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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来信中还谈起诺里尔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错，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时期。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经费支配人沃罗宁养的狗宰掉吃了。为了这件事全体囚犯被罚“取消工资”七个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岛上发生的事情。
或许，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会反驳我：这不过是一个笑话，怎么能以它为例呢？你自己说的，四个人中间才有一个违反纪律的，那就是说，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纪律，哪怕在严管制劳改区里也还能保证每月给你三个卢布嘛，这差不多够买一公斤黄油啦！
说得倒好！大概这位历史学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写过几篇观点“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没有进劳改营呆呆吧。小卖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黄油就算好事了。实际上，面包每月只来两、三次，糖果的价钱很贵。根本看不到什么黄油、砂糖！就算售货员积极肯干，愿意进货（他是不会的），“领导”也会向他示意嘛！所以，小卖部的货单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还不是到处都有。至于信纸，则哪里也没有，因为囚犯们可以用信纸写申诉书呀！）和高价香烟。亲爱的读者，请不要忘记，这里不像狱外的小卖部那样每天清早开门，你可以今天买二十戈比的东西，明天再买二十戈比的。这里不同！这里的小卖部每月只营业两天。你要在门外先排三小时队。一进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紧把你所有的卢布全都买上东西，因为这些卢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帐上存有你多少卢布，你就得全买上东西：买十包香烟吧，买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粮了，即移民区给每个人规定的供应定额（要知道，这移民区位于北极圈内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鱼八十五克（而且这只是数字而已，领到的肉和鱼质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这是数字，在囚犯的饭碗里不可能有，也从来没有过。乌斯特聂拉移民区的囚犯提到他们的菜场时说：“那是泔水，恐怕集体农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诺里尔斯克的犯人来信说：“直到现在我们这里还主要是吃糠和碎麦子。”另外还有一种所谓惩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许吃一次热菜汤。
不错，在北方对于那些“从事特别艰苦的劳动”的人还另外给一点伙食补助。但是，我们既然已对群岛有所了解，就不难想象列入这个清单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了（并非所有艰苦劳动都能列为“特别艰苦的劳动”），我们也知道这“补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为例，他“还能干活的时候，每个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运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劳改的第十三个年头他成了残废，于是给他的伙食标准就改为压缩标准了”。写信人问道：难道他因伤致残之后胃便立即缩小了吗？
我们也要问问：仅仅一个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养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们的驻尼泊尔大使馆是完全靠他养活的吧，苏联驻尼泊尔使馆的伙食标准也随之压缩了吗？
各地来信都说。普遍饥饿，吃不饱。伊尔库茨克州来信说：“许多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梁赞州来信说：“年轻人患胃溃疡，患肺结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劳改营里有时还准许煮点或煎点自己的东西吃，这里则一律禁止。何况囚犯也没有什么可煮的东西。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这种古老的手段——饥饿。
此外，囚犯们还得劳动。劳动定额提高了：据说，这是因为经过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不错，是八小时劳动日。还是原先那些班组，还是由囚犯驱赶囚犯去劳动。在卡里卡托克说服一些二等残废人去参加劳动，条件是答应对他们适用关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规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争着去干三等残废干的活，三等残废则去干一般劳动。
但是如果活计不够他们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劳动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还没占用呢，如果“劳动魔术师”不肯给我们改造这些渣滓呢？——那我们手里还有一个魔术师——制度！
奥伊米亚康和诺里尔斯克两处的特种的和严管制的“移民区”的囚犯来信说：所有私人衣物，如绒绒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说皮大衣了，统统被拿走（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时代的第四十六个年头啊！），而且“不发给任何锦内衣，也不允许穿任何暖和衣服。违反了就会关禁闭”（列绍蒂，克拉斯特种劳改营）。“除贴身衬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发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顶斯大林式无毛棉帽。这是在奥伊米亚康地区的邱迪吉尔卡，那里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饥饿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有效地控制人？当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别好的是所谓特别制度，又称“独院”。用劳改营的新词说，这是“特危累和少校们”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别危险的累犯”，这顶帽子由地方法院给戴）。首先这里实行的是穿条纹粗布衣服。囚犯们戴“房式帽”，上衣和裤子都是用印着白蓝两色宽条纹的、做床垫用的粗布做的。这是我国的监狱思想家和新社会”的法学家苦思冥想出来的绝招，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将跨入共产主义大门的时候想出来的！他们认为应该让自己的罪犯们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对。（从各地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条纹布衣服给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劳改犯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甚至比其它办法更大。）
属于特别制度的还有：工棚的窗户全有铁格子，工棚全部上锁。老工棚的木头开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纳很多人的砖石结构的加强管制棚（尽管现在劳改营里除了喝“契菲尔”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违章事件，没有胡闹、斗殴，甚至打牌的也没有了）。出入营区必须排队，而且上身要笔挺，否则既不让出去，也不让进来。如果吃得脑病肠肥的看守发现队伍里有人吸烟，就会立即冲过来，一脚把人踢翻在地，夺下香烟，拖进禁闭室。如果今天没有带出去劳动，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你应该像看展览品一样看着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觉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达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营区周围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个别还留下草的地方，则树起小木牌：“不许躺卧！”（伊尔库茨克州）
啊！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们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些？我们不久前还听到有人谈论这类劳改营？这不就是贝利亚时期的特种劳改营吗？特种。特别……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别制度吧。人们写道：“只要稍微有点闹声，冲锋枪简会立即从送饭口伸进来。”
当然，到处都是为了一点小错误就会关进惩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个人去单独往汽车上装水泥板（每块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动，拒绝了。为此关他七天惩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尔多维亚的一个年轻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内瓦签署过一项国际协议。禁止在监禁地点强迫囚犯劳动。于是他不再去劳动了。这一心血来潮的举动使他蹲了六个月的惩戒隔离室。
“这一切全都是种族灭绝罪。”——卡拉万斯基这样写道。
可是，要是英国工党的左派分子对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过不去嘛！要知道，如果连他们也对我们不满意的话，我们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吗！……）
但是，怎么总是说这些沉闷不快的事情呢？为了做得公道，我们让一位年轻的“实际工作者”来评论一下这个制度吧。这个人是一九六二年从塔夫达的内务部干部学校毕业的。他说：“从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开报告会时要派十名看守去维持秩序，还管不好。现在呢，连苍蝇飞的声音都能听见。囚犯们互相监督。他们都怕被转为另一种更严的制度。现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颁布了那项（关于枪决的）命令之后。已经对几个人适用过了。可不像从前那样：囚犯拿着刀子跑到岗楼来对你说‘把我抓起来吧，我把那个坏蛋给宰了！’……那时候真是没法做工作。”
当然，空气干净多了。移民区学校的一位女教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她写道：“谁敢在政治讨论课上偷偷地笑，就会丢掉提前假释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属于积极分子，那你再闹厉害点也没事，你只须注意别人不扔烟头、迅速脱帽之类的行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轻活，拿到一个好鉴定，将来办户口时也会照顾你的。”
还有所谓“集体委员会”和“维持内部秩序小组”。（马尔琴科把这种小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组”，每个字的字头都一样。）这些组织很像民团，成员都佩带红袖章，任务是监督囚犯违反制度的行为，帮助看守！而且这种委员会有权建议给予惩罚！凡是有条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须帮助“维持内部秩序小组”的工作，否则“提前假释”就不会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须服满刑期的人则不去，因为他们不需要。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比较起来，群众大都宁愿选择缓慢的死刑，也不想参加这类委员会和小组。”
这不就是某种净化了的气氛吗？是吧？看，劳改营里居然也有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会培养人们多么高尚的品质啊（培养人们奴颜婢膝、告密陷害、把邻人推下火坑）！而这就是那个金光闪闪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的奥卢霍夫（共产党员，曾任商店经理，因贪污坐牢）就来信抱怨。他在模范生产者代表会议上发了言，揭发了一些人，并“号召那些误入歧途的祖国儿女认真参加劳动，改造自己”，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他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却有一个囚犯走过来对他说；“假如十年前你这块臭肉讲出刚才这番话，我会当众在讲台上就把你宰掉。现在不行了，法律妨碍我，保护着你这条母狗！宰了你，我也会被枪毙的。”
读者会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会感到对立的统一和矛盾的互相转化吧？一方面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关于枪决的命令，不是吗？（还有，读者注意到这个人说的时间了吧？“假如在十年前……”，这就说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旧关在原地。一个时代过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这个囚犯却仍旧关在原地……）
同一个奥卢霍夫还叙述了关于囚犯伊萨耶夫的事。伊萨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现在在莫尔达维亚的第四劳改区，他对“劳改区内违反纪律的囚犯向来是不妥协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些囚犯”，这也就等于反对对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释的优待办法，或者等于要求惩罚他们。可是，怎么样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犊皮大皮靴丢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过了一天，皮鞋又丢了一只。”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阶级敌人竟然采取这种不体面的斗争方式了！……
当然，社会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双刃的宝剑，它需要认真对待、善于引导。否则就会发生一些对囚犯起腐蚀作用的情况。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经过是这样的：领导决定晚上八点召开第一次劳改营全体大会。人们到齐了，但直到十点还只听见台前的乐队奏乐，大会迟迟不开，虽然军官们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亚·阿列克谢耶夫访乐队”暂停”一下，请求领导回答：大会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回答是：不开了。这时阿列克谢耶夫说：那么。我们囚犯可要自己开会了，我们的讨论题目是：《生命和时间》。台下的囚犯们也闹闹哄哄表示支持。军官们纷纷从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笔记本走上讲台，开始讲话，首先谈个人迷信问题。这时几名军官冲来，把主席台拆掉，把电灯泡拧下来，并且不断用力推开那些拥到台前的囚犯。军官们奉命逮捕阿列克谢耶夫，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他们发出呼吁：“看守们，公民们！你们可都是共青团员呀！你们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想打击什么人？难道想打击列宁思想的良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