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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看来还有一些热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笔，提着满满的灰浆桶往脚手架上爬来。
于是，只好对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要干净、彻底他忘掉它！没有过什么古拉格群岛！无论好的坏的，都根本没有存在过！绝对不许再提它！忘掉！”
总之，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忙忙乱乱地扑扇翅膀。
第二步是彻底牢固地修补裂缝。
第三步对策是忘却。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岛的权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状态，即毫无所知。
现在，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描写改造刑事犯的“佳话”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摄军犬拼命地向火扑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应该做得像大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裂缝那样。
而被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弄得晕头转向的、疲惫的青年们，也就只好对这一切都把手一摆，置之不理，心里说；大概也不曾有过什么“个人迷信”吧，不曾有过什么恶梦般的恐怖吧，也许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于是，他们就跳舞去了。
俗话说得好：打你时，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后。再叫也没人相信了。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拉下没有这些东西。
同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该书得到最高当局批准而奔走的时候，他也是真诚地相信：书中讲的全是过去的事，这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
是的，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接触的整个首都舆论界当时确实是这样看待生活的：现在解冻的时期来到了，看，现在不再抓人了，已经开过两次净化性的党代表大会，许多一直杳如黄鹤的人们也回家来了，而且人数很可观！粉红色的、美丽的、恢复名誉的烟雾把整个古拉格群岛笼罩住，使它完全隐入迷雾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吗！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是要欺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诚地相信我拿给他的小说里讲的……全是过去！莫非我的舌头忘掉了烂菜汤的滋味？可我确曾发誓永不忘记它的呀！难道我还没有彻底认清那些养狗人的本性？可我在决心成为古拉格群岛文编纂者的时候，是自信已经认识到古拉格群岛是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的产物并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可是确曾坚信自己绝不会受这条规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国的慈善。相信往后自己的新生活会是顺遂的。加之当时从那里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的谈话，都说确实缓和了，似乎是制度放松了！说是正在不断释放人！营区一个个关闭了！内务部也在精减人员……
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们学会永远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正因为这样，我收到那第三类来信，即现在的囚犯们寄来的信件时，就难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尽管这种来信才是最最理所当然的，才是本来应该首先期待的。
这是些用秀铅笔头写在揉皱了的纸片上的信，信封则是随手抓到的一张什么纸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写的，也就是说，信是从“小道”投递出来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岛通过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驳意见，甚至表达了它对我的愤怒。
这些信件也同样汇成了一片共同的喊声。不过，这个声音是在问：“那么我们呢！！？？”
要知道，报刊上围绕我的那部小说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狱外世界和国外的需要的，其总的调子是：“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但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
正因为这样，囚犯们便叫喊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被关在里面呀I条件还和原先一样，怎么能说不会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时候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旧是老样子。”
“既然斯大林时期颁布的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种法律依然有效，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既然我们今天又在无辜坐牢，那么现在又是在搞谁的‘个人迷信’呢？”
“我们被藏在黑色烟雾中，谁也看不见我们。”
“为什么沃尔科伏依这类人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在担任着我们的教育员呢！”
“从微末的看守到劳改营管理局的长官，全部同劳改营的存在有切身利害关系。看守人及为了罗织罪名、编造决定，便到处吹毛求疵，行动人员任意涂改囚犯们的案情材料……我们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就像是奶油甜面包，喂肥了那些生来就该教训我们的、少廉寡耻的德行家们。当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里也都不完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要想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须写上一篇《铁窗里面的人》之类的文章就足够了……第二天人们就会集会游行，要求把我们扔进炉里烧死。”
对。的确是这样。
“您采取的立场正是起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的作用！”——瓦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有如晴天霹雳。
所有这些来信都使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认识到自己愧对所有的人：确实怪我这十年来丧失了对古拉格群岛的痛切感。
对于他们，对于这些今天的囚犯来说，“我的那本小说如果没有下文，如果我不继续把他们的情况也说说，那本书就不成其为书，那里所写的真实也就不成其为真实了。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我愿意把我这种议论献给我们那些现代派。告诉他们：我国人民向来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文学作品的，而且他们不会很快丢掉这种习惯。何况，难道应该丢掉它吗？）
于是，我清醒过来了。透过恢复名誉这层粉红色的芳香云雾，我又辨认出了庞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岛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布满岗楼的灰色轮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它已成为社会上所有图书馆的禁书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岛上只要提一提伊万·杰尼索维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当初呢？！当初，赫鲁晓夫曾经紧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声中把我介绍给那三百名以苏联文艺界精华自诩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为“头号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们不辞劳苦地等在我的旅馆房间门外；当初曾公开宣布：党和政府“肯定这样的作品”；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引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复了名誉，（现在大概又后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军法官们曾在军事法庭上宣布：劳改营里的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就在当时，那种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名称的场力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作用，它顶住了——于是，我的书便停止不动了！！早在那时它就停住了！只有极个别的劳改营合法地得到了这本书，通过劳改营文教科的图书馆允许人们借阅它。接着这本书便从图书馆藏书中被查禁。如果从外面，从社会上寄给某人的印刷品邮件里包括这本书，它立即被没收。于是，自由工人们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带进劳改营，每本向囚犯们索价五卢布，听说甚至高达二十卢布（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这是索取囚犯们的钱！但是，凡领教过劳改营周围社会的无耻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人囚犯们带着它提心吊胆，就像带着自制的刀子一样，躲过搜查，进入劳改营，白天藏起来，夜间偷偷阅读。在北乌拉尔的某个劳改营里，人们为了能够长久地阅读，给这本书包了一层金属书皮。
既然那个无声的、但却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经深入到劳改营周围的地区，对于囚犯们就更不必说了！北方铁路线上的维斯车站有一个自由人妇女玛丽娅·阿列耶娃给《文学报》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这部小说。不知是她把价投进信筒了，还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别人看见了，总之，在她写好评论五个小时之后，党组织的书记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责她进行政治挑拨，（多么会找词儿！）当场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有个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个杂役，闲时在屋里用蜡泥塑造了一个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区段的长官索洛江金大尉发现了：“你在给囚犯塑像？谁允许你干的？这是反革命行为I”他说着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两半，扔在地上，“这都是因为你读了什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缘故！”（幸而他并没有再用脚去踩那塑像。他走后，涅多夫把两半塑像藏了起来。）索洛江金向上汇报了这件事，劳改营长官巴卡耶夫立即传唤汉多夫。不过，汉多夫已经利用这段时间及时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几张报纸，记住了那上面的几句话。“我们要审判你！你这是唆使人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巴卡耶夫长官对涅多夫吼叫。（看来他们懂得一个囚犯的形象意味着什么！）“请允许我说句话，长官公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还有，伊利乔夫同志也说过……”“看你说话的样子，像是要同我们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叹一口气。涅多夫在经过半年之后才敢把那两半塑像拿出来，粘到一起，用巴比脱合金铸好，终于通过一个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营区。
开始在整个第二劳改区搜查《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了。生活区进行了全面大搜查。没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们一下：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本捷维凯良写的《花岗石岂能熔化户偷偷看，装作故意不让屋里的人们看见的样子，并且当着眼线的面故意请伙伴们把自己挡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从窗外可以看到。不一会儿就有人去汇报了。突然三名看守冲了进来。（第四个看守在窗外监视着，看他把书递给谁！）这下子可找到了！把书拿到看守办公室去，锁进了保险柜。看守奇日克带着一大串钥匙，两手叉腰说：“涅多夫，查到了你的书！哼！等着去监狱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军官一看：“哎！笨蛋！……去还给他！”
囚犯们就是这样阅读“党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苏联政府曾发表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逃脱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法西斯杀人犯的暴行是无与伦比的。”
当时发表这个声明，是为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加压力，因为西德正准备批准适用二十年的“时效”期限。
可他们就是不想审判自己，尽管他们自己也曾“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
我国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谈惩罚在逃的西德战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讨对纳粹分子曾进行过怎样的思想训练，才能使他们觉得大规模屠杀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简直成了写这类文章的专家。如今立法者寻求辩护说，判决不是他们执行的，而执行者说，法不是他们立的。
这声音多么熟悉啊！……刚才还看到我们那些实际工作者们的来信上说：“把囚犯关进劳改营……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警卫人员并不知道哪个囚犯为了什么事坐牢。”
不，如果你们是人的话，你们就应该设法知道才对！正因为你们对于自己所看守的人们既没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没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们称为恶棍的！难道纳粹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