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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伦，他又说承办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
这时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杨余傅事件》一文所写：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
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讷）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几分钟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号，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有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五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事件！
那个同意傅崇碧进钓鱼台的陈伯达秘书，是王保春。
※ ※ ※
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
※ ※ ※
笔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访王保春时，请他详细谈了事件的经过。
王保春回忆说：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陈伯达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要我打电话给杨代总长，说是有一件要事要他处理———鲁迅手稿丢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杨成武转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办。
傅崇碧经过几天调查，从“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记得此人是五十四军的，原驻四川的部队）那里得知，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办公楼某个房间的保险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带人前往钓鱼台，想到“中央文革”核实一下。如果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那保险柜里，他的寻找手稿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陈伯达吃过晚饭，跟秘书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钓鱼台值班。这时，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办事组组长肖力。肖力让办事员打电话给我说：“王秘书，傅司令现在东门，要求进来。”
我马上给东门警卫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让傅司令进来。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进来，我当然同意让他进来。
这时，我又给钓鱼台警卫处打了个电话，要他们立即派一辆车，沿着西郊公路颐和园方向寻找，见到陈伯达的车子，马上追上，请他回钓鱼台处理急事。
傅崇碧的车子进钓鱼台之后，没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楼，而是直奔十六楼“中央文革”办公楼。
傅崇碧到了十六楼后的情形，我不在场，不清楚。
没一会儿，陈伯达给追回来了。他一回来，直奔十六楼，在那里开会。开会中间，陈伯达来到十五楼找我。当时，他脸色很难看。
他一见到我，就问：“是你同意傅崇碧进来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问：“你为什么让他进来？”
当时，我感到奇怪，便说：“他是卫戍区司令，我怎么能让他等在门外？在礼节上也说不通呀！”
“你要写个检查！”陈伯达虎着脸对我说。
我简直糊涂了，这要写什么检查呢？我就问：“伯达同志，这检查怎么写呀？”
“你就写，你为什么不请示，就同意傅崇碧进来！”陈伯达说。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写吧，马上就写，我等着要。”陈伯达催促说。
我只得写检查，主要是写了事情的经过。写好后，当场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去十六楼开会。
江青一看我的检查，生气了，说：“王保春写的是什么呀，他没有触及灵魂！”陈伯达拿着我的检查，又回到十五楼，要我重新再写。
我很恼火。我说：“傅司令经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是他的工作呀。
为什么这一次进钓鱼台就不许进来？我的检查，没法写深刻！”
这时，陈伯达拿起我的检查，给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话，然后，要我照着他改过的检查，重抄一遍。我记得，他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请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类的话。
另外，我自己一生气，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适宜于在中央机关工作，要求调离。”
陈伯达把我抄好的检查看了一遍，似乎满意了，又去十六楼。
很快的，一两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传阅文件，内中有江青对我的检查的两条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应在组织生活会上作深刻检查，以使其他同志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达同志定。
当时，我是想不通的。后来，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我也去了。林彪说：“傅崇碧前一时期带了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他给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我一听，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才明白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检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压力。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 ※ ※
“杨、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所带的随员便有余立金。毛泽东对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党、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极度不快。
一种奇怪的逻辑，硬把“杨、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说成是杨成武的“同伙”，与杨成武“勾结”要夺空军的权……
1968年3月24日晚9时，万人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者一色绿军装，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两小时，才见到主席台上出现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
会议气氛紧张。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长篇讲话。
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陆、罗、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妻子刘叔晏挖苦这位“理论家”。
从1967年2月10日开始，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摇晃。到了揪出王、关、戚，刘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陈伯达担心了。
回到家里，心烦意乱的陈伯达和担惊受怕的刘叔晏遇到一起，三天两头吵架。
好在陈伯达有钓鱼台的十五楼，那“十五楼”甚至成了他的代号———找“十五楼”，亦即找陈伯达之意，他常住十五楼，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间的感情日渐恶化。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