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嵋椋鸩菰挤ǎ凑胀糁鞯场⒀种髡⒎胫骶姆止ぃ凭傺治轿醒胝飨�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在北平就职。（《冯玉祥年谱》）
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所选定的就职时间：9月9日9时9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均以九为至尊，阎锡山此刻难道不是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满足成为全国中央政府之尊的欲望？与蒋介石的势力划分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好，与冯玉祥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也好，能够靠自己的实力一夜之间走出山西“独立王国”，成为一国的政府元首，恐怕是使阎锡山改变自己的一贯作风，贸然走出一步险棋的内在原因。
“九”的选择并没有让阎锡山美梦延续。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九天之后，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支持蒋介石，把阎锡山和冯玉祥逼进了死胡同。这一与数字“九”有关的巧合，对于阎锡山无疑是一最大的嘲弄，且将之看作是他的盛衰史中的一段富有含义的插曲。
时间的巧合，不只发生在阎锡山身上。
张学良是在1930年9月18日通电支持蒋介石的，一年过后，1931年，还是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士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1932年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2月29日，阎由河边村前往太原，宣誓就职，再度开始对山西的统治。失败过的阎锡山不会忘记教训，他回到了从前的自己，把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山西，暂时失去了与他人争天下的雄心。如今在河边村阎锡山故居的一对廊柱上，可以看到镌刻的一副阎锡山亲撰的对联：业宏根于识足，国健凭于计周。其中的自省颇值得细细体味，不知是否为他在失败后撰就。
蒋、冯、阎三人重新站到了一起。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该如何面对日本的侵略？。但是，中原大战已使彼此元气大伤。等待他们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还有他们各自命运的大逆转。此时，他们或许真的该为进行中原大战而后悔——如果他们有反省的话。 握手——交恶——对阵——再握手……三巨头的历史变奏曲，就这样在硝烟弥漫中起承转合。
完稿于2005年5月5日，正值北京狂风大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岳，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
《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
《千千万万中国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王鹿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
《我的生活》，冯玉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冯玉祥年谱》，蒋秋生，齐鲁书社，2003年9月
《阎锡山与家乡》，陈应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0月
《山西史纲》，降大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铁窗岁月
朱正琳
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的同龄人大多下乡插队去了，从“红卫兵小将”变成了“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好像已不再那么“如火如茶”，一种怀疑的情绪在滋生。——学会自己动脑子想事的人确实多了起来。有人立即敏感到了，于是下达了一个“中央精神”：社会上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国各地产生了一批“无组织、无纲领但实质上是”的反革命集团。后来还听说，这些集团常常标有“读书会”、“马列小组”的名号。既是“中央精神”，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小小山城（贵阳市）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很快，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就被挖了出来，而我赶得巧，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个集团人数众多，据说我是属于“学生支部”的，可能还有“工人支部”和“总部”之类。反正一网打尽收进牢里的接近三十人，留在牢外进行审查的“外围人员”就说不清有多少了。还有在同一号子里呆着，而彼此不知道是“同案”的。——事实上这个集团的人大多互相不认识。
我入狱的那年二十四岁，出狱的那年二十八岁。四年多的时间一直关押在看守所，是所谓“未决犯”。无人理无人问的“未决”状态持续的时间一长，就不免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应。——很没劲的事也会刻骨铭心！
屈指算来，我出狱也有三十年了，有一个梦却一直在追逐着我。我老是梦见自己又被收监！说是案子还没有结，说是案子还需重审，说是案子又查出新问题……号子里照例已有一帮人，有熟面孔也有生面孔。见到熟面孔还会打招呼寒暄，接下来是寻思怎样通知亲友（这些年还与时俱进地想找电话），怎样找管教干部询问案由，还有怎样面对新的铁窗岁月。梦中时态是现在进行时，绝非过去情景的再现。我心里知道我已经出狱很久，考上过北大，到报社工作过，但案子又发了……梦变得十分真实，同样真实的是我的感觉与思想。焦虑、愤怒、猜测与盘算，剧烈的内心活动，清晰的思路，完全与醒着一般。最尖锐、最鲜明的是一种意志，我不能再忍受这无止境的牢狱生活，必须尽快开始想办法争取出去。绝食、越狱、铤而走险！
这个梦还有一个姊妹篇，那就是我妻子的一个梦。而且也是现在进行时的。她老梦见我又被抓进去了，她得赶紧给我准备点东西送去。
有完没完？这场大梦真是醒不过来啊！
那年头，那地方，还有那样一种人生境遇，确实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已三十余年。眼睁睁看着老之将至，我终于提起了笔：横竖我写它一回！
叙事曲
四十年前的一个寻常的下午，我和一位机械学校的同窗好友隔着学校锻工车间的一个窗户在说话。说什么记不得了，我为什么会去车间找他记不得了，到了车伺我又为什么没进去也记不得了。我只记得，说着说着他忽然眼睛一亮，用手指着窗户上的铁栏杆说：“铁窗！”——车间的窗子很粗犷，不像如今装有防盗栏的民居窗户那么秀气，容易让人想起电影里看到的监狱。这个镜头似的片断永久性地嵌入了我的记忆，清晰而又鲜明。于是我知道，我生命中有那么一个寻常的下午还没有完全消失。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真够傻的，少年时好些人竟然对铁窗怀有一种向往之情！提起铁窗就觉豪情顿起，诗意横生。说怪也不怪，其实那也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时代的英雄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就叫《铁窗烈火》，还有《在烈火中永生》、《不死的王孝和》、《王若飞在狱中》，还有《红岩》、《革命烈士诗抄》，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巴黎公社活动家传略》，还有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意大利的烧炭党人，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和老布尔什维克们……还有课内课外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
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串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眼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所以曾坐牢二十年的旧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狱中的日子是“生命的钟停摆的时候”。
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
从高高的铁窗可以看见窄窄的一段小山坡，山上草色青青，无端惹得我浮想联翩。我想象那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张至亲至熟的面孑L，笑着对我招手。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想象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通知亲友来寻找这段山坡。当然这只是白日梦。看守所里是没有“接见日”（劳改营里的叫法）的，亲友只可送一些日常用品来，由管教干部转交。可以附上一张纸条，写明送了哪些物品，不得有其他话。里面的人在条子上签个字表示收到，更不能写别的。所以，山上的草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我的白日梦依然没有个尽头。偶尔还真听见山坡上有人声笑语，有一次还看见淡黄色的衣衫晃动（看不见头脸），我只能庆幸我没有心脏病。
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我住的那个号子，铁窗大约是西向的，阳光总是下午开饭前进来，开饭后出去。开饭的时间一般在四点前后。阳光一走，明显就暗下来了，号子里有一个漫长的黄昏。饭后的心情不再骚动，估摸着今天这—天再没什么盼头。一饭吃过了，提审和放人很少在这个时候进行。白天像狗一样竖着的耳朵耷拉下来，外面的动静变得不那么具有刺激性。人有点懒洋洋的。大好晴天，霞光晚照映射了几个来回，让号子里也能感觉到外面的黄昏是金色的。
接连有这么几个金色的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回荡着悠扬的口哨声。吹的曲子我恰好熟悉，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我在入狱前听过唱片，有一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来覆去地听了几十遍，恰好也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也许是接受了曲名的暗示，我觉得这曲子在回肠荡气地叙说往事，让我一个初涉世事的毛桃小子也好像有了一个悠远无尽的过去。出狱后看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影片中，得了绝症的波隆贝斯库最后在海边用小提琴奏的就是这首曲子。过往行人中有人间：“这是什么曲子？”一个金发小女孩仰面回答：“多依娜！”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名，原先唱片上所见的“叙事曲”怕是中译者所加。无巧不成书，影片中的这一情节又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
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琢磨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决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紧隔壁�