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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正在准备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却恰恰相反，当局宣布：已从卡拉干达、阿拉木图、莫斯科派来专人组成的委员会。要对这次事件调查处理。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营区中部摆起一排桌子，几个穿白色短大衣和毡靴的军官端坐桌旁，听取囚犯们的申诉。许多人去了。申诉了。记录下来了。
星期二早点名之后，又把班长们全召集去“提意见”。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种方式的侦讯：他们知道犯人们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让人们把话说出来，然后便可以更准确地进行逮捕。
这是我当班长的最后一天。我身上的肿瘤近来生长很快，我一直拖下来没去动手术，总想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一月间，特别是绝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肿瘤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增大。这样，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决定：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所以，绝食刚结束，各工棚一打开，我马上去看病，医生决定立即给我动手术。现在我就是作为班长去参加这最后一次“提意见”会的。
会场设在浴室的脱衣间，这里比较宽敞。一排理发椅子前面摆了一张长桌作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内务部的一名上校，几名中校，还有几名下级军官，我们劳改营的长官坐在他们背后的第二排，根本不显眼。第二排还有记录人员，整个会议期间他们都在紧张地写。第一排有个人专门向记录员重复发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较突出的是特别处或是机关里来的一名中校，此人聪明伶俐、思想敏捷、善于抓住问题，是个奸诈的、干练的坏蛋。他那高高的额头、狭长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说明他远远不属于这群昏庸无能的官僚之列。
作业班长们都不愿意讲话，他们几乎是从密密麻麻的会场里被硬拉起来讲话的。每当他们开始讲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断他们，请他们解释：为什么这里的囚犯们要杀人？罢工的目的是什么？……假如某个倒霉的班长试图认真回答这些问题，说明杀人的原因和囚犯们有些什么要求，那么，主席台上的几个人就会一起扑向他：你怎么知道的？那就是说你也和匪徒们有联系喽？请你说说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这样“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判定我们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经常打断囚犯班长们发言的就是那个高额头的坏蛋中校。他能言善辩，而且他与我们不同，他是处于不受惩罚的优越地位的。他善于用一些尖刻的话打断人们的发言。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局势：似乎他们在指责我们，而我们则在为自己辩护。
我禁不住怒火冲上心头，下决心要挫败他。我请求发言，报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声一样把我的姓名向记录人员重复一遍）。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间不见得谁会比我能够更快地说出一个语法正确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够对主席台上这些人说些什么呢？这一点我却一点也没有想好。把我在这本书里写下的一切，把我们多年的苦役刑期中体验的和绝食中所思考过的一切全都讲给他们听吗？那与讲给大猩猩听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人仍然算是俄罗斯人，也还能听懂几个简单的俄语句子，诸如：“请允许我进去！”，“请允许向您报告！”之类。但是，当他们像目前这样坐次长桌子后面，排成一排，把他们那一张张同样都没有灵魂、没有思想、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嘴脸陈列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十分明显：他们早已完全蜕变成另外一种独特的生物，因而，我们和他们之间原来仅存的那一点点语言联一系也就无可挽回地断绝了。剩下来的唯一联系便是子弹的联系了。
只有那个长脸高额头的家伙还没有完全变成猩猩，他能听清并听懂我的话。我刚说了几句，他就企图打断我。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闪击对话比赛。
“你在哪儿劳动？”
（请问，在哪儿劳动有什么相干？还不都是一样吗？）
“在机械制造厂！”我扭头掷给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继续讲我原来要讲的话。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个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来。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机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气地旁敲侧击（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么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顿地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也是想让他们学会首先老老实实地听听别人讲话。
那个中校藏到桌后不作声了。可是，突然又从桌下跳出来咬了一口：
“是匪徒们叫你来当代表的吧？”
“不！是你们叫我来参加会的！”我也单刀直入，回敬一句，马上庆祝胜利似地继续讲自己的话。
后来这个家伙又跳出来两次，被我一一顶回之后才算完全沉默了。我胜利了。
胜利了，可是，为了什么呢？一年！我的刑期还剩一年。可这一年却压制着我，使我的舌头无法对他们说出他们应该听到的话。我本来可以在这时发表一篇不朽的演说，但是那样的话，明天我就会被枪毙。如果我的演说能够向全世界播送出来，即使明天枪毙我，我也还是会发表它的。但是，不，这里的听众太少了。
因此，我并没有向他们指出这里的劳改营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权蜕化变质的标志。我只限于在他们伸长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坏他们的嗅觉。我认出在座的有警卫部队长官，于是我就诉说警卫人员们往苏联军人脸上抹黑的不体面行为；他们帮助偷窃建筑材料，并且态度蛮横粗暴，以至堕落成了杀人犯。我接着就描绘了劳改营的看守人员，他们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常常强迫囚犯替他们偷窃建筑材料（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不过带头人就是坐在这里主席台上的军官们）。这些人的行为对于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们起着多大的破坏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欢我的发言。要说收获，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赢得了一些时间。
在我争得的一片寂静中，一位姓梯的作业班长站起来了。他由于过分激动，或者是生性如此，说话慢吞吞的，有些口齿不清。他说：
“从前我同意别人的说法……说我们的生活……像狗一样
主席台上那个中校立即竖起了耳朵。发言者的光头很难看，他那变得残酷可怕的脸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字眼儿形容的。只听他接着说：
“可是，如今我发现，这种说法不对。”
那个机灵鬼立即又眉开眼笑了。
“我们的生活……远远不如狗！”姓梯的班长大声而有力地说，语调突然一变。在座的班长们全紧张起来了。只听他迅速地说：
“狗只是在颈套上带一个号码，我们身上有四块号码布。人们用肉喂狗，可我们吃的是鱼骨头。人们不叫狗去蹲禁闭，了望塔上不向狗开枪，也并不给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现在即使再打断他也不要紧了，他已经把主要的话全说出来了。
接着，切尔诺戈罗夫站起来。他首先说明自己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然后发了言。还有另一个班长也要求发言。他们的发言都很勇敢而热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断重复他们的姓名。
也许他们所作的这一切将给我们带来灭亡……也许这堵可诅咒的墙只是由于他们头颅的撞击才会被摧垮。
会议以双方平局结束。
随后的几天很平静。再没有看见委员会的影子。劳改营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警卫把我送进乌克兰人分部的医院。绝食斗争之后我是第一个到这边来的囚犯，是第一个信使。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外科医生扬琴科把我叫去给我检查，但是，他问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关于肿瘤的问题。他对于我的肿瘤并不在意，而我也因为遇到这样一位可靠的医生而高兴。他详细地盘问绝食斗争的情况，他的脸色由于我们共同的痛苦而显得阴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我们对同样东西的感受有多么不同啊！就拿我这肿瘤来说吧，看样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狱外的话，它会是个多大的打击，会带来多少痛苦和亲人们的眼泪啊！可是在这里，在这很容易身首分离、一命呜呼的地方，同样的肿瘤却仅仅成了一个可以使我暂时躺下休息几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医院，同那个血腥的夜晚受伤和被打成残废的人们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们打得通体鳞伤，身上连一块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没有。有个高个子看守打人特别狠，用铁管子打。（看，我的记忆力有多坏！怎么也想不起这个看守的姓名来。）有人已经因伤重死去了。
可是新闻却接踵而来：“俄罗斯人”分部里开始镇压了。已经抓走四十人。当局担心引起新的骚乱，这次改变了作法。他们直到最后一天还是和往常一样态度和善，仿佛正在检查自己人中间究竟是谁犯了错误。只是到了计划好的那天，当各个作业班已经走出生活区大门的时候，囚犯们发现等待押送他们的卫兵比往常多两三倍。主人们设计的抓牺牲品的办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顾，也使他们无法利用工棚的墙和建设工地。把各班带出营区后，在经过草原尚未到达劳动工地时，警卫队长突然下令：“立定！举枪！准备战斗！子弹上膛里囚犯全体坐下！我数三个数，不坐下就开枪！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稣受洗节那样，受骗的囚犯们无可奈何地被钉在大地上。这时，带队军官取出一张纸，按名单叫人名和号码，被叫的人必须马上起立，离开这无力的人群，走到警卫线外去。然后这几个骚乱者便由另一队卫兵押回去，或者是开来一辆囚车把他们运走。已清除掉发酵酶的、剩下来的人又站起来被赶去劳动了。
教育我们的人们就是这样向我们说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们。
空下来的营区里也同样往监狱里揪人。虽然前些时候的罢工被那四米高墙阻挡住，未能进入乌克兰人分部，但是“逮捕”这只秃鹰却张开翅膀飞越高墙来到了这里，把乌克兰人一个个啄去。正是在预定给我作手术的前一天。外科医生扬琴科被逮捕入狱。
是逮捕入狱还是转押到别处去，这时已经不大容易区别了，现在主人们不像开始时那么谨慎了。有几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别处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开始集结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队，而且对这批人管制特别严厉：递解犯出营门后全戴上手铐。命运的报复！乌克兰人，就是那些为了保全自已而拒绝支援俄罗斯人绝食罢工的乌克兰人，在这支队伍里比俄罗斯人还要多。命运的惩罚；
不错，一在临行前不久他们也为我们失败的罢工鸣过礼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联合企业里好几处同时发生原因不明的火灾（我确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时内使三百万卢布的财产化为灰烬。（哈萨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产石头，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联合企业却完全是用木材建筑起来的。）对那些被拉去枪毙的人们来说，这就好像是为海上强人们举行的葬礼，即按照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风俗，在焚化英雄尸体时把他的大船同时烧掉。
我躺在手术后的休养病房里。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近期来劳改营里一直乱哄哄、所以没有让任何人住院，医院里十分宁静。我住在医院工棚尽头的一间。再往前走就是停尸房，被打死的科恩菲尔德大夫的尸体已经在那里放了多日，谁也没有时间去理他。（每日早晚两次看守来点名。他走到我的房门前就不再往前去了：为了省事，他朝着停户房和我的房间把两手一摊，说；“这里还有两个。”就把人数写在牌上。）
帕维尔·巴拉纽克这次也被编入七百人的解送队，他竟能通过各条警戒线来到我的病房同我拥抱告别。我们觉得不仅我们劳改营一处，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动，到处都在受到暴风雨的冲刷。我们仿佛被飓风所抛掷。我们无法理解外界仍旧像从前一样死气沉沉、寂静无声。我们感到自己像是处在大浪的浪尖上，脚下有某种东西正在被淹没。而假如我们有朝一B能够再见面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但是，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别了，我的朋友！别了，朋友们！
岁月慢慢地流逝。这是一个迟钝而令人疲惫的年头，是我在埃克巴斯图兹营的最后一年，也是“群岛”上斯大林时代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