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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国国内一天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不会有任何保障能使无缘无故消灭几百万人的暴行不再重演，就不会有任何保障使这类事情不在某一天夜里，不在任何一个夜里，不在今天白昼过后的第一个夜里重新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先进学说”并没有能够保护我们免遭这种瘟疫。
不过，我已经看见我的论敌在朝着我撇嘴、使眼色、并连连摇头了：第一，当心你的话会被敌人听见！第二，何必如此夸大其辞呢？！要知道，问题的范围本来是窄得多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把你们抓进了监牢？也不在于为什么外界人士竟会容忍这种违法行为。人所共知，他们原来根本就没有相到公布这种事，他们不过是相信党的话啊（这是二十大以后的惯用语）；他们不过是听话而已。既然说要把整个民族在二十四小时内迁到边远地区，那这些民族的人一定是个个有罪喽！问题并不在于此，问题在于：当你们这些人已经身处劳改营内的时候，你们总该想到这些了吧？！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在那里忍饥挨饿，弯腰折背，忍气吞声，而不进行斗争呢？！他们，那些没有被武装士兵押解的、手脚可以自由活动的人们，没有进行斗争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总不能把家庭、社会地位、薪金、稿费等统统牺牲掉嘛！！是的，正因为这样，他们今天才有可能发表批评性文章，指责我们，怪我们当时处在没有什么可丧失的情况下为什么竟会抱住自己那份口粮不放，而不进行斗争。
恰好，我也正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劳改营里忍受，就是因为外界没有舆论。
一个囚犯要想反抗强加于他的制度，他通常能想得出哪些可用的办法呢？不外下面几种吧：
l）抗议；
2）绝食；
3）逃跑；
4）暴动。
可是，正像那个死人常说的那样，“谁都晓得”（如果不晓得，那也能够想法使你晓得）前两种办法只是有了社会舆论的支持才有力量（监狱官才怕它）！如果没有社会舆论支持，人们对于囚犯的抗议和绝食只会报以嘲笑！
像捷尔任斯基那样在监狱长面前撕碎自己身上的衬衣，从而争取达到自己的要求，当然是很有戏剧性效果的。但那也只是在社会舆论支持的情况下才行。没有舆论支持，人们就会用个什么东西把你的嘴一堵，然后还得叫你赔偿公家的衬衣！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期在卡里苦役地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事件。当局向政治犯们宣布：从今以后对政治犯可以施行体罚，而政治犯娜杰日达·谢格达要第一个受到笞刑（因为她打了警卫队长一记耳光，想以此来……逼他退休）。于是娜杰日达·谢格达立即服毒自杀了，她宁死也不愿受到狱吏的树条抽打！继她之后，另外三名妇女也服毒自杀！男监里十四名男囚犯也要自杀，有些人自杀未遂产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完全、永远地废除了对犯人的体罚。当时政治犯们的想法是：恐吓监狱当局。因为他们相信关于卡里苦役营里的悲剧终究会传遍俄国，真象会大白于全世界的。
但是，假如让我们这些囚犯来衡量一下这个事件，我们只会洒下几滴轻蔑的眼泪。打自由人警卫队长一记耳光？何况还不是他侮辱了你本人？就算是他朝你的屁股踢了两脚，那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总可以活下去嘛！为什么几位女伴也要跟着她服毒呢？为什么还有十四个男人也跟着干？生命不是只给予我们一次吗？重要的不是结果吗？我们有吃的、有喝的，为什么要和生命诀别？也许会赶上大赦呢！说不定会被提前释放呢！
看！我们已经从政治囚犯的高度滑到了什么地方！跌落到了什么地步！
同时，我们那些狱吏们却上升到了什么高度啊！不，他们可不比卡里苦役营的那些笨蛋！即使我们现在挺起腰杆来，想要升天（四个妇女再加上十四个男人），他们也会在我们弄到毒药之前把我们全部枪毙掉。（何况，在苏维埃的监狱里上哪儿去弄毒药呢？）如果有谁真的服毒自杀死了，那也不过只是减轻监狱当局的负担而已，同时，其他犯人则会因为没有告发而受到鞭刑。而且，当然；关于这事的消息甚至传不到狱墙外面。
问题就在这里。这帮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就因为消息传不出去！即或传了出去，也传不远，它会是一个微弱、暗哑的声音，得不到报纸的证实，眼线们会到处追根；因此，等于什么也没有。绝不会出现什么社会舆论的愤慨！既然如此，怕．什么？有什么必要去听取因犯的抗议？谁想服毒吗，那你就服毒好啦！
、关于我们的每次绝食都遭到失败的情况，我在第一部里已经谈过了。
那么，逃跑呢？历史为我们记载了沙皇时代的几次越狱逃跑的严重事件。我们看到，每次逃跑都是在外面的人，即其他革命者或逃跑者同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许多细节上还得到了广大同情者的帮助。不论逃出监狱本身，还是逃出后隐藏或偷渡的过程，都得有许多人从旁协助。（“噢，对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算找出我的破绽了。“那是因为老百姓支持革命者！支持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嘛！”“可是，”恕我反驳一句：“是不是也还因为那样做只是一种不会承担罪责的有趣游戏呢？从窗口向逃跑者挥动几下手帕，让他在你的卧室里过夜，替他化装，这算什么？那个时代并不会为此受到审判呀！彼得·拉夫罗夫从流放地逃跑了，而沃洛格达的省长（霍明斯基）还给拉夫罗夫的自由同居的妻子发了证件，允许她去追赶自己心爱的人……那个时代，甚至伪造护照的人也不过被‘流放’回自己的家乡去。当时人们并不害怕什么。您凭亲身经验应该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顺便问一句：“您怎么会没蹲过监狱呢？”“噢，这个嘛，也算运气吧……”
不过，也有另一方面的证明。我们大家在中学时都不得不读高尔基的《母亲》。可能有人还记得那里所描写的尼日戈罗德监狱的生活吧：看守们的手枪都生锈了，他们用手枪当锤子往墙上钉钉子。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梯子倚在墙上，安安稳稳地到狱外去。再看看一个叫拉塔耶夫的高级警察官员是怎么写的吧：“流放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监狱根本就不存在。在当时的监狱制度下，落到狱中的革命者可以毫无阻碍地继续他原先的活动……基辅革命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被关在基辅监狱里，可他们照样在领导着基辅市的罢工斗争，并且还从狱里发出呼吁书。”
目前，我没有可能搜集有关沙皇时代主要苦役营地警卫情况的资料，不过，我倒也没有听说那时曾发生过像我们这里那样的只有十万分之一成功希望的绝望的逃跑。显然，当时的政治苦役犯并未感到有必要去冒险：他们没有受到由于繁重劳动体力衰竭以致过早死亡的威胁，也没有无缘无故延长刑期的威胁，服过一半刑期后，他们还可以到流放地去服后一半刑期，他们打算逃跑的话，推迟到那个时候再跑也不迟。
看来，只有那些懒得逃跑的人才没有从沙皇的流放地逃跑。显然，警察局也并不要求经常去汇报，监视并不严格，路途上没有设行动人员哨所，劳动地点也并非每天都有警察。囚犯们手里有钱（或者可以寄来钱），流放地一般距大河和大路不太远。还有，在那时帮助逃犯的人并不冒任何危险，而逃亡者本人即使被抓回去也不会像我们这里似的被枪决、被毒打；也没有再加判二十年苦役的危险。那时候逃跑被抓回的人一般都送回原地，刑期照旧。如此而已。这是一场只会赢、不会输的赌博。法斯坚科逃往国外（见第一部第五章），就是这类情况中有代表性的事例。比他更加典型的，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乌兰诺夫斯基从图鲁汉斯克边区逃跑的事例。他逃到基辅，随便走进大学生的阅览室，声称要索取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什么是进步？》一书，于是大学生们立即招呼他吃饭、留他住宿，还给了他路费。他逃出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随便登上一艘外国轮船的舷梯就上船了，（要知道，那里并没有内务部的哨兵在守卫嘛！）上船后他就在锅炉房里一蹲。不过，更妙的是：他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又自愿回到俄国，回到了图鲁汉斯克流放地！把他当作外国派回来的间谍了吧？枪毙？“快坦白吧，败类！他被什么人收买啦？”都没有。调解法官对他的判决是：由于逃跑到国外三年，判罚款三卢布或拘留一天！当时，对乌兰诺夫斯基来说三个卢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他选择了一天拘留。
格尔丰德…帕尔武斯，毁灭性的《财政宣言》（一九O五年十二月）的作者，一九O五年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际指导者……被五马分尸了吗？没有，他被判处流放图鲁汉斯克边区三年，半道上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就曾有机会跑掉（放犯人们进城购买食品，列夫·杰伊奇一去不回，帕尔武斯慢了一步）。他到了叶尼塞斯克，在那里才把唯一的一个押送士兵灌醉，自己溜走了。他不得不换上庄稼人的衣裳，沿叶尼塞河多走一段回头路，庄稼汉的环境，肮脏，跳蚤，使他受了一些罪。以后他仍住在彼得堡，以后到了国外。
而我们的逃跑——从乘破旧的小船渡海或躲在原木货舱里逃出索洛维茨群岛开始，到豁出性命。丧失理智、毫无希望地冲出斯大林晚期劳改营（本书有几章专讲这些事）为止，——我们的逃跑是巨人们的行动，但这是必遭灭亡的巨人们的行动。革命前的逃跑从来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想象力，这样的意志，但很容易成功，而我们的逃跑则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
“那是因为你们的逃跑按其阶级本质来说就是反动的！……”
一个不愿再当奴隶、不愿再当牲畜的人振臂奋起，企图逃跑，难道他的这种激情竟会是反动的吗？
逃跑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逃跑过程的后几个阶段的成败取决于普通居民对此所抱的态度。而今天我国的居民是不敢帮助逃亡者的，甚至（出于自私动机或者由于思想认识的原因）还要出卖逃亡者。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舆论！……
至于囚犯的暴动，像劳改营里那样有三千人、五千人、八千人参加的暴动，在我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先例。
而我们却有过。
可是，还是由于同样的邪恶力量的作用，我们所作的最大努力、最大牺牲所带来的只是显微不足道的成果。
那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准备好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即使在最大的劳改营里的暴动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因此，对于我们“怎么会忍受的？”这个问题，现在可以作出回答了：就连我们也并没有忍受！读者下面就会看到：我们绝对不是一直在忍受的。
我们确实在特种劳改营里举起了政治犯的大旗，并且确实成了当之无愧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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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刚踏上劳改营的道路时，我总想躲避一般劳动，但苦于无计可施。关押的第六个年头我来到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这时却恰恰相反，我决定完全从脑子里清除一切有关劳改营的念头，不再注意这里的关系和形势，也不去考虑对策了，因为这些想法妨碍我的头脑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我就不再像一个壮工那样苟且偷安地生活了。许多有教养的人们在迫不得已时正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好好干活，指望被挑选出去当个看守的杂役。不过，我倒是愿意在这苦役营里学会一种手艺。在巴拉纽克的作业班里，我和奥列格·伊万诺夫有了学手艺的机会：我学当砌石工。其实，由于命运的安排，我还当过翻砂工呢。
起初，我曾有过一些担心和动摇：这样做对吗？我能受得了吗？像我们这样过去从事脑力劳动、缺乏适应能力的人，即使干同样的活儿也要比别人困难得多吧？但是，恰恰是从我自觉地降到底层、并感觉到自己两脚站到这个布满石块的牢固的共同底层上的那一天，才开始了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代，这些年代最后形成了我的性格特点。如今，不论我的生活还会发生什么向上或向下的变化，我都会对自己在埃克巴斯图兹形成的习惯和观点信守不渝。
我之所以需要一个清除了杂乱琐事的头脑，是因为我开始写叙事诗已经有两年了。作诗给我以极高的奖赏，它使我不大留心人们怎样对待我的躯体了。有时候，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