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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萨诺差点勒死一条狮子狗的丑闻在纽约文学界广为流传，他不能不担心因此会大大影响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那些无聊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爱狗。”他开始惴惴不安了，于是通过写信给所有的朋友以及专业上的熟人，大力开展争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积极运动，又不断地对刊登在评论杂志上的最重要的文艺作品发表评论文章，还加上一连串的文学论文。我总认为这些论文狗屁不通。有好多次，我看见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写他那本伟大的小说，这是他唯一用普通书法书写的作品，全部疾书在有黄色横线的稿纸上。他的其他文章则都是坐着转椅，从那部放在堆满书的办公桌上的打字机里用两只手指敲出来的。即使仅用两只手指，他也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快的打字员，打起字来的声音就像是在开机关枪。他就是这样打出了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解释了英国现代除间谍、侦探小说再无法产生不朽文学作品的原因；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文章，对那些有可能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对手，诸如佛克纳、梅勒、斯泰龙、琼斯等作家的最新作品或全部作品笔伐。他的评论出色，语言老到，往往令读者信服。通过发表这类文章，他剔除对手，为自己获奖扫清道路，唯一的麻烦是当人们探讨他自己的作品时，会发现他只有20年前发表的两部小说能够使他享有文学界的名望，而其余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都不怎么样。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里，他的确失去了不少以往的辉煌和文学方面的声誉——他发表了太多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而且通过高压手段写书评，树敌太多。即使是他在写文章吹捧文艺巨头的时候，他也是不分尊卑，老是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例如在介绍爱因斯坦的文章中就有一半是在吹捧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在自己吹捧的人中间也树敌。他发表论文说19世纪的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巨大差别在于法国作家涉及很多性爱而英国作家却没有，这种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连我们评论社的读者也感到义愤填膺。
最糟糕的还是他个人行为不检点，丑闻层出不穷。我们评论社的出版商已经得知他在飞机上的事件，这件事也成了闲谈栏目的笑料。他在加利福尼亚学院开巡回讲座时，认识了一位19岁的学文学的“爱读书的”女学生。该生与其说是个爱读书的人，还不如说她像体育界的拉拉队长或是影视界的小明星，他把她带到纽约，同居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带着她出席所有的文学派对。奥萨诺年约55岁，虽然还不太老，但也大腹便便，谁看见他们在一起都会觉得不顺眼，特别是当奥萨诺喝得烂醉如泥，而她必须把他弄回家时，更是如此。还有甚者，奥萨诺在办公室工作时也喝酒，此外，他还瞒着他那19岁的女朋友去和一个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的40岁的女作家胡搞。她那本书其实并不真的那么好，全靠了奥萨诺在书刊评论杂志上写了一篇整整一版的赞美文章，称她为美国未来的伟大的文学家。
我最讨厌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别人请他吹捧书时，他总是有求必应。你会发现明明是本平庸的小说，上面却印有奥萨诺的评语：“自从斯泰龙的《在黑暗中躺倒》问世以来，这是一部南方最佳的小说。”或者印有：“这是一本令人震惊的书，它肯定会让你出乎意料。”这种含糊不清的评语，是在两面讨好：既帮了朋友的忙，又暗中警告了读者。
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已经显而易见。我以为他有可能发疯，只是拿不准他将会从哪里开始垮。他的脸虚胖，透出不健康的征兆；他的绿眼睛混浊，闪着不正常的光芒；他走路时脚步不稳，有点跛，或者说有时有点向左跛。我为他担心，因为尽管我不赞成他的作品，不赞成他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拼命写作，不赞成他企图和一切与他打交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好色行为，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他经常和我谈论我正在写的那本小说，鼓励我，给我出主意。虽然他自己债台高筑，又要为了扶养五个前妻和八九个孩子而花钱如流水，还主动要借钱给我。
看到他能够在短期内出版大量的作品，尽管都不够完美，我也不禁肃然起敬。他总是在一家，有时两三家月刊发表文章；每年他都出版一本令出版商认为与热门话题有关的非小说类的书；他为注评搞编辑工作，每周为它写一篇很长的论文；他还为电影公司写稿……他虽然挣很多的钱，但仍然分文不名。我知道他已经欠下一屁股的债，而且不但借钱，还预支尚未写的书款。我提醒他这样做无异于在自己的脚下挖一个无底深洞，但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根本听不进去。
“我手中有救急用的王牌，”他自负地说，“我那本杰作快完成了，也许再过一年就行了，到那时我就又会富起来的。到时候一定可以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领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想想那些高大的可供我们消受的金发女郎吧！”他总是把我当做陪他一起去领奖的人。
有一次，他问我对他写的文学论文的总看法，导致了我们之间认识以来最激烈的一场争执。每当我用一句老话说我只不过是个说书人来做托词，就肯定会激怒他。我经常对他说：“你是个有神圣灵感的艺术家，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有超人的智慧，可以就现代文学的100个不同的课题发表惊人的见解，而我只不过是个打劫保险柜的人，只会把耳朵紧贴着柜壁，等待听到锁栓落入开关位置的声音。”
“别提你那关于打劫保险柜的废话了，”奥萨诺说，“你在逃避我。你是个有主见的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但是你仅仅满足于当一个魔法师，一个骗子，一个可以控制一切的人——控制自己的写作内容，控制自己的生活，躲过一切陷阱。这就是你做人的准则。”
“你对魔法师的看法不对，”我很认真地说，“魔法师只玩魔法，除此别无其他。”
“那你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奥萨诺问我时，脸上闪过一丝忧伤的微笑。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回答他。
奥萨诺点点头，又问：“你知道吗？我曾经是个大魔法师，你看过我的第一本书，书里讲的全是魔法，对吗？”
我很高兴能够同意他的这一说法，我很喜欢那本书。“是纯魔法！”我兴奋地说。
“但它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奥萨诺说。
我心里想，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太不幸了。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不，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不会再这么写了，因为我不想这么写，也可以说我不能这么写了。那本书出版后，我就再也不是魔法师了，我成了一名作家。”
我无动于衷地耸耸肩。奥萨诺看到了并且说：“我的生活乱了套，这点你也看到了。我很羡慕你过的日子，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不酗酒，不抽烟，不追逐女人，你生活中的乐趣就只是从事写作，偶尔赌一赌。你是个真正的好爸爸，好丈夫。墨林，你是一个不耀眼的魔法师，一个非常安全的魔法师——安全的生活和安全的书本，你已经把绝望驱赶得无影无踪。”
他在生我的气，自以为已经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却不知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幸亏我并不在乎，这也说明我的魔法还行得通。他所能看到的仅此而已，这对我来说也就够了。他认为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认为我从未受过苦，也不允许自己受苦，认为我没有尝过寂寞的滋味，而他则是被寂寞残忍地驱使去追求无数个女人，去借酒浇愁，去吸食可卡因。可悲的是他没有认识到关键的两点：他自诩为受苦之人，其实只不过是在发狂，在自寻烦恼，而不是被苦难煎熬；另外，世界上哪个人没受过苦？谁都尝过寂寞的苦涩，只要能从痛苦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受苦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事实上，人生本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他的那些什么文学。
有一天，我突然从一个出乎意料的来源获得了一个令我心烦的消息。
那天，我正在评论社上班，接到了阿迪的妻子活打来的电话，她说有重要的事情和我单独谈，要我在阿迪不在场的情况下去见见她，还问我能否马上就去。我心里打了个愣，马上忧郁地联想到阿迪的健康问题——他近来身体虚弱，常常露出倦容，那小个子的英俊外表总是明显地现出已经不堪负荷的样子。我紧张地要求她立刻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她不肯，只说他身体没有什么病，没有不治之症那类的医学报告单，是她和阿迪两个人的问题，她需要我的帮助。
我立刻自私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是她而不是阿迪有问题。尽管这样，我还是提早下班开车到她家去见她。阿迪住在长岛的北岸，我则住在南岸，所以我们两家的距离并不算远。我估计听她讲完了以后仍可以赶回家去吃晚饭，最多稍为迟一点，我就没有打电话给维丽。
我喜欢到阿迪家串门。他有五个孩子，他们都有许多小朋友经常到家里来玩，潘从来都不介意这些孩子来游戏，还为他们准备了好几罐曲奇饼和大量牛奶。我来到时，只见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草地上玩耍。我和阿迪的几个孩子互相打了招呼，潘把我领到那个有一扇巨大凸窗的厨房里。她已经煮好了咖啡，给我倒了一杯之后，就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抬起头来，望着我说：“阿迪有个女朋友！”
尽管她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依然显得年轻，身段高挑苗条。她生孩子以前曾显得太瘦，现在恰到好处，配上一张性感的脸，带着圣母玛丽亚的神态，十分动人。她是中西部人，父亲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她和阿迪是在大学时认识的。她家三代人生孩子的个人纪录都没有超过两个，而她却生了五胎。在她父母眼中，她简直成了英勇的壮士，他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生这么多，我则清楚个中根源。有一次，阿迪见我对此事好奇，曾开玩笑说：“别看她长着圣母玛丽亚似的面孔，她可是长岛上最好色的妻子中的一个，这对我很合适。”如果是别的丈夫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我会感到很气愤的。
“你真幸运。”我只是冷冷地对他说。
“可不是，”阿迪笑笑，“我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对我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而感到难过，她时时刻刻都不想让我有孤独感，这就是她愿意生一群孩子的原因。”
“你真是太幸运了！”对此我不能不感慨万分。
现在潘居然这样指控他，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了解阿迪，他是绝对不可能对妻子不忠的，也绝对不会做任何事去危害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家，危害这个给他带来幸福的家。
潘那高挑的身子佝偻着，虽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仍紧紧盯着我的脸，她知道如果阿迪有婚外恋，他唯一会告诉的人就是我，她希望我的脸部表情会把她丈夫的秘密泄露出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说，“追求阿迪的女人有的是，但他向来讨厌这种事，他是世界上最老实的人。你知道我不是个设法为哥哥遮掩的弟弟，我从来不说他的坏话，但也绝对不为他护短。”
“这个我知道，”潘说，“可是近来他每周至少有三次很晚才回家，昨天晚上他的衬衣上有口红。还有，他老是在我上床后打电话，深更半夜的，他是给你打的吗？”
“不是。”我说。现在我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回莫非是真的？打死我也难以相信会出这种事，必须赶快找出事实真相。
“他现在花钱比过去多得多……”潘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
我问她：“今天他回来吃晚饭吗？”潘点点头。我拿起厨房的电话打给维丽，告诉她今晚我在阿迪家吃饭。我经常会因为想见阿迪而跑去他家吃饭，维丽早就习惯了，所以什么都没问。我放下电话才问潘：“多我一个人吃饭，行吗？”
她微笑着点点头说：“当然行啦！”
“我到火车站去接他，”我说，“在晚饭前，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还略带夸张地补充一句：“我哥哥是清白的！”
“那当然最好了。”潘微笑着说。
我在车站等候火车的到达，这会儿已是黄昏时分。我心中为阿迪和潘难过，只是伤感中又夹杂有沾沾自喜的成分——以前都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