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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活下来了。）
此外，严酷化还表现在添加新刑期方面。梅尔加的加夫里克办理这件事的场面颇为壮观：前面是高举火把（北极的黑夜）的骑士，后面是用绳子牵着走的犯人。他们就是这样前往区内务处（三十公里）去办理新案的判决手续。另一些劳改点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记科从卡片柜里把原判的短暂得不合理的刑期届满的那些人挑出来，一次叫来八十至一百人，给每个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实际上是把科雷马排除在本书的范围之外的。科雷马在群岛中等于一个单独的大陆，它有资格得到单独的记述。并且科雷马也是“很走运”的：在那里活下来一个瓦尔拉姆·沙拉莫夫，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在那里活下来了叶夫根尼娅·金兹布尔格、O·斯利奥斯贝格、H·苏罗夫采娃、H·格兰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们也都写了回忆录。我只允许自己在这里引用几行B·沙拉莫夫关于“加拉宁的枪杀”的描写：
“一连好几个月，白天黑夜，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宣读着数不尽的枪决命令。在宣读每一个命令之前和之后，由普通犯组成的乐队冒着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吹奏庆贺曲。冒烟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卷烟纸打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层霜。宣读命令的什么首长时而用手套掸掉纸页上的雪花，以便认出和喊出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姓名。”
“群岛”就是这样结束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自然喷，进入了社会主义。
战争的开始使劳改营的头子们受到震动：战局的发展一开头大有导致整个群岛彻底毁灭之势，说不定还会导致雇主们要在雇工们面前承担责任。根据不同劳改营的犯人们的印象，可以判断，事件的这种趋向在主子们中间引起了两种不同的表现：一部分明智一些的或者胆子小一些的放宽了管理制度，说话的口气变得几乎和蔼可亲，特别是在战事失利的几个星期。至于改善伙食或生活待遇，他们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另一部分比较顽固比较狠毒一些的则相反，他们对“五十八条”的待遇变得更加严厉，更加凶猛，好像决心要在这些人获得任何一种释放之前置他们于死地。在大部分劳改营里甚至没有向犯人们宣布战争的开始——这是我们对保密和说谎的难以克服的癖好！只是到了星期一那天，犯人们才从免除看管的犯人和自由人那里听到这件事。即使是安了广播喇叭的地方（乌斯特维姆以及科雷马的许多地方）在我方战事失利的整个期间也把它废置不用了。在前面说过的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突然禁止了给家里写信（但可以收信），亲属们以为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被枪毙了。在某些劳改营里（本能地预感到未来政策的趋向！），开始把“五十八条”与普通犯分开，关进特别的警戒森严的隔离区。在了望塔上架设了机关枪，甚至在队前公开地这样说：“你们在这里是人质！（刺鼻的国内战争时期的气味！这个字眼是多么难以忘记，多么容易回想起来！）——如果斯大林格勒失陷，就把你们统统枪毙。”土著们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清询问前方的战况：斯大林格勒是挺着呢还是已经被人家撂倒了？在科雷马，把德国人、波兰人以及“五十八条”当中一些显眼的人物也都集中到这样的特别区。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开始（一九四一年八月）慢慢地释放波兰人。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在群岛上的所有地方（一经拆阅了战争动员令）都停止了“五十八条”的释放。甚至有把已获释的人从半道上截回来的。六月二十三日在乌赫塔有一批获释者已经走出了隔离区，正在等火车，忽然一支押解队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还骂骂咧咧地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仗才打起来的！”卡尔普尼奇六月二十三号早晨接到释放通知书，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走出门房，就被他们把通知书骗回去了；“拿出来看看！”他拿了出来——结果在劳改营里又留了五年。这算是——“留待接获特别指令后办理”。（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许多劳改营里连去登记科询问何时释放都不许。原因是战后有一段时期群岛上人手不够，甚至莫斯科已经批准了释放，而许多地方管理局却发布自己的“特别指令”，阻止劳动力外流。E·M·奥尔洛娃就是这样被阻留在卡尔拉格，母亲临死前也没能赶去见一面。）
从战争一开始（大约也是遵照上面提到的动员令的安排），劳改营伙食定量就减少了。食物本身也一年比一年坏：蔬菜被饲料萝卜代替，代替麦片的是箭笞豌豆和麸子。（科雷马是靠美国供应的，那里的情形正好相反，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白面包。）但是在重要的生产部门，由于囚犯们体力衰弱而使产量下降的情况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至他们认为还是恢复战前定量比较有利。许多劳改营的生产单位获得了国防订货，这类小厂子的善于经营的厂长们有时候居然能想到办法从副食基地上多给犯人们供应一些食物。有的地方发工资，但按照战时市场上的价格，这点钱（三十卢布）一个月还买不到一公斤土豆。
如果问一个战时的劳改犯：他的最高、最终并且完全达不到的目标是什么？他会回答你：“饱饱地吃上一顿黑面包，死也甘心了。”战争期间在劳改营里埋的死人决不比前线少，只不过是没有受到诗人们的歌颂而已。科莫戈尔在“弱劳力小队”里劳动，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的整个冬天都在干这样一种轻活；把两具赤裸的尸体交错着装进四块板钉的棺材匣子，每天装三十匣。（显然是一个靠近城市的劳改营，因此才需要装匣子。）
战争的头几个月过去了，全国已经适应了战时生活的步调：该打仗的上前方去了，该留下的在后方泡着，该当官的在那里领导并且在喝完了酒以后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劳改营里也是如此。原来全是一场虚惊，一切都还是稳稳当当的。一九三七年上紧的发条，今后还是照样有劲。那些一开头曾在犯人面前巴结讨好的人现在变得跟凶神恶煞一样，什么没边没沿的事都能干得出来。现在他们看出了，劳改营生活的形式一旦正确地确定了下来，一百年以后也会是这样的。
劳改营历史上的七个时代将会在你们面前彼此争论，它们之中哪一个最使人受罪？现在请你们注意听取一下战争时代的情形。有这种说法：谁在没战争时期服过刑，谁就不知道劳改营的滋味。
请看看一九四一至四二年冬季的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一个劳改点的景况：仅仅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工棚和机修车间里还有一点生命微微地发着热气，其余的工棚里是一片冰冻的坟地（而维亚特卡劳改营的任务恰恰是为彼尔姆铁路采伐木柴）。
这就是战时的劳改营：更多的劳动和更少的食物和更少的燃料和更坏的衣服和更残暴的法律和更严酷的惩罚……但这还不是全部。犯人们本来就被剥夺了外部的抗议权，而战争连内心的也剥夺了。任何一个躲在后方的带肩章的无赖都指手划脚地教训他们：“你们知道前线是怎样在死人吗？……你们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在干活吗？列宁格勒人领的是多少口粮？……”犯人们内心也没有什么话可反驳。的确，在前线，人们躺在雪地里死去。的确，在外头，人们被榨出了最后一把力，并且还挨着俄。（自由人的劳动火线跟任何劳改营都不相上下。从农村里动员一些没出嫁的姑娘到所谓“劳动火线”上去，让她们干伐木的活，一天七百克面包，拿洗碗水当汤喝。）的确，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发的口粮比劳改营的禁闭室口粮还少。在战争期间，群岛这一块癌肿瘤变成了（或者冒充为）似乎是俄国身体里的一个重要的有用的器官，它好像也在为战争服务呢！胜利也要依靠它！这一切给铁丝网上的铁丝，给指手划脚的首长公民洒上了一片虚假的和开脱的光辉。而当你做为它的一个腐烂的细胞死去的时候，你甚至失去了临死前咒骂它一句的快乐。
对于“五十八条”说来，战时劳改营最叫人难受的地方就是随时会给你缠上第二个刑期，这比悬在头上的任何斧子都更利害。行动特派员们因为担心被送到前线上去，就在他们安了家的边远地区，在各个采伐派遣点，接二连三地破获有世界资产阶级参与的阴谋、武装暴动和大批越狱的计划。像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营长莫罗兹一类的古拉格头目特别鼓励自己劳改营内部的侦审活动。在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里，“为唆使越狱”、“为怠工”的死刑及二十年徒刑的判决书多得整麻袋地往外倒。还有多少人，连审判也不需要，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星辰的起落：西戈尔斯基“惹恼了斯大林——于是一夜之间在艾尔根捉了三十名波兰妇女，运到别处去枪毙了。
有许多犯人——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这是真事——从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起就提出上前线的申请。他们尝过了最恶臭的劳改营的猪狗食，而现在却请求派遣他们上前线去保卫这个劳改营的制度，并且为了它情愿到惩戒连里去送死！（“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将回来服完我的刑期……”）今天正统分子们向我们保证说，当时申请上前线的是他们。也有他们（以及没有枪毙完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并不太多：他们大部分被安插在劳改营的某些安静的场所（靠了劳改营的共产党员首长们的照顾），在那种地方他们可以思索、议论、回忆和等待。要知道，在惩戒连里是活不了三天以上的。这样的申请并不是基于思想意识，而是发自心灵。俄罗斯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宁愿死在干净的田野里，不愿死在霉烂的小屋里！松快一下；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不低人一等的人。摆脱这里的永恒的走投无路的感觉、新刑期的纠缠、无声无息的灭亡。有的人想的还要简单，但是绝非可耻：死还是后头的事，可是眼下就给你发军装，让你吃饱喝足，上火车，可以从车厢里往窗外看，可以在车站上和姑娘们逗笑。而且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好心的宽恕：你们对我们这么坏，可是瞧瞧我们是怎样对待你们的！
然而进行这种多余的对调——把一些人从劳改营运到前线，再把一些人从前线运进劳改营——对于国家没有任何经济的和组织的意义。每个人的生与死的圈子都是划定了的；一旦被划分到山羊群里，那就该做为山羊而死掉。有时候吸收刑期不长的普通犯上前线，不是放进惩戒连，而是编入普通的作战部队。有时候也吸收“五十八条”，但很不常见。一九四三年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舒诺夫从劳改营里被送到前线，可是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又带着附加的刑期回到了劳改营。他们都是有了记号的。部队里的行动特派员给他们缠上新刑斯比给新人容易得多。
但是劳改营当局对于这种爱国激情也不是完全不看在眼里。这些标语口号在伐木场上不很适用，但是你不妨听听：“保证出煤超计划——为列宁格勒送光明！”“用迫击炮弹支援近卫军战士！”——据目击者们说，这些话是扣人心弦的。阿尔谢尼·法尔马科夫，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讲过他们的劳改营当时是怎样地陶醉于支援前方的工作，他打算把这些情形描写出来。犯人们要求为命名为“治达人”的坦克纵队募捐，但未获准许，他们感到这是莫大的屈辱。
至于奖赏，那是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束不久就宣布了：对逃兵、流氓、扒手是大赦，对“五十八条”是送进特种营。
战争越接近尾声，对“五十八条”的待遇越残酷。还用到治达和科雷马等远地劳改营去找例子吗？就在莫斯科近郊的霍夫里诺，差不多是在市区之内，有一个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总务局的破破烂烂的小厂子，它附设着一座严管劳改营。在这座营里当头的是马穆洛夫。此人有无限的权力，因为他的兄弟是贝利亚的秘书处长。马穆洛夫想要什么人就能从红色普列斯尼亚递解站要来什么人，爱在自己的小小的劳改营里规定什么制度就能规定什么制度。例如，犯人接见亲属（莫斯科近郊的劳改营一般都准许接见亲属），他让他们隔着两道铁丝网见面，和在监狱里一样。他这个劳改营里的宿舍，实行的也是监狱里的规则：有许多通宵不关的明亮的灯泡；对犯人睡觉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不许人们在寒冷的夜晚把棉坎肩压在身上（把这样做的人叫醒）；他这个营里的禁闭室除了干净的水泥地以外一无所有，这也和正经的监狱里一样。但是，如果除了他规定的惩罚之外并在执行这个惩罚之前，他本人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