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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熟悉，一个婴儿会花很长时间一再重复做同样动作，或试探某一物体，两三岁的儿童会以浓厚的兴趣建造一座木塔，或往一只桶里填沙子。他们许多次而不是一次地做，而且总是同样被深深吸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工作。他们在生长中，不成熟的肌肉还没有学会自动地动作；每一个针对某一物体的动作，必须在儿童心中有意识地指引下重复进行，直到他能做这个动作而不感到要费力地去适应为止。由于幼儿必须使周围的事物适应自己，他的兴趣和他的需要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能生活。随着儿童渐渐长大，他对各种直接需要的控制能力那样迅速地变成自动的，我们就很容易地忘记他仍然像婴儿一样地学习。那必要的东西，仍然是适应的能力，正如他一生都需要的那样。良好的适应能力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所以我们本能地对学会适应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感兴趣。儿童对通过身体的活动来使自己适应他所遇到的事情感到兴趣，因为他必须控制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他需要去做的。那么，为任何一群儿童选择作业，从儿童的环境中，从当时能够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的一些事物里选择作业，也是智慧的一部分。显然，随着儿童的长大和他对控制身体和自然环境的能力的增加，他将接触到他周围的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和理论的方面。
但是，恰恰以这同样的方式，课堂里的作业延伸到包括显然不属于儿童的直接环境的事实和事件上。因此，材料的范围决不能受到使兴趣成为一种选择标准的限制。对学生有吸引力的，正如有价值的和有希望导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某些事情的工作，必须包括同样的坚忍和专心，就像最严厉的纪律训练的支持者所给出的工作一样。后者要求学生追求他不可能看到的目的，所以他不得不依靠提供人为的目的、分数和升级制度，依靠把他隔离在一个他的心灵和感官不会常常被对他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的生活召唤所包围的气氛里坚持作业。但是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解决将给他一种直接的成就和满足了的好奇心的感觉，他将会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目的本身将提供他坚持单调乏味的工作所必需的刺激。
训练儿童温顺和服从，小心地完成由于被强迫而被迫去做的工作，而不顾它们引向何方的传统的教育形式，是适合于一个专制社会的。这些是在一个由一位首领来计划和照料人民的生活和制度的国家里所需要的特性。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它们妨碍了社会和政府的成功的管理。我们对一个民主政体的著名的高度概括的定义，即“民治、民有、民享”，也许给理解一个民主社会所包含的东西提供了一条最好的线索。社会和政府的管理责任要依赖于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每个人必须接受一种能使他满足这种责任，共同地给他正当的有关人民的情况和需要的观念，并且发展那些将能确保他适当地参与政府工作的品质的训练。如果我们训练我们的儿童执行命令，去做仅仅因为要他们去做的事情，而未能给他们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信心，我们就是在克服我们制度的现有缺陷和建立真正的民主理想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但是当我们在训练“明天的国家”（the state of tomorrow）的时候，我们却允许它尽可能地少些自由。儿童在学校里必须允许有自由，这样当他们能够控制身体的时候，他们将会知道自由的运用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必须允许去发展积极的品质，如主动性、独立性和善于应变能力，这样民主制度的滥用和失败的现象才会消失。
对民主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传播，或许是目前教育趋势中最有趣、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说明了发展着的对普及教育的兴趣，并且对前面所列举的改革表示赞同的科学和心理学的论点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持。毫无疑问，仅用教科书的教育方法，对于那些由于环境关系而无需从事实际生活，同时对抽象的观念感兴趣的少部分的儿童来说，是完全适合的。但是，即使对这种类型的人，这种制度也给他掌握知识留下了极大的缺陷；它对活动在智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任何地位；它沿着学生的自然倾向的路线进行训练，而不发展通常喜欢抽象的人比较薄弱的实践的品质。对于绝大多数其兴趣不在于抽象思考，而且必须以某种实际职业，通常实际上以手劳动生活的人来说，一种把生活的纯智力和理论方面同他们自己的职业之间的隔离沟通起来的教育方法是必要的。随着民主观念的传播，和伴随而来的对社会问题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无论他恰好属于哪个阶层，都有一种权利，要求一种能满足他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并且国家为了自身的缘故必须满足这种要求。
直到最近，学校教育满足的只是一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即那些为知识自身而对知识感兴趣的人，如教师、学者和研究人员。对于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来说训练是必需的这个思想，仍然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学校仅仅刚刚开始承认控制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确实也是知识。直到前不久，学校仍忽略了数量最多，并且整个世界都要依靠他们提供必需品的那一层人。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本身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直到它出现以前，给大多数人即那些手工工作的人提供任何更多的精神需要的权利，从未受到承认。他们的作用，几乎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照顾统治阶级的物质需求。
在最近的150年间，发生了改变人类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两大变化。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两大变化中的一个，即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如何要求教育上来一变革的。另一个，即通过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变化，也必须在课堂中得到反映。拼凑所有人类的历史知识，组成一幅蒸汽机和电力发明前的社会的草图，几乎不可能充分描绘出这些或类似发现所造成的社会的最根本方面的变化。可能一个最重要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变化，就是必须成为任何想成功地应付甚至是普通的生活环境的人的精神内容一部分的那些事实，其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了。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在学校时向内从教科书中教授所有这些东西的尝试都简直是荒谬的。但是学校不是坦然面对这一情况，然后改变它们的课程，以便它们能教给学生如何从世界本身中学习，而是继续顽强地教给尽可能多的知识。很多变化是关于消费资料的发明计划造成的。但是科学所要求的变化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并且就目前它已产生的影响来看，它遵循着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一般路线。这包括，正如这些不同学校的课程表明的那样，不仅仅要教自从科学发现以来导致社会种种变化的各种科学定律，而且要用本身能教给生活知识的实际工作，来代替已在书本中分了类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记忆。
如果学校打算承认所有阶层学生的需要，并且给学生一种将能确保他们成为有成就的和有价值的公民的训练，那它们就必须给予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使学生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十分强壮，并使他们对国家和他们的近邻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将给他们足够的控制他们的物质环境的能力，从而能使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职业的准备一向是受到关注的；只是产业工人的前途，正如我们看到的，却被人们忽略了。近代工业由于科学发现带来的复杂化，使得以下东西成为必要，即一个渴望获得真正成功的工人，具备一种能培养他的技术能力的普通教育的基础，而人性的复杂化同样也使得初学者有必要去发现适合于他的趣味和能力的工作途径。一场普通教育原理的讨论，只需关心能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工业或职业教育。专门职业和职业训练问题完全在这本书的范围之外。不过，某些跟促进较狭隘意义上的工业训练运动有关联的事实，与更为广泛的问题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正是目前，存在一种大的危险，即随着工作的展开，那种在葛雷和芝加哥正在做的真正教育形式的工作也许被忽略了，而都热衷于进行职业训练。
有影响的市民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在熟练工人的需要上，而不是普通教育的重新调整上。他们对于前者的深切感受，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许他们自身的利益造成的。他们对于德国如此程度地使得职业技术训练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推动帝国商业竞争的财产，很容易留下印象。没有什么东西似乎比以下东西如此直接和实际的了，即建立一种继续学校，以改善在较早年纪就离开学校的14~18岁的工人的状况，并且建立各种独立学校（Separate School），直接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车间工作做准备，而留下现有的学校实际上照常培养为进高等学校和较少从事手工工作的那部分的学生。
继续学校是有价值和重要的，但是只能作为治标的和权宜之计；它们处理的是本不应该存在的情况。儿童不应当在14岁就离开学校，而应该留在学校直到他们16岁或18岁，并且应当受到帮助，能明智地运动他们的能力和适当地选择工作。在与任何一群14岁就离校做工的学生有过接触的教师和工人中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平凡的事，即学生离校的理由与其说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如说是缺少对学校正在给予他们任何好处的信心。当然，儿童喜欢上学，但是为了赚钱而被迫有第一次机会就离开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在这些不多的情形之下，继续由家庭安排——这在过去是很流行的——直到儿童14岁生日，一般来说是更为明智的，即使这种安排包括了慈善性质。14~15岁儿童的工资是如此低廉，以致只有对那种已经生活在贫困程度的家庭来说，这些工资才造成了物质上的差别。
这种情况的毫无指望会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加剧，即这些儿童与继续留校的儿童相比，增加收入的能力要低得多，所能达到的最高工资的水平也低得多，结果从长远利益来看，对儿童和他家庭的损失，更甚于抵消不稳定的暂时的收入。不过学生提出的最通常的离开学校的理由，是他们不喜欢学校，急于得到真正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去工作，或者已经结束了任何训练课程，而只是学校似乎太无用太少满足他们的兴趣了，以致他们抓住了第一次机会就做出变化，使事情看上去更为真实，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效果。
那么，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对普通学校工作的重新组织，以满足这个阶层学生的需要，这样他们就将为了他们在学习的东西的价值而希望留在学校。当前的制度是笨拙的和目光短浅的，继续学校弥补了它的一些缺陷；但它们没有克服这些缺陷，它们也未能使学生达到一种已被延误的智力的发展，在那里由于初等学校的失调已经阻碍了这种发展。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利用学校作为现存的工业制度的工具，而是为了学校的重新组织来利用工业。
现在存在一种危险，即商业人士的集中利益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有影响的活动将使得工业训练分离出来，从而导致民主制和教育两方面的损害。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把教育的价值放在首位，这不是它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价值代表了社会尤其是在一种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更为根本的利益。工业在教育中的地位不是要去急急忙忙地为各个学生的各自的职业做准备。它应该被用做（就像在葛雷、印第安那波利斯和其他学校那样）给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理论知识赋予实践的价值，并且给予他一种对他周围环境的条件和制度的理解能力。当这一点做到了，学生就具备了正确选择工作和引导自己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技能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智慧。他的选择将不会被这一事实即他已经知道如何做一件事和只知道一件事所限制；它将只受他自己的能力和自然倾向的支配。
商业和继续学校招收年龄不太大，或者还不具备自己能够做出明智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