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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因而每个人的头部两侧，都有四只臭脚相陪，机会均等，不偏不倚，无论你向左右
哪边侧卧，都有脚臭可闻；而仰卧占地面积又太大，不被左邻右舍许可。奈何？但是侧卧膝
盖又没有弯曲的余地，只能像倒地的旗杆一样直溜溜地躺着，所以我索性爬起，背靠帐篷半
坐半卧。很快我的地盘就被挤没了，这个姿势我一直坚持到天亮。
进公安分局的第一夜我彻夜未眠，进土城收容所第一夜我也彻夜未眠。这不仅仅因为帐
篷中的脚臭熏天，更使我不得安宁的是这一幅入睡图，地地道道，不折不扣地像密闭的沙丁
鱼罐头，身躯一个挨着一个，首尾相依相接，令人愁思顿起，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竟是这
等睡相。男号如此，女号可以想象，我难以预料我妻子张沪的病弱之躯，能否经受得住这种
苦难，能否把这条苦难的驿路走到头！或者说这条路就没有头，像一首无休止符号的悲怆乐
章，不知哪儿才是脱胎换骨的彼岸，哪儿才是这首苦难乐曲的终止。
姓汪的老头大概前列腺有毛病；一夜起来解小溲几次，有一次他见我靠壁静坐，曾提出
互换位置叫我在他的地盘上睡一小会儿，我谢绝了他的一片好心。和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一
样，帐篷里也不关灯，一只偌大的尿桶摆在靠近帐篷门帘附近的地方，不时有尿碱臊气钻
鼻。除我之外，那些老号们睡得都很香，似乎他们的鼻子对这混浊的臊臭之气已经司空见惯
了；间或有人起来哗哗地撤一泡尿，帐篷里依然是座不起波澜的死城。
倒尿桶差事按铺位轮流。按道理讲，一个星期以后才能轮到我。是不是因为我是刚来的
新号，值班班长点名要我去倒尿。这倒挺合我的心思，因为借机可以到帐篷外面去透透新鲜
空气。吃早饭了，粥桶放在尿桶摆放的地方：在这“蒙古包”内，“装车”和“卸车”在一
个地方，食物装进肚子，黄尿排泄出去。但是，队长讲起人道主义来却毫不含糊，饭罢那面
孔黧黑的管教干部发布命令说：“政府对俘虏都讲人道主义，对你们也不例外，今天上午给
你们衣裳消毒，用蒸锅蒸煮虱子。带来衣裳的换衣裳，没带进来衣裳的，围上棉被。快入
‘九’了，别着了凉闹感冒。”
一声令下，纷纷脱衣。有衣可换的抛出自己的脏衣裳，没衣裳可换的围被而坐。在一片
混乱中，邻居汪老头对我耳语道：“这是摆花架子，棉被缝里都成了虱子窝，煮衣裳有屁
用？”说着，他从棉絮上捏出一个大黑虱子，放在掌心里让我看。“瞅！喝血喝得像口小肥
猪了。”
“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我说。
大值班发现我们在交头接耳，立刻说道：“你们昨天就搞窝窝头的拉拢，今天又搞啥名
堂哩？”
我忙扭回头坐直了身子。
那汪老头儿一伸巴掌：“没搞什么拉拢，我让他看大个儿的黑虱子！”
大值班伸头看了一眼：“捏死它！”
“这是棉被里边的。”老头儿说，“是不是把棉被也拿出去冻冻！”
有人说：“虱子不怕冻。”
又有人说：“去晒棉被，我就得赤身露眼儿了。”
“流氓——”值班班长训斥同类道，“政府为我们蒸煮衣裳，已经是为我们健康着想
了，别扒着房檐上房，不知天高地厚。都坐好，现在我们开始认罪守法的学习。”
于是周而复始的学习开始。穿衣裳的和往常并无异样，披棉的像一个个披袈裟打坐的和
尚。后来，管教干部觉得这实在有碍观瞻，给那些只有一袍一褂的人（大多属于盲流犯罪
的）发了一套黑色棉祆棉裤，说是到了劳改单位后还要把棉衣钱扣回。
不管怎么说，寒天送衣还是解急的行动。结合实例，“感谢政府关怀”和“一定努力脱
胎换骨”之声，在帐篷里不绝于耳。
帐篷内透骨奇寒，我不属于无衣之列，身上穿着的是一件赶大车人披着的破皮袄。老母
亲曾告诉我，这是我姥爷穿过的，几十年的风蚀虫蛀，破皮袄的板面已经脱落，老母亲怕我
冷，在灯下一针一线把那些残破的皮块连结成一体，外边罩上一层黑布面儿，在帐篷里的同
类中还不失为衣着体面人物，乱茸茸的毛皮中是藏虱子和窝生虮子的好地方，因而坐在那儿
打坐念经，浑身不断发生搔痒。我自知这件破大氅已经是虱子繁衍子孙的大本营，几次想过
要扔到帐篷外边去，但始终下不了决心。我不是惜怜这破皮板子，我是惜怜老母亲的心！
唐代诗人盂郊留下名篇《游子吟》。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件爬满虱子的破皮袄上，凝聚着母亲的心血，
母亲的眼泪。因为她不是为出行的游子缝的这件破皮祆，而是为发配劳改的儿子，缝就的这
件衣裳。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这件破皮祆，成了我身为囚徒的象征。有一天，值班班长传下指
令，上午免除学习，排队去照像。在收容所照哪门子像，我真是太幼稚太不识相了，公民有
公民的档案，罪犯有罪犯的档案，在公安分局的拘留所，我的手蘸满黑墨按上了手印和掌
印，留在那张白纸上的活像一只粪叉和狗熊爪子，那是为了罪犯手印存档用的；在土城照像
当然也不会例外，是为这些另册公民编撰另册档案而用，果然不出所料，当我排队等候在一
间红砖房之外时，值班班长拿来一叠长方形纸条，上边没有姓名，只有阿拉伯数字的编号，
塞到我手里的数字是273，这就是我在特殊档案馆里的姓名和编目。我仿照同号的办法，用
大头针把这个号码别在我破皮袄的胸膛部位，这一霎间，我觉得自己似乎是等待枪决的死
囚，已经和人类诀别，惟一不同的是押赴刑场的死囚草标插在背后。这个号码虽只是轻薄的
一张纸条，压在胸口部位却无异于沉重磨盘，在磨盘下的我，可能被绞成肉泥，挤成粉齑。
“273号！”值班班长呼唤着我的代号。
“有。”
“进来照像。”
出于习惯，我拢了拢头上乱蓬蓬的头发，走进那问红砖房。没有座位。没有木凳。我背
靠着砖墙颓然而立。没有镜子，因而无法看到自己的面部表情，但我知道此时的眉字之间，
一定凝聚了卑琐和凄惶。我在青年时代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著作，其中一部名叫《死
屋手记》的长篇扉页上，印着陀翁面部的特写照片。他半低着头，脸上沉沉的忧郁，那是一
幅死囚等待死刑来临之照。想到陀翁的脸，我心头似乎轻松了些，尽管我也是等待发配的囚
人，但毕竟不是等待断头，我还能像蝼蚁般地活着；活在这混沌不清的世纪，活在这知识分
子欲哭无泪的年代！
这次照像给了我很强烈的精神刺激。使本来就忧郁的我倍增了愁楚之情。记得，有一次
收容所全体人员集合，几百号人排在帐篷之间的空隙上听劳改干部训话。我正低垂着头想心
事，有人偷偷拉我的破皮祆袖，回头一看，是在来收容所的路上帮我扛着行李的盗窃犯张啸
虎。他悄声地对我说：“别耷拉着脑袋和老二算账。愁也是活，乐也是活，你就是有天机妙
算，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
“谢谢！”
“听说快要发配了！”
“去哪儿？”
“远到中苏边界兴凯湖，近的地方也许在市郊。全看命了。”
“女号呢！”我想起了张沪。
“没听说。反正不会跟你去同一个劳改点。”
“碰巧了也许会……”
“没那么善心的菩萨，别做梦了。”
“万一……”
“我是‘二进宫’了，对这里边的事门儿清。女号不是去通县‘小五金厂’，就是去清
河农场。那儿是大劳改农场，里边关着万八‘五毒’呢！”
我仍怀有侥幸之心：“就没有照顾一下的可能？”
张啸虎低声笑了：“雷公打豆腐，无产阶级专政还讲照顾夫妻？要是那么慈善，何必送
你俩进土城收容所？”
众目睽睽，身旁有耳，我不敢再多谈什么，便朝他点头致谢（后来，他被送往北国边界
兴凯湖改造）。在我的记忆里，迈进劳改队的门坎，走进大墙墙圈之后，他是第一个为我指
点迷津的朋友。他说的“愁也是活，乐也是活”，给了我一点阿Q式自我平衡的本领。古来
早就有“逆来顺受”的喻世名言，他只不过把它更加具体化了而已。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人，是个右派同类。他名叫徐恭瑾，原是中央戏剧学院声乐系教
师。他在土城的任务是指挥各个号篷里等待发配的人唱歌。徐脸庞消瘦，下巴颏尖尖，但却
有一双圆而明亮的大眼睛。60年代初期，社会还不太时兴留长发，他脑后留了长长头发，
在他指挥“五毒”合唱的得意之时，不时甩动一下披落到额头的散发，无遮盖地显示着一个
落难艺术家的风姿。他年纪大我一轮开外（1960年我27周岁），眼角眉梢布满了中年人早
来的褶纹，尽管他指挥牛鬼蛇神合唱时，眉字间，总要表现出喜悦的神色，但我仍然能看出
亢奋背后隐藏着悲凉，就像舞台上的悲剧角色偶尔也露出欢颜一样。
记得50年代，我走上北京日报记者编辑岗位时，在文化生活版曾读到过艾青一首诗
作。诗的大意是这样的，那白人的小女孩子明明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咧嘴在哭；那黑人的
小女孩明明过着极为贫困的日子，却偏偏在笑。由此诗推断开来，“逆来顺受”是人类生存
下去的哲理之一，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在世界的一角土城，这种生活哲理得到了强
化，也只有强化这种本能，知识分子才得以生存。
后来，我逐渐知道了徐恭瑾的身世。解放前夕，他就步入了歌坛，并取得社会上的承
认。解放后，中国舞台上许多的后起歌坛名流，都受过他的指点。他音域宽厚而洪亮，音质
中还有劈裂感，很适合于演唱男中低音，但在这里他要走串每个帐篷，指挥着那些音盲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唱再唱，唱个没完；间或有集合之际，徐恭瑾
则站在土台上，指挥土城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时，他显得英气
勃发，真像个乐队指挥那般巍然。他的身旁站着的管教股长。劳改队长，也对他投以赞赏目
光——在这一瞬间，他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群山中的珠穆朗玛峰了！
这种情绪对我是个强烈的启迪。他启迪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至于那爬满破皮祆的虱子，
只能吸血，但咬不死一个健康的人，让它拼命吸吮血浆就是了。同时，心头升起了强烈的愿
望：走吧！只要不去黑龙江，无论去哪个劳改点都行，在这不见天日的棉帐篷里打发日子，
憋得心里难受。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在土城等待发配的人的共同心愿。终日
的盘腿打坐，整夜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使帐篷里凝聚了烦躁的气流，有的窃窃私语，有
的占卜去处，有的在半夜的睡梦中叫喊起来：“叫我去劳改吧！黑龙江兴凯湖我也愿意
去！”
我不知土城的劳改干部是否有意等待这样的契机。就如同被久困在笼子中的野兽，一旦
出笼，它们会产生千百倍的疯狂奔力；只有到了这个时刻，待发的囚徒才会自愿地奔向条条
驿路，心甘情愿地去接受各种苦难的惩处。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是在1961年的元月16日，
离开土城的讯号终于传来了：先是在空旷的院子里响起哨子声，接着传下口令，各帐篷里的
人一律到空场集合，听候训令。
那天天空阴沉，天上还筛着雪粒，我穿着那件破皮袄，站在三号帐篷的队伍当中，遥看
周围，同类们个个面露期待之色。仿佛大家面临的不是去经受长期劳役，而是马上要释放回
家似的。这天队伍排列得十分特别，不像往常集合要站成方块的密集队形，而是单行排列，
每个单行之间，都留有约两米宽的空隙，好像有什么人要从这空隙间通过，就如同国宾检阅
仪仗队的那种阵势，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不知什么人的检阅一般。
汪老头铺位挨着我，站队也紧挨着我。他低声说：“真要离开土城了，还不知你我运气
咋样呢！”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的话。
“这是劳改队来挑人了，只是不知哪儿来的！”
“不是‘连锅儿端’吗？”
“哪个劳改队也不愿意要老残！”他在为自个儿忧心。
原来行列之间的空隙，是为来挑人的劳改干部留的路，并不是所有的土城人，都能离开
这地盘的。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