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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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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
死刑在俄国有一段曲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