖行为，而是自下而来的恐怖行为）。
恐怖行为的含义非常非常广泛；不光是在省长的轿式马车下放置炸弹才算恐怖行为，而且，譬如说，打了自己的私敌一记耳光，如果他是党的、共青团的、民警机关的积极分子，就已经构成恐怖行为。更不消说杀死积极分子从来也不与杀死普通人同样量刑（顺便说，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汉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丈夫杀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党群众这就算丈夫走运，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条，是个普通犯，是社会亲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党员丈夫就成为带着五十八条8的人民敌人。
援引那个十九条，即将犯罪意图视同准备的条文适用第八分条，导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扩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胁积极分子“好，你等着瞧！”，而且连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妇的一句詈骂“咳，瞎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