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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死于1593年9月13日，享年六十岁。他的坟墓位于保都大学校园。坟墓的造型非常别致。蒙田石像双手合十，躺在墓台上面，身穿骑士服装，腰佩长剑。
蒙田以其《随感录》留诸后世，这是他在蒙田山庄闭门著书的成果，也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风格独特，内有随笔，议论、回忆、日记，且佐以实例和旁证。
《随感录》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只有一个问题：人性。蒙田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就是他自己。这些零零碎碎的随感缀接起来，其实就是他的自画像，然而这个自画像又像是人性的一个投影，因而他说自己的时候，往往是在谈整个人类。
还是回到蒙田散步的时候常自问的那个问题：Q ne sais－je？这是怀疑论的典型形式。人性易变，永远不能达于真理；甚至学问——学问往往导致人以真理自居——也竟成了人类的痛苦，人类的不幸。蒙田当时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旧的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时刻，众多的学说及其激起的纷争，使以前仿佛固定的真理也可怕地摇动起来。
蒙田对于自身（人性的一个实例）的反省，也许正是他对时代的一个反省。世间层出不穷的人为灾难究因何种缘故发生？他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反诸自身。这使他的沉思带有过多的心理主义色彩。“我懂得”（Je sais）这个盲目的肯定句正是灾难的根源。人性囿于习惯、偏见、私利、以及诱惑的桎梏，甚至知识（Je sais）也只成了桎梏的另外一种形式。蒙田首先对人类的知识表示怀疑，这使他具有了现代现象主义者的某些特点，即括起不可靠的知识，直面现象本身。以上可以说是蒙田认识论的一个模糊的轮廓。他还提出一种教育思想，即对人性的改良，而他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正是一条途经。他的怀疑沦止于伊壁鸠鲁主义，没有彻底下去，而显示出某种肯定生命的倾向。他说死是无法避免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天天接近死亡。我们得把死看作一种工具，一种使生命更可贵更可爱的工具，它给予生命的每一秒钟以无限量的价值，因为这一秒钟也许就是生命的最后一钞。他因此说：“研究哲学就是学死。”
除了研究死亡以外，还有一种解脱途经，就是信奉大自然。他认为快乐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而痛苦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我愉快地感恩地接受自然的赐予，惬意而自满。……大自然是和蔼的引路者……我到处寻找它的踪迹。”
蒙田自己也许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好实践者。他退隐到蛰居之地的蒙田山庄，一边尽情享受自然美景，一边沉溺于内心的反省，这使《随笔录》的风格非常自然，活泼而又愉快。他的散文具有诗人的风格，想象丰富，词藻优雅，大自然的美景以及人性的思索融为一体，蒙田的文笔挥洒自如，看似漫不经心，却是法兰西著名的文体家之一。
九、维加
维加被他同时代的人称作“天生的怪物”，这大概是就他巨大的几近不叮思议的创造力而言的。他是西班牙各种短诗形式的最初试验者，他也曾写过几部史诗，可以和意大利人塔索或者阿里奥斯托的史诗一争高低。不过，在文学史上，维加却并不主要是以诗艺留名。谈到西班牙的戏剧，人们头一个想到的名字便是维加。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他是西班牙戏剧的光荣，也是西斑牙的光荣，他为世人献出了众多的杰出的作品，而且，数量之巨，令人乍舌。有人作过一项统计，维加生平所写的剧本达一千五百多种，这还不包括宗教短剧。这比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所有戏剧家的作品总和还要多！
此人必定具有某种特异的文学才能。洛卜·德·维加（Lope de Vega）于 1562年生于马德里，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十四岁上，当他的同龄孩子还在掏鸟蛋时，他已经写出了一出名叫《真诚的情人》的剧本。这不仅说明了他的才华的早熟，也说明了他的气质的早熟，而且，这种早熟的气质里面含有某种危险的淫荡成分。还在少年时期，他就曾因败坏一个女子的名誉而被法庭传讯；成人以后，更是因伤风败俗的桃色新闻而被时人诟病。
好色，贪婪，卑鄙，富有天才，——这就是维加留给他的同代人的可恶的印象。尽管宽容的历史因他惠予世人的闪烁的智慧而忽略了他的人品，可是，正如塞万提斯——有趣的是，塞万提斯母亲的一位远亲后来成了维加夫人——的人生经历会以或浓或淡的光线投射在他的作品的苍穹上，维加的众说纷纭的经历也会在他的作品里留下内在的影子。
然而这并不是说，维加纯粹只是一个有才华的登徒子。1588年“无敌舰队”抗击英国海军的时候，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维加参加了西班牙海军，在一艘驻屯在国外的兵舰上服役。激情，这才是维加的最真实的内在性，它象某种既珍贵又可怕的东西一样，总使他在任何方面超越常人所守的分寸。过分的激情导致过分的欲望，反之亦然。尽管中年以后的维加一直忏悔自己的沉沦，而肉欲的诱惑，却以更为强劲的声音召唤着他。
这是文艺复兴精神在那些最初感知它的热度的敏感的灵魂里的骚动。人觉醒了，感到自己的能量在体内流溢；就象刚睁开眼睛的婴儿会好奇地注视周围的一景一物似的，这些具有新精神的人也以充满欲望的眼光世界。
这种充溢着创造力的好奇心使维加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形式上都一试锋芒，而且，以他巨大的力赋予这些形式以西班牙似的风格。西班牙人的天性是不怎么喜欢悲剧的，这也许与地中海一带明朗而又色彩绚丽的环境有关，因而古典的悲剧形式在维加的创造力面前，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形式，一种悲剧与喜剧的混合体（tragi－ede），西班牙文中缩写成“edia”。维加的论文 《当代写作喜剧的新技术》里，阐明悲剧与喜剧的混合，是因为自然便是这样。它对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遵若法规的古典戏剧规则，显得极为不恭，说要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自己的书房。
自然，这个被人文主义者反复提到的词汇，其实就是“生活”的代名词。维加的戏剧遵循的只是生活的逻辑。
维加的剧本中有一种模式，被评论家称为“斗篷加剑，”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的贵族。维加在他草草写就的那些数量不可思议的剧本中，反复涉及这一主题。因为这一主题同时也是那个变动的时代的一个主题。
维加最成功的作品当推 《羊泉村》，这是这位戏坛快手的一部慢作，大约花了四年时间，描述的是1476年羊泉村的剧民们反抗领主的史实。领主费尔南·戈麦斯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幸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两位青年一见钟情。可当他们举行婚礼之际，领主宰人劫走新娘，声言要绞死弗隆多索。劳伦夏逃回村里，呼吁村民抗暴。全村村民起义，攻占城堡，并杀死了领主。剧末，国王赦免全村村民，将羊泉村收为自己管辖。
这出剧本集中地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即对统一的贤明国家政权的向往，这一政权代表的利益也是民众的利益，而封建主则是一个应被消灭的落后因素。
维加在马德里一直享有极高的荣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剧本，以至塞万提斯称之为“自然的奇迹”。可他的晚年却被个人生活的不幸不时地侵袭着：爱子不幸夭亡，爱女与人私奔。1635年8月，维加七十三岁的时候，病逝在马德里，遗骸不知葬于何处。
十、人类精神的悖论：
堂·吉诃德与桑乔·潘萨
1604年8月，维加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即将问世的一部小说《堂·吉诃德》，它的作者是一个当时文名不振的残废人，他说：“关于诗人们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我们这个可怜的时代！明年又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出现，但是没有哪一个像塞万提斯那样糟，也没有人会愚蠢地去称赞《堂·吉诃德》。”
要是维加不是出于私心——文人间的嫉妒心——说这番话的话，那么，象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竟发出这样一个断言，显然过于不智。谁会愚蠢到不去称赞《堂·吉诃德》呢？它的作者塞万提斯已成为西班牙的光荣，而在他的荣光之下，维加这位天才的戏剧家的光芒才显得黯淡了些。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于 1547年出生于距马德里不远的海那司。塞万提斯家族曾叫作“塞万托斯”，即“鹿园”的意思，从这个族号里可以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阔绰。据说塞万提斯的父亲，那位医术平平而又偏爱幻想的罗德里哥游方外科郎中，常常面对中落的家境，长吁短叹。祖上的荣耀已经一去不返，昔日的喧哗门庭如今冷冷清清。到了罗德里哥一代，尽管族人之中也有在政府里供职的官员，可是对罗德里哥一家来说，并无丝毫帮助。因而，童年以及少年的塞万提斯常处在“举家迁徒”的动荡中，不时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也许罗德里哥被某种幻想的力量驱使着，总认为“远处”有着理想中的一切。这种对“远方”的向往不仅成为他的伟大的儿子日后笔下的主题之一，而且也是他的作品的精神实质的组成部分。直到1566年，罗德里哥一家迁到首都马德里为止，动荡的迁徒生活才算告一段落；不过，从这时起，塞万提斯个人的动荡生涯却开始了。当然，在漫游世界前，他还曾有过一段为时极短的求学阶段。他在马德里上过文法学校，并在当时的名学者胡安·洛彼斯·台·奥约斯门下短暂地学习过。他是一个嗜书的孩子，“哪怕是街上抛着的带字的纸也要拿来读。”
一个偶然的机缘打断了塞万提斯短促的求学生涯并把他送上了另外一种生活，可以说，正是这种饱经沧桑的生涯才使《堂·吉诃德》这部旷世杰作得以问世，而设若塞万提斯一生只有前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涯，那他顶多不过是一个能够写出几本十四行诗的风雅文人罢了。1569年末，塞万提斯已经二十二岁，罗马教皇派遣一名特使、年轻的贵族胡里奥·阿括维瓦去西班牙，向堂·卡洛斯王子的新丧致哀。这位风雅的贵族在西班牙驻留期间耳闻塞万提斯的诗名，加上他的老师的举荐，这样，塞万提斯成了阿括维瓦这位罗马贵族的侍从，一起来到罗马。
而塞万提斯的罗马之行，正是他书剑生涯的开始。
红衣主教阿括维瓦自命为“艺术保护人”，这正是那个时候一般有权有势的风雅贵族的风气。他在自己周围拢集了当时许多的文人学识。身居“家臣”地位的塞万提斯由此接触到了那时正风行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精神。他把许多时间泡在主教的图书馆里。阅读这种活动，至少使得塞万提斯获得两个好处：一是显而易见的精神收获，二是使他避开其他侍从的轻视。他的长像有点土气，动作也不怎么灵巧，这就成了交际场上的障碍。
在罗马的孤独生活唤醒了他对故土的怀念。身居异邦，使得一种隐藏的激情在他心底勃发出来，这便是人们常常称之为“爱国主义”的那种激情。
那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正在集结海军，蠢蠢欲动，准备进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这是一场以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在基督的旗帜下，西班牙、罗马以及威尼斯共和国组成了联合舰队，并任命西班牙国王卡洛一世的私生子堂胡安为舰队统帅，准备迎击异教的入侵。
塞万提斯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他离开阿括维瓦红衣主教教府的时间约在1570年初夏，也是他来罗马的次年。塞万提斯所属连队起初驻扎在那不勒斯。战争开始的时候，土耳其人占了上峰。土耳其人的舰队攻占了威尼斯共和国属下的塞浦路斯岛，并将该岛首府尼科西尼化为一片废墟。联合舰队只有首先摧毁土耳其的舰队，才能解除威胁。同年秋天，塞万提斯所属的连队也被编入作战舰队。拥有二百多艘战舰的舰队驶向海面，于十月初，在雷邦多海峡，遭遇土耳其人的战舰。一场史书中称为“雷邦多海战”的惊心动魄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战役之初，塞万提斯正患热病。舰长劝他回舱休息，可他来到甲板，坚决要求参加作战。“我宁愿为王上作战而死，也不愿躲进船舱偷生。舰长先生，请您把我放在最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定在那里坚守到底，流尽我最后一滴血。”舰长受了感动，命他率领枪手逼近敌舰。战斗打响，一时杀声震天，刀光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