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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
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
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
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
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
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
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
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
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
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
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
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
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
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
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
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
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
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
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
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
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
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
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
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
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
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他说，“咱不认为那就是
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
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
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
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
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
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
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
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
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
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
维森（见《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
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
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
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裸露在外边），可
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
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
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
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
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唇，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
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
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
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
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
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
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
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
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
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
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
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
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
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
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
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
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
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
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
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
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
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
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
“生门”。
第10节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
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
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
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
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
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
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
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
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
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
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
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
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
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
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
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
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
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
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
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
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
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
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
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
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
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
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
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
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
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