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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第二章 服刑18年
第三章 秦城监狱
第四章 最高法庭被告席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第六章 照料父亲
第七章 访问陈家
第八章 周扬关心陈伯达
第九章 “幕后新闻”
第十章 长子自杀
第十一章 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
第十二章 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第十三章 毛泽东口授“二十三条”
第十四章 “电子中心论”
第十五章 毛泽东召见五“秀才”
第十六章 与江青互相利用
第十七章 炮制《纪要》
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第二十二章 “欢呼”聂元梓的大字报
第二十三章 在毛、刘对峙的日子里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第二十六章 跃为第五号人物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第二十九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十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第三十一章 批判“血统论”
第三十二章 冲击国防部
第三十三章 安亭事件
第三十四章 迁出中南海
第三十五章 接管陆定一专案
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第三十七章 打倒陶铸
第三十八章 阎红彦之死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第四十一章 鼓吹“公社”
第四十二章 与江青的尖锐冲突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第四十六章 转折点
第四十七章 反击“二月逆流”
第四十八章 “乘胜追击”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第五十一章 “七·二○事件”
第五十二章 “揪军内一小撮”
第五十三章 端出“王、关、林”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第五十五章 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第五十六章 制造冀东大冤案
第五十七章 戚本禹垮台
第五十八章 “大树特树”风波
第五十九章 “武装冲击”钓鱼台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虫”“变色龙”运动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第六十六章 毛家湾的座上客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争
第六十八章 国家主席之争
第六十九章 兵败庐山
第一章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
第二章 服刑18年
1988年10月底，北京已是深秋季节，我从上海专程赶往那里进行采访。因为我从有关部门得悉，1988年10月17日是他刑满之日。我等待着这一天，以便能够直接访问他，使传记能够更加翔实、准确……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他毕竟已是耄耋老翁，体弱多病，在刑满前已经保外就医多年。
1988年9月26日，他因患急性前列腺肥大症，又一次住进医院。
于是，到了1988年10月17日，他的获释仪式，便在医院里举行。
上午10时，医院里来了许多身穿便服的公安人员，病房里顿时变得拥挤起来。负责拍照、录音、录像的公安人员在忙碌着。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郑重其事地向陈伯达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
85岁的陈伯达坐在病床上面对着录音话筒，只是低声喃喃几句，似乎并未对刑期的结束表现出过分的高兴。
接着，宣布把陈伯达分配到北京市某单位工作。
简短的仪式，就这样结束了。
陈伯达，这个久经沧桑的老人，不论谁都无法回避———他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必须涉及的人物。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16名主犯之一；在“文革”中他是“中央文革”
组长；他还曾是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的一支笔、《红旗》杂志主编。
为了使读者在进入正题之前，能对陈伯达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下面全文引述《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Ency—clopdiaBritannica）中文版第二卷第262页《陈伯达》条目：
陈伯达ChenBoda（1904—）福建惠安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7年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著，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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