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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十年精华-第5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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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的。这就是共产党人领袖马克思的家庭生活的真实图景。

Number:2270

Title:打“哑谜”的孩子作曲家施光南的故事

作者:王维俭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文化娱乐

Date:1982。12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音盲”家庭

1940年,施光南诞生在山城重庆。4岁的时候,在小学当校长的妈妈不忍心把最小的宠几独自锁在家中,便把施光南带到了自己任职的小学里读书。

翌年,重庆市准备举办小学生音乐比赛。学校举荐颇宫天资、锋芒初露的施光南去登台竞技。赛前,音乐老师煞费苦心,为他精选演唱曲目。施光南却不以为然,另辟蹊径,哼哼唧唧,自编了一首歌:“春天到了,桃花开开,小鸟飞飞,黄鸳在树上叫。它们快活,我也快活,我们大家都快活。”赛场角逐,施光南一鸣惊人,居然荣获小学乙组第二名,抱着大木马奖品,凯旋而归。这支被他母亲记录下歌词的歌曲,就是施光南的处女作《春天到了》。那年,他刚刚五岁。

家庭熏陶,耳懦目染,子承父业,似乎应是造就,‘神童”的天赐良机。说来难以相信,酷爱音乐的施光南却名副其实地生长在一个“音盲”的家庭:姐姐习文,哥哥学工,妈妈办教育,爸爸搞经济,全都与音乐绝缘。既无渊厚家学,又无名师点拨,幼年的施光南音乐天赋之高、创作灵感之强,叫人赞叹不已。

打起了“哑谜”

1956年盛夏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音乐会在人民剧场举行。谈笑风生的人们熙熙攘攘,鱼贯涌入明亮的大厅。此刻,一位少年缓缓地踱着步子,徘徊在路灯的阴影下。他真想喊一声:“谁有多余的票子?”但是不敢。他在急切中默默地等待着。有位好心的大叔看出了少年的心思,免费赠送给他一张晚会票。他如获至宝,欣喜地连连道谢。

“下一个节目:《懒惰的杜尼亚》……”优美动听、明丽欢快的旋律,博得了真诚的掌声。等票的少年笑了……

还是这一年的夏天。在青岛高干疗养区俱乐部,舞厅乐池中竖立着一排排的乐谱架。一位少年好奇地翻动着乐谱。突然,他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晚上,少年悄悄地坐在舞厅的一隅,静静地期待着。终于,乐队开始演奏一首《圆舞曲》。少年又笑了……

1957年夏天,北京101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即将毕业。学生会主办的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给他们带来过多少欢乐和愉快呀!对!精选成册,捐款誊印。当辑录了三十多首中外民歌的册于出版后,学生当中的一个那位等晚会票和被拒之舞厅门外的少年,再一次笑了……

他为什么笑?原来,那连行家也没提出过疑问的《懒惰的杜尼亚》和不胫而走,流传到青岛的佚名的《圆舞曲》及装订成册的三十多首中外民歌,根本不是有着“阿查都力亚”、“方耀”、“阿热布森”等古怪名字的作曲家的作品,而统统出自施光南之手。

施光南为什么要跟社会打哑谜?其一,当时他十分腼腆,怕羞,不喜张扬;其二,他觉得好玩,‘哑谜”使他感受到某种心灵上的快乐,其三,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不偏不倚的公允评价。基于此,他接办《圆明园歇声》以后,在刊载当时流行歌曲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私货”那些标着不同国家、民族、作者而实则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塞进了这个刊物。施光甫十二岁时创作的《懒惰的杜尼亚》和《圆舞曲》,就是通过这个刊物以讹传讹,流传到了社会。

落第,从头开始

初中毕业,施光南执意要考音乐学院附中,而父母希望他按部就班学完中学课程,就这样他被劝阻住了。父母的疏忽给儿子的心灵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报考音乐学院!”上音院附中的希望破灭后,施光南只有背水一战,直接报考音乐学院了。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招生简章上白纸黑字:考生要具有相当水平的乐理、和声知识和一定的钢琴水平。乐理知之甚少;和声,一窍不通;钢琴,没有摸过,连五线谱还不太熟悉呢,能行吗?“考!一定要考!”妈妈知道儿子未偿的宏愿后,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你是这样热爱音乐你现在需要什么?”“一切从头开始。学习钢琴。”这时,离考期仅剩半年时间了。

施光南临阵磨枪,买来一本《拜尔钢琴初级教程》。母亲四处托人,寻找钢琴教师。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一位家住东单的私人钢琴教师林太太。带上学费和礼品,施光南随着母亲匆匆赶到了林太太家。

林太太正在教一个很小的女孩子弹琴,看到“不速之客”上门,问:“找谁?”“我们是来学钢琴的。”“谁学?”“他!”母亲连忙把身材高大的施光南推上前去。17岁的施光南恰好跟学琴的小女孩站到了一起。“他?我从来不教这么大的人。喏,手指早僵了。”母亲一再解释,林太太无动于衷,母亲只得无可奈何地拉着施光南从原路返了回去。

一晃半年,施光南忐忑不安地走进了考场。第一关是笔试。由于不懂音乐术语,答得风马牛不相及。第二关是面试。坐在当中的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说:“先弹一首奏鸣曲吧。”“我只能弹莫扎特的《G大调小奏鸣曲》。”考场一阵骚动。这样简单的曲子,只配去考音乐小学!纵是这样简单的小曲,施光南还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死抠出来的。施光南有些心虚,手指颤栗,不断出错,整个乱了套,只弹了四分之一就再也弹不下去了。

……

企望金榜题名,偏偏名落孙山,施光南看榜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了。正当他处于山穷水尽之时,突然接到了江定仙教授的一封书信:“施光南同学,你的基础知识较差,但考虑到你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和作曲才能,建议你去附中插班学习,打好基础。”

东去的列车,把施光南带到了海河之宾的天津。他将在当时还设在这里的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开始新的生活。

攀登音乐殿堂的道路,还刚刚开始。

Number:2271

Title:打开节育诊所的大门

作者:玛格丽特·桑格

出处《读者》:总第23期

Provenance:科普文摘

Date:1983。1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冯大雄

1916年10月16日清晨,秋高气爽,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我打开了美国第一所节育诊所的大门。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这是一件对美国妇女界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

三年以前,我作为一名专业护士,在陪同一位医生去纽约东区出诊时,曾亲眼看到一位母亲因私自堕胎而惨死。在此之前,医生拒绝向她传授避孕知识。这个妇女只是千百名受这种苦难的美国妇女之一;仅在纽约一地,我听说每年就有十万次堕胎。

那天晚上,我认识到,我决不能再当一名无所作为的护士,眼看母亲们受苦和死亡了。

我曾在荷兰学医,那儿的节育诊所已有了三十八年历史。这段学习生涯,使我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节育指导。我的妹妹也是个护士,她可以当我的助手,但是纽约州的刑法规定,只有医生才可以传授节育知识,而且只有在防抬某种疾病时才可以这样做。这里所谓的疾病,就是指性病。我希望能把这条法律条文的解释放宽一些,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妇女免于因生育过多而导致健康状况恶化,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不是医生,对任何人传授节育知识就是非法的。但我觉得,如果让妇女掌握生儿育女的科学知识也算违法的话,那末这条法律本身便是应该违反的。

在布鲁克林,我选择了布朗斯维尔区。那儿又脏又穷,拥挤不堪,居民都是辛劳的男女工人,他们的贫穷使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获得节育知识。有一位热心的年轻人与我志同道合,从芝加哥赶来帮助我。

我们总算在安波依街46号找到了一位好心的房东拉宾诺维兹先生,他底层的两间房愿以每月五十美元的代价租给我们。我们买了些廉价的家俱,拉宾诺维兹亲自动手,花了两个小时,把房间漆得雪白,一尘不染。他说,“有点像医院了。”我们散发了大约五千份传单,上面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系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

写着:

母亲们!

您养得起一个大家庭吗?您还想再要孩子吗?如果不想要,何必再养呢?

别杀害小生命,别冒性命危险,但要事先预防

要了解安全可靠的知识,请上布鲁克林安波依衔46号,找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请转告您的朋友和邻居们。

欢迎诸位母亲光顾

人们会来吗?当然会来!什么也阻挡不住她们!

第一天开张,门前就站着一排妇女。当天,就接待了一百多人,以后从早到晚,来人不断,既有犹太人,也有基督徒。妇女们从老远地方赶来(报纸的报道,为我们作了宣传),为了要来听一听生育的“奥秘”,她们本来以为这种知识只有有钱人才可以掌握,而穷人是无缘与闻的。

我和妹妹每次向八名妇女讲授避孕技术。病史都记录在案,如果我们的工作将来有点成绩的话,这些记录将具有根高的科学价值。

这些妇女每人都有一段辛酸的往事。有一个说她养了十五胎,只有六个活着。“我今年37岁,可您瞧瞧我的模样,就像有50岁了!”还有一个已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又怀孕了,她已经堕胎两次、流产多次。她家务劳累,还要到那种挣钱很少的小作坊里去制帽子谋生,她精疲力尽,神情沮丧,有点神经质。我对她们满怀同情。

不过碰到的也不尽是伤心事儿,也经常遇见兴高采烈的采访者。一位杂货商的老婆顺道走进来祝我们好运气,一位德国面包商给我们送来炸面饼圈,他老婆把我们的传单散发给每个经过他们铺子门口的过路人。当我们忙于工作,没时间出去吃饭时,拉宾诺维兹太大便会走过来,说:“如果我现在拿点热茶来,您能不能叫她们等一会?”

到第十天,一个衣着整齐、脸色铁青的女人穿过等候着的人群,走进我房间,盛气凌人地说:“玛格丽特。桑格,你被捕了。我是警察局的。”三名警察缉捕队员(缉捕队的主要职责是取缔卖淫和赌博等非法活动)立即出现了。他们把来就诊的妇女们赶在一起,叫她们排好队,把她们当成妓女似的对待。妇女们哭了起来,她们手中的孩子也哭了。诊所里一片混乱,像个疯人院。“袭击者”还没收了我们四百多份病史和一些宣传材料。我据理力争了半个小时,才说服他们放走了这些可怜的母亲们。这时,一传十,十传百,闻讯赶来的人群挤满了大街。报馆记者和摄影师也挤在人群中。出于自尊心,我拒绝坐进囚车,坚持步行一英里到法院去。我走在“袭击者”前边,后面跟着一大群围观者。

当天晚上,我在雷芒德监狱过了一夜。牢房之污秽,令我终生难忘。被褥又脏又臭,我只得用大衣把身子裹紧。蟑螂在四周乱爬,一只老鼠从地上穿过,吓得我大叫起来。直到第二天下午,我的保释手续才算办妥。我走出监门时,看到那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人,她一直守候在那儿。

我马上重开了诊所。可是这一回,警察局逼着拉宾诺维兹写了收回租赁的文件,理由是我“蛊惑人心”。我再次被捕。这次坐进了囚车,当车开走时,我听到一声尖叫…位妇女一面推着童车,一面哭喊着:“回来呀!回来救救我哪!”正当我陷入失望和屈辱的深渊时,四面八方都伸出了援助和同情的手。有人向我提供法律帮助,医生们也群起支持我们。同情者们甚至还在卡内基大厅举行了一次声援大会。

对我的审讯于1917年1月29日在布鲁克林举行。约有五十名母亲来法院旁听。她们对着我微笑、点头,设法鼓舞我。

起诉书言词激烈,咄咄逼人,使我十分惊奇。因为在我看来,法院是荒唐透顶、毫无理由的。我决不会否认我曾传授节育知识,我的确是故意违反这条法律的。

来自布朗斯维尔的母亲们一个接一个被传作证。地方检察官问道:“你以前见过桑格夫人么?”

“见过,在诊所里。”

“你为什么到那儿去?”

“求她帮我别生娃娃。”

“你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了么?”

“得到了,谢谢。那挺管用的。”

法庭辩论进行了好几天。

最后在一个冬日,法官约翰·富雷希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大声说:“我们所关心的,是维护法律,依法办事。现在,既然这条法律条文依然存在,”他转向我的律师,“这位夫人愿不愿意在此作出承诺,保证遵守这条法律?”

他转而问我道:“你怎样答复,桑格夫人?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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